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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了大三甲,回不去小县城,985医学毕业生“被出局”

文章来源: 八点健闻 于 2023-03-15 09:13:46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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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复旦大学医学院,并没让王河(化名)开心。

学临床医学的王河是上海本地人,今年考研二战成绩不理想,正等待调剂或转行。

咖啡馆里,他拿着一根还未拆封的吸管比划:临床医学是一条封闭而漫长的道路,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读完五年本科考研,考完研考博,考完博“规培”(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简称),最后进医院当医生。

“这是一座独木桥”,他说,“谁都能看到终点,但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终点。”

在疫情掀起千层浪的动荡年代,各行各业兴衰交替,唯独医生这份职业看起来依旧稳固、体面,是人们眼中除了考公外的“铁饭碗”。

而疫情放开后的2023年,90多万医学生面临的就业竞争比往年更加残酷。医直聘联合创始人练军良告诉八点健闻,今年很多效益一般的医院的在职医师开始蠢蠢欲动,想去好城市的大医院,跟应届毕业生抢工作,导致学历内卷和科研内卷越来越严重。

众人过窄桥,学历通胀,医院门槛水涨船高。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就被老师告知,每届200人的学生里,最后只有约70人能成为医生。

考研和考博,是筛选掉这些独木桥上的医学生的两个节点。

而和王河一样的985医学生,起步已超过了半数独木桥上的人。他们更不愿意 “向下兼容”,离开北上广,到县城做基层医生。越精英,掉队后的失落感越强。在一些985医学生的观念里,要是沦落到去社区卫生院,就是“对不起学校”。

困在学历里的医学生们,早已过了“有好多奢望”的二十一岁,成了《黄金时代》里“挨了锤的牛。”

越来越窄化的世界观、越来越受限的选择中,有人在独木桥上死磕,挣扎几次,成功“上岸”;而有的人在一次次的碰壁后心灰意冷,选择出国、转行或考公。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考公务员,在当下也并非新鲜事。

临床本科生走进“考研时代”

王河没有料到自己会跌落独木桥。

2020年,无缘保研的他在上海的医院里找不到工作,决定报考本校研究生——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

就算是顶尖医学院校毕业,以王河的本科学历,在上海仍然连社区中心的规培都进不去——三甲医院只收顶尖博士,社区中心只收硕士,这是上海医学生们心知肚明的共识。

那段时间正值医学生的实习期,王河每天在医院里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下班才有空回家学习到深夜。最晚的一次,带教老师在临下班前突然要做一台解决下巴囊肿的手术,需要王河留下来,帮忙打下手,手术持续到10点。王河半夜从医院回家,又打开台灯,开始复习考研。

王河非常不情愿。打杂性质的医院实习,相较于积攒“临床经验”,不如说更像是在“浪费时间”。比起穿上白大褂上手术台,考研才是近在眼前的火拼前线。他们似乎宁愿拿这些时间多做几套题,多看几页考研的教科书。

雪上加霜的是,研究生录取分数线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上涨的脚步。河北某医院的年轻医生李新,2017年以340多分的成绩顺利被北京协和医学院专硕录取。如今,他惊讶地发现,一位师妹考了370多,竟然只是“压线”拿到了学校的复试资格。

而王河考研的2021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分数线是370多分,且一反常态地划了一条220分的超高“单科线”,比以往高了近20分。“就算考过学校线,单科过不了单科线,照样没书读”,王河说。

不出意外地,王河考研失败。他当即决定“二战”——作为上海人,王河觉得自己反而更没有退路:“外地同学说不定还能回家,边规培边考研。但二十年土生土长在上海,必须留下来,没有别的出路。”

“反正做医生的周期已经够长了,再多一年又算什么?”抱着这样的想法,王河开始“二战”。为求稳,这次他调整了目标。对精神科感兴趣的他,报考了另一所985大学的精神科。

但王河的二战,注定是一场更为艰难的挣扎。

在李新考研的2017年,考研人数才刚刚突破200万。而五年后的2022年,轮到王河考研时,考研人数飙升至457万,是当年的2倍多。过去6年间,我国每年的考研人数增长都在30万以上,去年最为离谱——相较于2021年,2022年的考研人数增长了80万人。

王河没有详细说二战的情况,只说考得不好,看调剂。“调剂不上,也许会和我爸一样,转行卖保险。”王河苦笑。他还是会有些失望,做医生很有安全感,每个阶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不想像别人一样,拿着一张本科文凭,就直接跳进求职的大海。

王河一些外地同学们,有的会选择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里,找个医院规培,结束后直接就业,或者边规培,边二战,甚至三战。

但现在,给学生们的第二次机会正在慢慢消失,规培的大门也在慢慢关闭——有消息称,河南和湖北今年不允许非应届毕业生参加规培。也就是说,如果边规培边考研,考专硕的机会只有三次。而那些全脱产准备二战考研的学生,将直接无法报考专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内部人士委婉地告诉八点健闻,受疫情影响,这两三年就业率都不好。“上海教委跟在屁股后面要我们提高就业率。”他最后表示,2023届可能也没有好的结果。

根据2020年7月8日发布的《丁香人才2020应届生就业流向报告》,文章发表时,超6成毕业生还处于找工作的状态,仅有23%的应届生已经签约就业;谈到疫情对找工作的影响,34%的人表示单位招聘信息延迟或取消,27%的人认为是线下招聘会延后或取消,另有17%的人,由于封控而错失了笔试或面试机会。

卷到底的学历,卷不完的科研

考上研究生的幸运者,并非万事大吉。

医学生职业道路的独木桥上有两个“筛选”点:一次在考研,另一次在考博。每个节点,独木桥上都会“掉下去”一批人。

2023年年初,上海某顶级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温雅意识到自己今年考不上博了。

往前推半年,她还在毕业论文中挣扎。2022年10月,她开始投论文,同时准备博士申请材料。

她采取的是“广撒网”策略。投遍上海、北京、杭州的医学院校,她唯独没有投本校——因为打听一圈后发现“没戏”。本校大多数博导都有自己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也大多有读博意愿。这种情况下,博导都会优先招收自己带的硕士,温雅基本不可能硬挤到别人的“师门”下。“就算投了,也大概率会成为炮灰。”

真正开始申请博士,她切身感受到了“卷”,“每个人手上都有十几篇文章”。而科研能力是博士申请评价体系中的大头,占比足足60%,包括文章数量、文章所在分区、影响因子、是否是一作,等等。

靠着包括十几篇一区顶刊论文在内的丰硕科研成果,即将进入国内顶级医院的某985高校博士宋超,成为了所有受访者中在独木桥上走得最远的人。作为科研领域的“老油条”,他也观察到了近些年医学生科研的愈发内卷。

“时代早就不同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据他观察,十年前,有一篇影响因子为十分的论文就能留在上海顶级医院,但现在还要再追加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从前本科生不需要做科研,跟着学习就行,现在连本科生都需要原创性成果,“不然不可能进顶级单位。”

科研内卷,学历贬值——独木桥上的“拦路虎”正愈发强大,走下去变得愈发困难。

读研三年,温雅只发了一篇论文。这其中有课题组的因素,也有疫情耽误半年实验的因素。毕业时,看着自己唯一的成果,她感到难过,因为“一切靠自己摸索,读研读得其实蛮辛苦”。

但一切已成定局,能做的只有向前看。在得知所有博士申请落空后,她立马调转船头,开始找工作。

和其他人相比,温雅是幸运的。在上海解封前后的几个月内,她所在学校举办了多场互选会,帮助学生就业,温雅最终成功进入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作为最基层的小医生,她要出门诊、值夜班;下班回家后,还会在晚上七点半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打第二份工”——写标书,申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因为她依然想读博,想做研究,“相比门诊窗口,我更喜欢实验室”。她希望能在工作中积累一些成果,几年后继续申请博士。在她身边,如此曲线救国的人不在少数。

但这个过程同样艰难。作为年轻医生,她没有资金,没有数据,只能靠硕士期间的研究中剩下的一点问题申请项目和经费。

“掉队的人”,另寻他路

相比于执着考博的温雅,上海某顶级医学院在读学硕刘可的脚步慢了下来。看着漫漫前路,他感到疲惫。

和王河不同的是,刘可并不喜欢医学生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感觉——虽然在之前的七年中,他没想这么多,“顺顺利利地总能当个副主任。”靠着多年读书的惯性,他读完5年本科,本着继续读博的想法考取上海顶级医学院的学硕,如果一切顺利,他会继续走下去。

但如今的他卷不动了。“一想到后面还有主治、副主任、主任……要卷这么多年,我着实有点乏了。”说这话时,刘可刚办完复学手续。去年4月左右,他患上了抑郁症,只能休学回家休养。

他为申博而“揽下”的大课题,进度完全被打乱。记不清多少次,刘可因被封控而错过了回收标本的期限,甚至“一停就是半年”,只能反复重做。这使他没能完成原本有信心在两年内完成的课题。

刘可撑不下去了。

刚进医院做科研时,刘可对周围的一切好奇又兴奋,做什么都很有动力,“感觉对自己的期望更高了”。那年,他所在科室的独立研究所刚落成,“很大,估计有两三百个平方”。看着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器械逐渐把空旷的实验室填得满满当当,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像是受到了嘉奖一般。

他能见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与导师一起研究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偶尔还能跟以前的同学吹牛,“我碰到的这些病人,他们见都没见过。”

留在上海,是他休学之前的想法。

现在,刘可累了。曾经,觉得毕业不做医生对不起这八年的努力,但如今,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他慢慢发现好像去企业工作也挺不错。“企业也招医学生,人家都去了,我去也很正常。”

同时,刘可发现,疫情期间医院收入堪忧,一些科室不怎么看病人,甚至都发不出工资。“我们科的工资没受太多影响,但一些科主任自己疫情期间的奖金也就一两千块,真的发不出钱来。”

因为疫情而改变人生轨迹的医学生们,不止刘可一人。这场瘟疫在彻底打乱人们生活节奏的同时,也让许多医学生意识到,原来眼前不止一种选择。

也许走上岔路也是可以的?也许不卷学历、不卷科研也是能接受的?“跌落”独木桥的人,真的是所谓的“掉队”吗?除了考试之外,真的只有永远无法“上岸”的求职汪洋吗?

除了回二线城市“躺平”,越来越多的985医学生们也将目光放在了考公上。

即将毕业于上海某医学院的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陆鸣(化名)发现,曾经的学长学姐里,很少听到有去考公的,“偶尔有一两个”。但去年,至少他知道的想要考公的同学,就有两三个。“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我感觉身边读完八年制博士出来不做医生的人,是比以前要多的,”他说。

刘可也考虑出国。在国外的大部分国家,他虽然不能继续学医,但可以读一些生命科学类的学科,比如生物或公共卫生。在国外读博,刘可不仅能争取全额奖学金,还能赚一笔工资。

上海某985大学医学院的小缪也走上了出国的路。读了五年临床医学本科,他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医院的工作节奏和体系。加之保研无望、考研失败,小缪决定放下这掂了五年的重担,出国读商科。

在他一战失败,被迫休息的一年里,小缪申请到了两所院校的商科和健康管理交叉项目,还获得了学校提供的20%学费减免。

“我对成功的定义很狭隘,就是赚到钱。”小缪说。“但我知道,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办法真正经济独立的,所以我想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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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了大三甲,回不去小县城,985医学毕业生“被出局”

八点健闻 2023-03-15 09:13:46

考上复旦大学医学院,并没让王河(化名)开心。

学临床医学的王河是上海本地人,今年考研二战成绩不理想,正等待调剂或转行。

咖啡馆里,他拿着一根还未拆封的吸管比划:临床医学是一条封闭而漫长的道路,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读完五年本科考研,考完研考博,考完博“规培”(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简称),最后进医院当医生。

“这是一座独木桥”,他说,“谁都能看到终点,但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终点。”

在疫情掀起千层浪的动荡年代,各行各业兴衰交替,唯独医生这份职业看起来依旧稳固、体面,是人们眼中除了考公外的“铁饭碗”。

而疫情放开后的2023年,90多万医学生面临的就业竞争比往年更加残酷。医直聘联合创始人练军良告诉八点健闻,今年很多效益一般的医院的在职医师开始蠢蠢欲动,想去好城市的大医院,跟应届毕业生抢工作,导致学历内卷和科研内卷越来越严重。

众人过窄桥,学历通胀,医院门槛水涨船高。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就被老师告知,每届200人的学生里,最后只有约70人能成为医生。

考研和考博,是筛选掉这些独木桥上的医学生的两个节点。

而和王河一样的985医学生,起步已超过了半数独木桥上的人。他们更不愿意 “向下兼容”,离开北上广,到县城做基层医生。越精英,掉队后的失落感越强。在一些985医学生的观念里,要是沦落到去社区卫生院,就是“对不起学校”。

困在学历里的医学生们,早已过了“有好多奢望”的二十一岁,成了《黄金时代》里“挨了锤的牛。”

越来越窄化的世界观、越来越受限的选择中,有人在独木桥上死磕,挣扎几次,成功“上岸”;而有的人在一次次的碰壁后心灰意冷,选择出国、转行或考公。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考公务员,在当下也并非新鲜事。

临床本科生走进“考研时代”

王河没有料到自己会跌落独木桥。

2020年,无缘保研的他在上海的医院里找不到工作,决定报考本校研究生——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

就算是顶尖医学院校毕业,以王河的本科学历,在上海仍然连社区中心的规培都进不去——三甲医院只收顶尖博士,社区中心只收硕士,这是上海医学生们心知肚明的共识。

那段时间正值医学生的实习期,王河每天在医院里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下班才有空回家学习到深夜。最晚的一次,带教老师在临下班前突然要做一台解决下巴囊肿的手术,需要王河留下来,帮忙打下手,手术持续到10点。王河半夜从医院回家,又打开台灯,开始复习考研。

王河非常不情愿。打杂性质的医院实习,相较于积攒“临床经验”,不如说更像是在“浪费时间”。比起穿上白大褂上手术台,考研才是近在眼前的火拼前线。他们似乎宁愿拿这些时间多做几套题,多看几页考研的教科书。

雪上加霜的是,研究生录取分数线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上涨的脚步。河北某医院的年轻医生李新,2017年以340多分的成绩顺利被北京协和医学院专硕录取。如今,他惊讶地发现,一位师妹考了370多,竟然只是“压线”拿到了学校的复试资格。

而王河考研的2021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分数线是370多分,且一反常态地划了一条220分的超高“单科线”,比以往高了近20分。“就算考过学校线,单科过不了单科线,照样没书读”,王河说。

不出意外地,王河考研失败。他当即决定“二战”——作为上海人,王河觉得自己反而更没有退路:“外地同学说不定还能回家,边规培边考研。但二十年土生土长在上海,必须留下来,没有别的出路。”

“反正做医生的周期已经够长了,再多一年又算什么?”抱着这样的想法,王河开始“二战”。为求稳,这次他调整了目标。对精神科感兴趣的他,报考了另一所985大学的精神科。

但王河的二战,注定是一场更为艰难的挣扎。

在李新考研的2017年,考研人数才刚刚突破200万。而五年后的2022年,轮到王河考研时,考研人数飙升至457万,是当年的2倍多。过去6年间,我国每年的考研人数增长都在30万以上,去年最为离谱——相较于2021年,2022年的考研人数增长了80万人。

王河没有详细说二战的情况,只说考得不好,看调剂。“调剂不上,也许会和我爸一样,转行卖保险。”王河苦笑。他还是会有些失望,做医生很有安全感,每个阶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不想像别人一样,拿着一张本科文凭,就直接跳进求职的大海。

王河一些外地同学们,有的会选择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里,找个医院规培,结束后直接就业,或者边规培,边二战,甚至三战。

但现在,给学生们的第二次机会正在慢慢消失,规培的大门也在慢慢关闭——有消息称,河南和湖北今年不允许非应届毕业生参加规培。也就是说,如果边规培边考研,考专硕的机会只有三次。而那些全脱产准备二战考研的学生,将直接无法报考专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内部人士委婉地告诉八点健闻,受疫情影响,这两三年就业率都不好。“上海教委跟在屁股后面要我们提高就业率。”他最后表示,2023届可能也没有好的结果。

根据2020年7月8日发布的《丁香人才2020应届生就业流向报告》,文章发表时,超6成毕业生还处于找工作的状态,仅有23%的应届生已经签约就业;谈到疫情对找工作的影响,34%的人表示单位招聘信息延迟或取消,27%的人认为是线下招聘会延后或取消,另有17%的人,由于封控而错失了笔试或面试机会。

卷到底的学历,卷不完的科研

考上研究生的幸运者,并非万事大吉。

医学生职业道路的独木桥上有两个“筛选”点:一次在考研,另一次在考博。每个节点,独木桥上都会“掉下去”一批人。

2023年年初,上海某顶级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温雅意识到自己今年考不上博了。

往前推半年,她还在毕业论文中挣扎。2022年10月,她开始投论文,同时准备博士申请材料。

她采取的是“广撒网”策略。投遍上海、北京、杭州的医学院校,她唯独没有投本校——因为打听一圈后发现“没戏”。本校大多数博导都有自己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也大多有读博意愿。这种情况下,博导都会优先招收自己带的硕士,温雅基本不可能硬挤到别人的“师门”下。“就算投了,也大概率会成为炮灰。”

真正开始申请博士,她切身感受到了“卷”,“每个人手上都有十几篇文章”。而科研能力是博士申请评价体系中的大头,占比足足60%,包括文章数量、文章所在分区、影响因子、是否是一作,等等。

靠着包括十几篇一区顶刊论文在内的丰硕科研成果,即将进入国内顶级医院的某985高校博士宋超,成为了所有受访者中在独木桥上走得最远的人。作为科研领域的“老油条”,他也观察到了近些年医学生科研的愈发内卷。

“时代早就不同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据他观察,十年前,有一篇影响因子为十分的论文就能留在上海顶级医院,但现在还要再追加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从前本科生不需要做科研,跟着学习就行,现在连本科生都需要原创性成果,“不然不可能进顶级单位。”

科研内卷,学历贬值——独木桥上的“拦路虎”正愈发强大,走下去变得愈发困难。

读研三年,温雅只发了一篇论文。这其中有课题组的因素,也有疫情耽误半年实验的因素。毕业时,看着自己唯一的成果,她感到难过,因为“一切靠自己摸索,读研读得其实蛮辛苦”。

但一切已成定局,能做的只有向前看。在得知所有博士申请落空后,她立马调转船头,开始找工作。

和其他人相比,温雅是幸运的。在上海解封前后的几个月内,她所在学校举办了多场互选会,帮助学生就业,温雅最终成功进入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作为最基层的小医生,她要出门诊、值夜班;下班回家后,还会在晚上七点半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打第二份工”——写标书,申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因为她依然想读博,想做研究,“相比门诊窗口,我更喜欢实验室”。她希望能在工作中积累一些成果,几年后继续申请博士。在她身边,如此曲线救国的人不在少数。

但这个过程同样艰难。作为年轻医生,她没有资金,没有数据,只能靠硕士期间的研究中剩下的一点问题申请项目和经费。

“掉队的人”,另寻他路

相比于执着考博的温雅,上海某顶级医学院在读学硕刘可的脚步慢了下来。看着漫漫前路,他感到疲惫。

和王河不同的是,刘可并不喜欢医学生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感觉——虽然在之前的七年中,他没想这么多,“顺顺利利地总能当个副主任。”靠着多年读书的惯性,他读完5年本科,本着继续读博的想法考取上海顶级医学院的学硕,如果一切顺利,他会继续走下去。

但如今的他卷不动了。“一想到后面还有主治、副主任、主任……要卷这么多年,我着实有点乏了。”说这话时,刘可刚办完复学手续。去年4月左右,他患上了抑郁症,只能休学回家休养。

他为申博而“揽下”的大课题,进度完全被打乱。记不清多少次,刘可因被封控而错过了回收标本的期限,甚至“一停就是半年”,只能反复重做。这使他没能完成原本有信心在两年内完成的课题。

刘可撑不下去了。

刚进医院做科研时,刘可对周围的一切好奇又兴奋,做什么都很有动力,“感觉对自己的期望更高了”。那年,他所在科室的独立研究所刚落成,“很大,估计有两三百个平方”。看着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器械逐渐把空旷的实验室填得满满当当,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像是受到了嘉奖一般。

他能见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与导师一起研究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偶尔还能跟以前的同学吹牛,“我碰到的这些病人,他们见都没见过。”

留在上海,是他休学之前的想法。

现在,刘可累了。曾经,觉得毕业不做医生对不起这八年的努力,但如今,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他慢慢发现好像去企业工作也挺不错。“企业也招医学生,人家都去了,我去也很正常。”

同时,刘可发现,疫情期间医院收入堪忧,一些科室不怎么看病人,甚至都发不出工资。“我们科的工资没受太多影响,但一些科主任自己疫情期间的奖金也就一两千块,真的发不出钱来。”

因为疫情而改变人生轨迹的医学生们,不止刘可一人。这场瘟疫在彻底打乱人们生活节奏的同时,也让许多医学生意识到,原来眼前不止一种选择。

也许走上岔路也是可以的?也许不卷学历、不卷科研也是能接受的?“跌落”独木桥的人,真的是所谓的“掉队”吗?除了考试之外,真的只有永远无法“上岸”的求职汪洋吗?

除了回二线城市“躺平”,越来越多的985医学生们也将目光放在了考公上。

即将毕业于上海某医学院的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陆鸣(化名)发现,曾经的学长学姐里,很少听到有去考公的,“偶尔有一两个”。但去年,至少他知道的想要考公的同学,就有两三个。“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我感觉身边读完八年制博士出来不做医生的人,是比以前要多的,”他说。

刘可也考虑出国。在国外的大部分国家,他虽然不能继续学医,但可以读一些生命科学类的学科,比如生物或公共卫生。在国外读博,刘可不仅能争取全额奖学金,还能赚一笔工资。

上海某985大学医学院的小缪也走上了出国的路。读了五年临床医学本科,他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医院的工作节奏和体系。加之保研无望、考研失败,小缪决定放下这掂了五年的重担,出国读商科。

在他一战失败,被迫休息的一年里,小缪申请到了两所院校的商科和健康管理交叉项目,还获得了学校提供的20%学费减免。

“我对成功的定义很狭隘,就是赚到钱。”小缪说。“但我知道,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办法真正经济独立的,所以我想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