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中国游客自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Stockholm）遭遇酒店和警方“粗暴对待”，连日来引发两国民众的广泛关注。事件由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率先披露，并被多家官媒转载，在网民中激起热烈反响。随后，中国外交部及驻瑞典大使馆也向瑞典政府施压，抗议警方的“不人道”做法，并要求其向中国游客道歉。
但经过两天的发酵，舆论风向开始“反转”。随着更多现场视频的披露，以及瑞典媒体的澄清报道，舆论开始质疑最初中国媒体报道的客观性。中国内地网民围绕此事观点出现分化，甚至发展为极端对立，有人对瑞典方面强烈不满，也有人认为是中国游客无理取闹。而截止目前，事件本身的经过仍有不少疑点。
梳理整个事件发酵的过程，中国官媒作为主要的信息源和舆论引导者，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遗憾的是，它们在操作手法和理念上存在不少瑕疵，客观上误导了舆论，招致部分网友的尖锐批评。
首先，在最初刊发的报道中，《环球时报》未对事实进行全面核实，仅单方面听信中国游客的说法。在整篇报道中，采访的信源唯有当事游客曾先生和中国外交部，而两者皆在事件中持相同立场。事件的另一方，即瑞典旅店和警方，则没有取得直接联络，而在报道中被完全忽略。
这明显有违新闻平衡报道的原则，导致其采用的部分说法事后被证明失实。包括中国游客提前到达旅店的时间，以及被警方强行带离市区的路程等，都存在较大出入。而且，由于没有瑞典旅店和警方提供的信息，整个事件矛盾爆发的过程十分含糊。一些基本事实也因游客的主观立场而被歪曲，比如将位为市区的林地公墓（Skogskyrkogarden）称为几十公里外的“荒郊坟场”。
其次，《环球时报》在报道和评论中有预设立场，煽动民意的嫌疑。引发广泛关注的第一篇报道，标题为《外交部突发安全提醒原因气炸！瑞典警察竟将中国老夫妇半夜扔坟场！》。其中对事实的片面定性，以及明显情绪化的字眼，与客观理性的新闻操作原则相去甚远。
而在该报配发的社评中，还将事件与2017年香港书商桂敏海被中国警方拘禁的案件相联系，一方面激烈指责瑞典警察“冷血、残忍”，“不仅是世界警察中的败类，也是人中的渣滓”；另一方面批评瑞典政府以往攻击北京“侵犯人权”，现在却又纵容“本国公务人员对人道主义精神的粗暴践踏”。文章结尾还语带威胁：“如果瑞典政府拒绝回应曾先生和中国舆论的合理要求，那么我们相信，这份孽行早晚要以其他方式偿还的，瑞典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未掌握全面信息的基础上，急于对事件做出定性，已经是犯了媒体大忌；不仅如此，《环球时报》还脱离事件本身，将单纯的民事纠纷上升为两国外交冲突，客观上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这种鲁莽的做法，不仅无益于澄清真相，化解矛盾，反而是在将事情闹大。
最后，中国官媒的报道模糊了“人道”与“规则”的界限，从而对责任归属进行了有争议的判定。中国官媒在报道中一再强调瑞典旅店的“无礼”，警方“执法粗暴”，对游客中生病的老人“缺乏人道关怀”。但对于中国游客违反旅店规定滞留大厅，在与警方沟通失败后假装摔倒在地，哭喊“警察杀人”等过激行为，却简单地解释为“失去理智情况下的举动”。
这种明显带有偏向性的报道策略，放大了“人情”的效度，却忽视了“规则”的重要性，无助于理解事情为何发生。不可否认，事件中爆发冲突有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方面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游客自身不顾环境差异，而做出不合规、不理智的举动，也正是导致误会加深、事态升级的原因。中国官媒在报道中，理应客观还原事件经过，公正评判责任归属，做到不偏不倚，而不是单纯展现回护姿态。
其实，就目前公开的信息判断，旅店工作人员及警方在处置矛盾过程中的方式并非没有可指摘的地方。比如店员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报警，警方为何把包括老人在内的游客抬出店外，最后将他们弃置在空旷寒冷的林地公墓。这些强硬的处置方式是否必要，或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游客应该得到旅店和警方的优待，即使做出不理智的举动对方也应包容，这样的想法未免强人所难。
更重要的是，在舆论反转之后，面对许多网友对偏颇报道的批评，中国官媒仍未反省自身的问题，而是继续制造矛盾，找理由为自己辩护。北京时间9月16日，《环球时报》就案情咨询瑞典警方后刊发报道，将回应中的“此案已经完结，未对案件进行特殊调查”，解读为“不会对案件进行调查”。而在9月17日发布的跟进报道中，该报继续以曾先生的单方面陈述为内容，在未联系采访瑞典旅店的情况下，重复游客对旅店工作人员和警方的指责，以回应网友对其“误导舆论”的质疑。
这些做法不仅体现了某些中国官媒面对争议性事情缺乏应有的审慎态度，违背基本的新闻报道规范，同时也表明，报道者低估了当前中国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他们或许没有预想到，这样明显有缺陷的报道，一旦进入公众视野，可能会引发怎么样的舆论效应；也没有顾及，一旦自己报道的内容被证明为失实，对媒体威信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总之，无论从媒体规范还是社会影响来看，这样的做法都是欠缺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