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到达中国武汉的一家临时医院。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武汉——在拥挤的医院外，贝拉·张（Bella Zhang，音）把点滴挂在一根细长的树枝上，身子靠着巨大的石头花盆。她的母亲和弟弟疲惫地坐在她身边，肩膀下垂，两人也挂着点滴。
最近几天，25岁的贝拉·张无助地看着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家乡武汉肆虐的冠状病毒感染。首先是她的祖母，然后传染给她的祖父和母亲。接下来是她和弟弟。
这家人曾请求帮助，但由于床位极度短缺，该市的医院无法收容他们。2月1日，贝拉·张的祖父在家中去世。
“他们让我们等着，”贝拉·张的母亲、48岁的杨玲（音）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她沮丧地挥着胳膊，几乎把静脉注射针从手上扯下来。“可是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已经走了一个。”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武汉市正在努力控制疫情，而封锁以及政府有限的资源和选择又令疫情加剧。医院人满为患，人手不足，许多像张家这样的病人被拒之门外，他们被迫回家，在小公寓里自我隔离，以免感染其他家庭成员。
该市近1.5万人患病，600多人死亡，占中国死于该病毒总人数的四分之三。面对公众日益增长的愤怒，当局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疫情蔓延，最近几天一直在搜寻轻症患者，把他们送到临时隔离中心分别进行治疗。
这样的中心已在体育场馆和展览场馆中设立，总共可以容纳几千名病人，病床排列紧密。这样的策略令人担心这种类似宿舍的设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导致其他疾病的传播。
周四，贝拉·张和退休的母亲一起住进其中一个中心，她认为这是避免感染她父亲的唯一选择。
高大的、经过重新设计的展览中心里很冷；卫生间数目有限；而且几乎没有隐私。但床上有电褥子加热，医疗队每天检查三次体温，发放免费药品和餐食。
“至少现在有人照顾，”她在从隔离中心打来的电话中说。
贝拉·张。 AMY QIN/THE NEW YORK TIMES
药物。 BELLA ZHANG
当时这种新病毒已在该市扩散数周，但官员们大多对此轻描淡写。那一周，政府终于透露它正在人群中传播。贝拉·张的亲戚并不认为自己有危险，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他们把她的祖母带到一家诊所，医生给她开了感冒药，让她回家。
为控制疫情，政府封锁城市、关闭公共交通、禁止大部分私家车上路。做香水销售的贝拉·张染着一头浅蓝色头发，热爱旅行，她和许多邻居一样，起初并不担心。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些米姆，对这次封锁轻描淡写，靠给干果分类打发时间。
和他们一起过节的祖母还在咳嗽，发热也没有消退。
后来，贝拉·张的祖父病情突然恶化，他本来就因肺癌而虚弱不堪，每天早晚都要用氧气机呼吸30分钟。现在他完全不能呼吸，需要24小时使用机器，还发了高烧。贝拉·张说，他连续四天非常不舒服，根本无法入睡。
贝拉·张和家人绝望地寻求帮助，给所有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但是医院都满了。急救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得先弄到一张病床才能派救护车。
看到抚养她长大的祖父奄奄一息，贝拉·张悲痛欲绝。一夜之间，她通常用来发布食物和旅行照片的社交媒体变成了大量的紧急呼救。作为最后的努力，她拨打了武汉市长的热线电话。但是接线员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问她，他们打算怎么办。
“你问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办法解决？”贝拉·张难以置信地回答，随即挂断了电话。
那天下午，她的祖父在家里去世了。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赶来将他的遗体运走。他们说，因为他可能感染了病毒，家人不能送葬，必须立即火化。
但他们没有时间哀悼。祖母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他们带她去了医院，医生说，在CT扫描结果中，她的肺部几乎全是白色的——这是严重肺炎的迹象。后来她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
贝拉·张的祖母需要获准住进武汉一家专门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在那里，医生可以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提供抗病毒和抗艾滋病毒药物治疗。为患者提供氧气支持。
但还是没有床位。
当时，医生告贝拉·张和她的母亲，她们也已经被感染了。她的弟弟艾伦(Allen)的检测结果也呈阳性。他们都被要求回家。
她50岁的父亲是家里唯一没有被感染的人。他开始睡在客厅里，远离其他人。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他们也一直戴着口罩。他们轮流照顾贝拉·张的奶奶，她现在已经无法呼吸，几乎下不了床。
但贝拉·张相信，父亲也被感染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没有任何消毒剂，或者能够更好地抵御病毒的N95高防护口罩。
“大家每天住在一起，一起吃喝，坐在那儿一起看新闻，”贝拉·张说。“不管怎么努力，他肯定会生病的。”
贝拉·张和母亲、弟弟每天的生活很快陷入疯狂境地。
他们在午夜带祖母去医院看医生、拿药，因为那时排队的人比较少。白天，他们和母亲一起回医院排队。贝拉·张的母亲很难抑制自己的不满。
“这是什么政府？”杨玲用急促的方言说，她的声音响彻医院的院子。“新闻里总说什么都好；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普通人。”
令杨玲愤怒的不仅仅是政府对不断扩大的疫情反应迟缓。还有基本尊严遭到漠视的感觉。她说，贝拉·张的祖父去世后，他“像死猪死狗一样”被运走。他们仍然不知道他的骨灰在哪里，也没有时间考虑葬礼安排。
“我连活着的人都救不了，”杨玲说。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她说。“求别人没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