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不当，《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中国网民给他起了一个昵称叫崔娃——编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备受赞赏。受到追捧的还有郭杰瑞(Jerry Kowal)，作为美国人，他制作的中文视频记录了纽约的可怕情形。The Chinese propaganda machine highlights other countries’ mistakes while suppressing China’s, fueling anger toward foreigners and domestic critics alike https://t.co/rWK9t7nsa0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 April 22, 2020
中国对疫情的应对在国内也引发了尖锐的批评，但这些批评者却遭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在病毒肆虐的武汉，一位笔名方方的居民用网络日记记录了人们的绝望、痛苦和日常生活，结果她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在疫情暴发的前几周，三位在武汉发布视频的公民记者失踪了，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把他们抓走了。
在中国，这场大流行的展现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至少，如果你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的话。中国的新闻媒体用“炼狱”和“末日”这样的词来描述意大利和西班牙医院里的悲惨情形。它们还登载了英国和美国的医务人员把垃圾袋当防护服的照片。
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悲剧，但那些报道被称为“谣言”而遭到删除。
对中共来说，在公众面前保持一个正面形象，一直是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环节。但在1月底和2月的疫情暴发期间，这种表象被打破了，垂死的病人涌入医院，医务人员在社交媒体上乞求防护装备。有人开始质疑，政府为何一开始要隐瞒信息，谁又应对此负责。
北京街头的政治宣传广告牌林立。 NICOLAS ASFOUR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月6日，武汉吹哨医生李文亮的去世激起了许多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要求。网络上的怀疑情绪更多，许多年轻人公开质疑党的信息。
后来，当美国和其他国家搞砸了各自的疫情应对时，中国的宣传机器看到了机会。
中国官媒利用西方媒体的透明度和信息的自的由流动，记录了其他国家在应对危机时的糟糕表现。他们的信息是：这些国家应该效仿中国模式。此外，宣传机器还加大力度，攻击那些敢质疑中国政府处理疫情方式的人。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宣传攻势起了效果。一些年轻人利用真假参半的信息，开始在网上攻击那些不认同中国的应对更为出色的个人和国家。
这种策略并不新鲜。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小时候都看过一个专为学生开设的报纸专栏，名为“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每周，它都会描述中国的奇迹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艰辛。结论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爱人民，而美国人民都在挨饿，老年人孤独地死去。
即便这些故事是真的，也不能代表全局。像我这样的中国小孩都同情美国人，哪怕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我们知道美国人可以想怎么吃肉就怎么吃肉，又该有多羡慕他们呢？
当中国经济腾飞后，这种宣传更加容易了，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国家的强大。
现在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即便是大流行还没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如以前，政府越来越多地侵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宣传机器加大了音量，覆盖了所有中国官媒和社交媒体平台。
如果那个学生专栏今天还在，名字会被改成“中国很伟大。谁不承认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你根本无法避开。
由共产党控制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官网为诺亚议论特朗普总统和多位福克斯新闻(Fox News)名嘴的节目添加了中文字幕，展示了他们如何在数周时间里淡化冠状病毒的风险。
这段带字幕的视频被中国官媒广泛传播。很多媒体用了同一个标题：“这些人双手沾满鲜血，应该起诉他们！”
富商慈善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诺亚的节目上称中国病例减少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于是中国官媒和网评员就更爱他了。《环球时报》为这一视频片段配了字幕，在其微博官方帐号上获得了近1800万次浏览量和25万点赞。
“崔娃的三观正，”这条评论来自社交媒体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不仅发布了那条视频，还翻译了许多美国观众的愤怒评论。“我爱这个家伙，”另一位读者用英文评论道。
“他是在‘跪舔’中国吗？”另一篇社交媒体博客设问。“不，他只是在说实话。”
在这些赞美诺亚的人中，有很多却对真名为汪芳的方方口诛笔伐，就因为她说了关于中国的实话。
她的日记是温和而私人的，在中国疫情蔓延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这里寻求安慰。但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宣布计划出版该日记的英文版后，成千上万的网民攻击了方方的微博账号，说她在支持敌人的叙事，是个卖国贼。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评论中写道，方方日记会被外国政治势力利用，中国人民可能会“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方方在微博上写道，这种网络叫骂是如此严重，令她回想起儿时目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暴力和混乱的十年。唯一的宽慰是“这种文革只在网络空间进行着”，她写道。
并非只有名人遭到仇恨。武汉一名痛失女儿的女性在互联网上诉说悲痛，并提出这种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后，遭到了她称之为“方方规模的网络攻击”。
一位自称同为武汉居民的用户也谴责了她。“你只能代表那些死去的1%，”该用户写道。“不能代表武汉，不要来干扰我们这些活得好好的99%。”
官方媒体随时准备抬升那些在助推北京的讯息的人。
美国视频博主郭杰瑞在纽约拍摄关于病毒的视频在哔哩哔哩弹幕网(Bilibili)上得到数百万次的播放，哔哩哔哩是受中国年轻人欢迎的视频网站。他的视频还让他上了官方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的50分钟直播节目，谈论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和个人防护装备的短缺。
但是，关于中国的此类消息却不受欢迎。郭杰瑞的三个中国同行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曾在疫情暴发高峰期试图在武汉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视频在中国看不到，只能上传到在中国被禁的YouTube。此后这三个人都消失了。
前央视播音员李泽华最后的一个视频直播了他与门外的警察进行的四小时对峙，他将中国年轻人比作吉姆·凯瑞(Jim Carrey)主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楚门的一生都是一个谎言。
但是他们身处的因仇恨而加剧的这个谎言更加糟糕。一代人正在习得仇恨，不仅要恨方方这样的人，还要恨外国人。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因Covid-19进入重症监护后，有关他的病情的微博帖子被赞了43万次。当美国超过中国成为确诊病例最高的国家时，许多中国评论人士高呼“恭喜！”
在专制社会中衡量真实情绪是不可能的。但是网络上的好战环境使许多人感到不安。
著名的前脱口秀主持人崔永元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网络战士与1900年反外国人、反基督教的义和团进行了比较。
“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他写道。“因为有了义和团的胡作非为，大清王朝成了世界的公敌，殷鉴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