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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文学城 » 新闻 » 生活百态 » “重庆第一穷乡”整体搬迁 动物成为新主人(组图)

“重庆第一穷乡”整体搬迁 动物成为新主人

文章来源: 的 于 2009-06-18 01:15:09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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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搬迁的村民,恨不得将家里能搬的东西全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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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小学二年级,只有两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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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中的庙堂,山高坡陡路险。

  “重庆第一穷乡”远去的身影

  巫山·最后的庙堂(上 篇)

  不久后,“庙堂乡”三个字,将从我市行政建制上永远消失。

  2007年底,这个本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生态扶贫整体搬迁。短短1年多,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这个“重庆第一穷乡”。

  如今,全乡2308人,走了95%。除了留守的17名干部,只剩下135位村民。

  那么,最后的庙堂乡,到底是什么样呢?

  庙堂乡档案

  庙堂乡,位于巫山县东北部,地处高寒山区,与湖北神农架接壤,平均海拔1735米,人称“重庆小西藏”。

  全乡5个村,648户2308人,特困户402户,特困人口1642人,占全部人口的71.1%。全乡一共出了2名本科生,3名大专生,27名高中生,10名教师,2名医生。

  庙堂山高坡陡,交通闭塞,幅员面积8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11万亩,仅有3000余亩陡坡耕地。村民大多在1000米至2400米的中高山上耕作。有金钱豹、香獐、金丝猴、娃娃鱼等保护动物和珍稀植物。

  野猪“哼唧哼唧”每天来赶场,几十只乌鸦在灶台上走来走去

  “快看,野猪!”5月21日傍晚,记者乘坐的越野车快到庙堂乡政府时,山坡上几头野猪闯进视线,顿时驱走大家连续两小时颠簸带来的疲倦。

  临时充当司机的庙堂乡乡长龚道辉,索性将车停下来。“嘿!嘿!”大家用力吆喝,10多米外的野猪,却依然悠闲地迈着步子,“哼唧哼唧”,这里嗅嗅,那里拱拱。

  “现在的庙堂,野猪比人多。”龚道辉说,自从村民大量搬出庙堂,这里就成了野生动物世界,经常有野猪招摇过市,成群的乌鸦飞来飞去,偶尔,还有猕猴跑到公路上学人走路。

  在乡政府煮饭的杜德珍说,一次早起做饭,她发现几十只乌鸦在灶台走来走去,估计是找吃的。至于野猪,就更不稀奇了,每天晚上都到街上“赶场”。

  当地村民对野猪早已见怪不怪,纷纷用鲜艳的彩条布将房屋和地围起来,防止野猪闯到家里。

  龚道辉没有想到,短短一年多,绝大多数村民就“逃离”庙堂,野生动物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其实,村民的“逃离”,早在意料之中。

  庙堂乡党委书记向兴浩说,庙堂几乎没有平地,大多耕地在半山,四肢并用才能爬上去。无法浇水、施肥,只能春天站在高坡“天女散花”播种,然后坐等秋天收成。

  这个离县城165公里的乡,1999年以前没有公路,出门只能步行。

  1991年,新元村村民吴祖香左脚被毒蛇咬伤,无法抬出山医治,丈夫杨元忠只好在赤脚医生陶忠敏指导下,用锯子硬生生锯断妻子的伤腿……1999年,付出好几条生命的代价,山民终于在悬崖上抠出一条不足2米宽的天路。

  公路通了,交通依然不顺畅。一下雨塌方,就无法通行。乡政府好几次接到通知,匆匆赶到县城开会,发现会已开了一个月。

  公路通了10年,死了上百人。一旦公路上出车祸,大家都不会问“死了多少人”,而是直接问“车上有多少人”。

  “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基本是庙堂的写照。这里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2万元,一直是重庆最穷的乡镇。

  2007年夏天,突发的山洪将庙堂来回冲刷了一遍,村民最贵重的固定资产——土坯房,化成一摊烂泥。巫山县县委书记管洪带队进山视察灾情,算了一笔账:给庙堂修好公路,加上水、电、气等配套设施,没有1.5亿根本拿不下来。

  经过慎重果断抉择,一场浩大的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祖祖辈辈生活在庙堂的村民,在摸底调查中,全乡2308人中,有99.3%的人愿意搬走,并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匆匆离开。

  他们清楚,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摆脱贫穷。

  3层楼的希望小学,只剩35名学生,最少的班只有两人

  珠海庙堂希望小学,3层楼的教学楼,是庙堂最豪华的建筑。但现在全校6个班只有35名学生,最多的一个班8人,最少的2人,被大家笑称为最富特色的“小班教学”。

  5月22日上午10点半,学校正上第3节课。二年级教室,语文老师王安银正讲练习题。

  “哪位小朋友会用‘一群’造句?”拿起花名册,正准备点学生答问题,王安银抬起头,才想起只剩两个学生了。刚答过问题的朱郡,又被王老师点名。

  8岁的朱郡怯怯地起身,脱口而出:“以前班上有一群小朋友,现在……”话没说完,小朱郡眼眶就红了。

  王安银怔了怔,没答话。在这呆了31年的老校长李德龙叹了口气,说,搬迁前,学校有240名学生,现在只剩下35名,下学期会更少。

  下课铃响了,6年级的吴勇拿着一副乒乓球拍,带着同学曹仁辉冲到操场。性格活泼的吴勇说,以前,乒乓球台老是围满人,不容易占位置,“现在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离开学校的路上,三只流浪狗听到脚步声,从一间废弃的猪圈探出头来,冲记者拼命摇着尾巴,敢情它们也很久没见到人了。

  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

  “走,去街上转转,那里人多点。”乡文化站站长杨明提议。

  杨明口中的“街”,其实是一段不足50米长的公路,房子只有10来幢。

  庙堂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没城镇人口。平时,连个卖菜的都没有。农民吃不完的菜都喂猪,没卖东西的习惯,“地里的洋芋红薯,家家都有,卖给哪个?”秤在这里很罕见,政府的人偶尔买点山核桃和土鸡蛋,都是以个论。

  后来,村民陆续在学校边稍平坦的地方修房子,卖点日用百货,逐渐形成庙堂的集市。最鼎盛时,有百货店、餐馆、旅馆。

  “繁华”已如梦。街口的“石宝旅馆”大门紧闭,“三羚摩托”店卷帘门锁得严严实实,“正清餐馆”、“刘生副食店”铁锁当家,“庙堂移动营业厅”早已空空荡荡……

  “毛昌虎日杂店”是庙堂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货架上,稀拉拉摆着两瓶保宁醋、几双解放鞋,还有少量方便面和纸。

  “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毛昌虎说,最近1个月只有3个人来买东西,等到8月在两坪乡的新房弄好,他和家人也要搬出庙堂了。到那时,这里的人买东西就得骑5小时摩托到山外。

  整理账本时,毛昌虎不由得叹了口气。想当初,当过村支书的他率先开门卖东西,靠这个小卖部,他家最早脱贫修起砖房。如今,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56年的地方,他心中有很多不舍。

  没多少文化的王生寿说:“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同住乡场的李申元,很羡慕毛昌虎要搬了。

  到底是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46岁、做了28年木匠的李申元还在纠结中。

  如此犹豫不决,可不是李申元的风格。原来,2001年,李申元拿出所有积蓄,在场镇上盖起一栋两层小洋楼。这白砖镶嵌的墙面,在场镇上独领风骚。

  花了七八万,新房才住几年,要他们一下子抛弃新房,真有点剜掉心头肉的感觉。李申元一家四口如果搬迁,每人补贴8000元,总共才3.2万元。这笔钱拿到山外,充其量只能租几年房子住。何况,为供女儿在上海读大学,他已欠下2万多元债。

  李申元夫妇的确不想搬家。可村民都搬走后,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难呐!”没搬走的135人里,60%都跟李申元差不多,投入一生积蓄加欠债在庙堂修了房子,舍不得抛下。剩下的40%,便是没法搬的孤寡老人和单身汉。

  38岁的单身汉袁堂喜,和父亲相依为命。若搬出去,父子俩补贴总共1.6万元,根本买不到房子,加上无一技之长,到山外不知如何生存,“留在山里,种点庄稼,还能填饱肚子。大家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守山嘛。”

  李申元还在犹豫。“再不作决定,到时想搬都找不到车了。”书记向兴浩提醒他。搬迁开始后,以前几辆人货兼用的车都已卖掉,庙堂乡最后的交通工具,就是李申林去年7月买的一辆解放牌微卡车,专门用于给村民搬家。眼看人越来越少,李申林也在谋划着卖车、搬家。

  78岁的袁大连盼着儿子赶紧安顿好,接她和老伴出去。记者一行经过她家门口时,系着围裙的她颤巍巍地从厨房冲出来,拉着记者边说边笑个不停。她说,自己快憋坏了。

  “没出息!”老伴王生寿最看不惯袁大连这样,只读过两册书的他,说了句很让人吃惊、很有文化的话:“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3层楼的希望小学,只剩35名学生,最少的班只有两人


  珠海庙堂希望小学,3层楼的教学楼,是庙堂最豪华的建筑。但现在全校6个班只有35名学生,最多的一个班8人,最少的2人,被大家笑称为最富特色的“小班教学”。

  5月22日上午10点半,学校正上第3节课。二年级教室,语文老师王安银正讲练习题。

  “哪位小朋友会用‘一群’造句?”拿起花名册,正准备点学生答问题,王安银抬起头,才想起只剩两个学生了。刚答过问题的朱郡,又被王老师点名。

  8岁的朱郡怯怯地起身,脱口而出:“以前班上有一群小朋友,现在……”话没说完,小朱郡眼眶就红了。

  王安银怔了怔,没答话。在这呆了31年的老校长李德龙叹了口气,说,搬迁前,学校有240名学生,现在只剩下35名,下学期会更少。

  下课铃响了,6年级的吴勇拿着一副乒乓球拍,带着同学曹仁辉冲到操场。性格活泼的吴勇说,以前,乒乓球台老是围满人,不容易占位置,“现在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离开学校的路上,三只流浪狗听到脚步声,从一间废弃的猪圈探出头来,冲记者拼命摇着尾巴,敢情它们也很久没见到人了。

  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

  “走,去街上转转,那里人多点。”乡文化站站长杨明提议。

  杨明口中的“街”,其实是一段不足50米长的公路,房子只有10来幢。

  庙堂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没城镇人口。平时,连个卖菜的都没有。农民吃不完的菜都喂猪,没卖东西的习惯,“地里的洋芋红薯,家家都有,卖给哪个?”秤在这里很罕见,政府的人偶尔买点山核桃和土鸡蛋,都是以个论。

  后来,村民陆续在学校边稍平坦的地方修房子,卖点日用百货,逐渐形成庙堂的集市。最鼎盛时,有百货店、餐馆、旅馆。

  “繁华”已如梦。街口的“石宝旅馆”大门紧闭,“三羚摩托”店卷帘门锁得严严实实,“正清餐馆”、“刘生副食店”铁锁当家,“庙堂移动营业厅”早已空空荡荡……

  “毛昌虎日杂店”是庙堂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货架上,稀拉拉摆着两瓶保宁醋、几双解放鞋,还有少量方便面和纸。

  “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毛昌虎说,最近1个月只有3个人来买东西,等到8月在两坪乡的新房弄好,他和家人也要搬出庙堂了。到那时,这里的人买东西就得骑5小时摩托到山外。

  整理账本时,毛昌虎不由得叹了口气。想当初,当过村支书的他率先开门卖东西,靠这个小卖部,他家最早脱贫修起砖房。如今,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56年的地方,他心中有很多不舍。

  没多少文化的王生寿说:“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同住乡场的李申元,很羡慕毛昌虎要搬了。

  到底是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46岁、做了28年木匠的李申元还在纠结中。

  如此犹豫不决,可不是李申元的风格。原来,2001年,李申元拿出所有积蓄,在场镇上盖起一栋两层小洋楼。这白砖镶嵌的墙面,在场镇上独领风骚。

  花了七八万,新房才住几年,要他们一下子抛弃新房,真有点剜掉心头肉的感觉。李申元一家四口如果搬迁,每人补贴8000元,总共才3.2万元。这笔钱拿到山外,充其量只能租几年房子住。何况,为供女儿在上海读大学,他已欠下2万多元债。

  李申元夫妇的确不想搬家。可村民都搬走后,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难呐!”没搬走的135人里,60%都跟李申元差不多,投入一生积蓄加欠债在庙堂修了房子,舍不得抛下。剩下的40%,便是没法搬的孤寡老人和单身汉。

  38岁的单身汉袁堂喜,和父亲相依为命。若搬出去,父子俩补贴总共1.6万元,根本买不到房子,加上无一技之长,到山外不知如何生存,“留在山里,种点庄稼,还能填饱肚子。大家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守山嘛。”

  李申元还在犹豫。“再不作决定,到时想搬都找不到车了。”书记向兴浩提醒他。搬迁开始后,以前几辆人货兼用的车都已卖掉,庙堂乡最后的交通工具,就是李申林去年7月买的一辆解放牌微卡车,专门用于给村民搬家。眼看人越来越少,李申林也在谋划着卖车、搬家。

  78岁的袁大连盼着儿子赶紧安顿好,接她和老伴出去。记者一行经过她家门口时,系着围裙的她颤巍巍地从厨房冲出来,拉着记者边说边笑个不停。她说,自己快憋坏了。

  “没出息!”老伴王生寿最看不惯袁大连这样,只读过两册书的他,说了句很让人吃惊、很有文化的话:“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12名退伍军人的集结号

  最后的庙堂,82平方公里范围内,除了鸟鸣猪叫,很少听到人声。

  每天早上7点,庙堂文昌宫,会准时响起一阵铃声,然后冒出炊烟——那是庙堂最后的守望者:庙堂的“末代乡官”,一共17人,15名党员,其中12人还是退伍军人。

  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边防兵……除了空军,啥军种都有,人称他们“集团军”。

  他们的天职是服从。集结号没有吹响,就不能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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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穷乡”整体搬迁 动物成为新主人

的 2009-06-18 01: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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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搬迁的村民,恨不得将家里能搬的东西全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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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小学二年级,只有两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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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中的庙堂,山高坡陡路险。

  “重庆第一穷乡”远去的身影

  巫山·最后的庙堂(上 篇)

  不久后,“庙堂乡”三个字,将从我市行政建制上永远消失。

  2007年底,这个本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生态扶贫整体搬迁。短短1年多,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这个“重庆第一穷乡”。

  如今,全乡2308人,走了95%。除了留守的17名干部,只剩下135位村民。

  那么,最后的庙堂乡,到底是什么样呢?

  庙堂乡档案

  庙堂乡,位于巫山县东北部,地处高寒山区,与湖北神农架接壤,平均海拔1735米,人称“重庆小西藏”。

  全乡5个村,648户2308人,特困户402户,特困人口1642人,占全部人口的71.1%。全乡一共出了2名本科生,3名大专生,27名高中生,10名教师,2名医生。

  庙堂山高坡陡,交通闭塞,幅员面积8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11万亩,仅有3000余亩陡坡耕地。村民大多在1000米至2400米的中高山上耕作。有金钱豹、香獐、金丝猴、娃娃鱼等保护动物和珍稀植物。

  野猪“哼唧哼唧”每天来赶场,几十只乌鸦在灶台上走来走去

  “快看,野猪!”5月21日傍晚,记者乘坐的越野车快到庙堂乡政府时,山坡上几头野猪闯进视线,顿时驱走大家连续两小时颠簸带来的疲倦。

  临时充当司机的庙堂乡乡长龚道辉,索性将车停下来。“嘿!嘿!”大家用力吆喝,10多米外的野猪,却依然悠闲地迈着步子,“哼唧哼唧”,这里嗅嗅,那里拱拱。

  “现在的庙堂,野猪比人多。”龚道辉说,自从村民大量搬出庙堂,这里就成了野生动物世界,经常有野猪招摇过市,成群的乌鸦飞来飞去,偶尔,还有猕猴跑到公路上学人走路。

  在乡政府煮饭的杜德珍说,一次早起做饭,她发现几十只乌鸦在灶台走来走去,估计是找吃的。至于野猪,就更不稀奇了,每天晚上都到街上“赶场”。

  当地村民对野猪早已见怪不怪,纷纷用鲜艳的彩条布将房屋和地围起来,防止野猪闯到家里。

  龚道辉没有想到,短短一年多,绝大多数村民就“逃离”庙堂,野生动物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其实,村民的“逃离”,早在意料之中。

  庙堂乡党委书记向兴浩说,庙堂几乎没有平地,大多耕地在半山,四肢并用才能爬上去。无法浇水、施肥,只能春天站在高坡“天女散花”播种,然后坐等秋天收成。

  这个离县城165公里的乡,1999年以前没有公路,出门只能步行。

  1991年,新元村村民吴祖香左脚被毒蛇咬伤,无法抬出山医治,丈夫杨元忠只好在赤脚医生陶忠敏指导下,用锯子硬生生锯断妻子的伤腿……1999年,付出好几条生命的代价,山民终于在悬崖上抠出一条不足2米宽的天路。

  公路通了,交通依然不顺畅。一下雨塌方,就无法通行。乡政府好几次接到通知,匆匆赶到县城开会,发现会已开了一个月。

  公路通了10年,死了上百人。一旦公路上出车祸,大家都不会问“死了多少人”,而是直接问“车上有多少人”。

  “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基本是庙堂的写照。这里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2万元,一直是重庆最穷的乡镇。

  2007年夏天,突发的山洪将庙堂来回冲刷了一遍,村民最贵重的固定资产——土坯房,化成一摊烂泥。巫山县县委书记管洪带队进山视察灾情,算了一笔账:给庙堂修好公路,加上水、电、气等配套设施,没有1.5亿根本拿不下来。

  经过慎重果断抉择,一场浩大的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祖祖辈辈生活在庙堂的村民,在摸底调查中,全乡2308人中,有99.3%的人愿意搬走,并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匆匆离开。

  他们清楚,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摆脱贫穷。

  3层楼的希望小学,只剩35名学生,最少的班只有两人

  珠海庙堂希望小学,3层楼的教学楼,是庙堂最豪华的建筑。但现在全校6个班只有35名学生,最多的一个班8人,最少的2人,被大家笑称为最富特色的“小班教学”。

  5月22日上午10点半,学校正上第3节课。二年级教室,语文老师王安银正讲练习题。

  “哪位小朋友会用‘一群’造句?”拿起花名册,正准备点学生答问题,王安银抬起头,才想起只剩两个学生了。刚答过问题的朱郡,又被王老师点名。

  8岁的朱郡怯怯地起身,脱口而出:“以前班上有一群小朋友,现在……”话没说完,小朱郡眼眶就红了。

  王安银怔了怔,没答话。在这呆了31年的老校长李德龙叹了口气,说,搬迁前,学校有240名学生,现在只剩下35名,下学期会更少。

  下课铃响了,6年级的吴勇拿着一副乒乓球拍,带着同学曹仁辉冲到操场。性格活泼的吴勇说,以前,乒乓球台老是围满人,不容易占位置,“现在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离开学校的路上,三只流浪狗听到脚步声,从一间废弃的猪圈探出头来,冲记者拼命摇着尾巴,敢情它们也很久没见到人了。

  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

  “走,去街上转转,那里人多点。”乡文化站站长杨明提议。

  杨明口中的“街”,其实是一段不足50米长的公路,房子只有10来幢。

  庙堂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没城镇人口。平时,连个卖菜的都没有。农民吃不完的菜都喂猪,没卖东西的习惯,“地里的洋芋红薯,家家都有,卖给哪个?”秤在这里很罕见,政府的人偶尔买点山核桃和土鸡蛋,都是以个论。

  后来,村民陆续在学校边稍平坦的地方修房子,卖点日用百货,逐渐形成庙堂的集市。最鼎盛时,有百货店、餐馆、旅馆。

  “繁华”已如梦。街口的“石宝旅馆”大门紧闭,“三羚摩托”店卷帘门锁得严严实实,“正清餐馆”、“刘生副食店”铁锁当家,“庙堂移动营业厅”早已空空荡荡……

  “毛昌虎日杂店”是庙堂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货架上,稀拉拉摆着两瓶保宁醋、几双解放鞋,还有少量方便面和纸。

  “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毛昌虎说,最近1个月只有3个人来买东西,等到8月在两坪乡的新房弄好,他和家人也要搬出庙堂了。到那时,这里的人买东西就得骑5小时摩托到山外。

  整理账本时,毛昌虎不由得叹了口气。想当初,当过村支书的他率先开门卖东西,靠这个小卖部,他家最早脱贫修起砖房。如今,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56年的地方,他心中有很多不舍。

  没多少文化的王生寿说:“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同住乡场的李申元,很羡慕毛昌虎要搬了。

  到底是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46岁、做了28年木匠的李申元还在纠结中。

  如此犹豫不决,可不是李申元的风格。原来,2001年,李申元拿出所有积蓄,在场镇上盖起一栋两层小洋楼。这白砖镶嵌的墙面,在场镇上独领风骚。

  花了七八万,新房才住几年,要他们一下子抛弃新房,真有点剜掉心头肉的感觉。李申元一家四口如果搬迁,每人补贴8000元,总共才3.2万元。这笔钱拿到山外,充其量只能租几年房子住。何况,为供女儿在上海读大学,他已欠下2万多元债。

  李申元夫妇的确不想搬家。可村民都搬走后,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难呐!”没搬走的135人里,60%都跟李申元差不多,投入一生积蓄加欠债在庙堂修了房子,舍不得抛下。剩下的40%,便是没法搬的孤寡老人和单身汉。

  38岁的单身汉袁堂喜,和父亲相依为命。若搬出去,父子俩补贴总共1.6万元,根本买不到房子,加上无一技之长,到山外不知如何生存,“留在山里,种点庄稼,还能填饱肚子。大家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守山嘛。”

  李申元还在犹豫。“再不作决定,到时想搬都找不到车了。”书记向兴浩提醒他。搬迁开始后,以前几辆人货兼用的车都已卖掉,庙堂乡最后的交通工具,就是李申林去年7月买的一辆解放牌微卡车,专门用于给村民搬家。眼看人越来越少,李申林也在谋划着卖车、搬家。

  78岁的袁大连盼着儿子赶紧安顿好,接她和老伴出去。记者一行经过她家门口时,系着围裙的她颤巍巍地从厨房冲出来,拉着记者边说边笑个不停。她说,自己快憋坏了。

  “没出息!”老伴王生寿最看不惯袁大连这样,只读过两册书的他,说了句很让人吃惊、很有文化的话:“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3层楼的希望小学,只剩35名学生,最少的班只有两人


  珠海庙堂希望小学,3层楼的教学楼,是庙堂最豪华的建筑。但现在全校6个班只有35名学生,最多的一个班8人,最少的2人,被大家笑称为最富特色的“小班教学”。

  5月22日上午10点半,学校正上第3节课。二年级教室,语文老师王安银正讲练习题。

  “哪位小朋友会用‘一群’造句?”拿起花名册,正准备点学生答问题,王安银抬起头,才想起只剩两个学生了。刚答过问题的朱郡,又被王老师点名。

  8岁的朱郡怯怯地起身,脱口而出:“以前班上有一群小朋友,现在……”话没说完,小朱郡眼眶就红了。

  王安银怔了怔,没答话。在这呆了31年的老校长李德龙叹了口气,说,搬迁前,学校有240名学生,现在只剩下35名,下学期会更少。

  下课铃响了,6年级的吴勇拿着一副乒乓球拍,带着同学曹仁辉冲到操场。性格活泼的吴勇说,以前,乒乓球台老是围满人,不容易占位置,“现在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离开学校的路上,三只流浪狗听到脚步声,从一间废弃的猪圈探出头来,冲记者拼命摇着尾巴,敢情它们也很久没见到人了。

  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

  “走,去街上转转,那里人多点。”乡文化站站长杨明提议。

  杨明口中的“街”,其实是一段不足50米长的公路,房子只有10来幢。

  庙堂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没城镇人口。平时,连个卖菜的都没有。农民吃不完的菜都喂猪,没卖东西的习惯,“地里的洋芋红薯,家家都有,卖给哪个?”秤在这里很罕见,政府的人偶尔买点山核桃和土鸡蛋,都是以个论。

  后来,村民陆续在学校边稍平坦的地方修房子,卖点日用百货,逐渐形成庙堂的集市。最鼎盛时,有百货店、餐馆、旅馆。

  “繁华”已如梦。街口的“石宝旅馆”大门紧闭,“三羚摩托”店卷帘门锁得严严实实,“正清餐馆”、“刘生副食店”铁锁当家,“庙堂移动营业厅”早已空空荡荡……

  “毛昌虎日杂店”是庙堂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货架上,稀拉拉摆着两瓶保宁醋、几双解放鞋,还有少量方便面和纸。

  “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毛昌虎说,最近1个月只有3个人来买东西,等到8月在两坪乡的新房弄好,他和家人也要搬出庙堂了。到那时,这里的人买东西就得骑5小时摩托到山外。

  整理账本时,毛昌虎不由得叹了口气。想当初,当过村支书的他率先开门卖东西,靠这个小卖部,他家最早脱贫修起砖房。如今,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56年的地方,他心中有很多不舍。

  没多少文化的王生寿说:“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同住乡场的李申元,很羡慕毛昌虎要搬了。

  到底是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46岁、做了28年木匠的李申元还在纠结中。

  如此犹豫不决,可不是李申元的风格。原来,2001年,李申元拿出所有积蓄,在场镇上盖起一栋两层小洋楼。这白砖镶嵌的墙面,在场镇上独领风骚。

  花了七八万,新房才住几年,要他们一下子抛弃新房,真有点剜掉心头肉的感觉。李申元一家四口如果搬迁,每人补贴8000元,总共才3.2万元。这笔钱拿到山外,充其量只能租几年房子住。何况,为供女儿在上海读大学,他已欠下2万多元债。

  李申元夫妇的确不想搬家。可村民都搬走后,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难呐!”没搬走的135人里,60%都跟李申元差不多,投入一生积蓄加欠债在庙堂修了房子,舍不得抛下。剩下的40%,便是没法搬的孤寡老人和单身汉。

  38岁的单身汉袁堂喜,和父亲相依为命。若搬出去,父子俩补贴总共1.6万元,根本买不到房子,加上无一技之长,到山外不知如何生存,“留在山里,种点庄稼,还能填饱肚子。大家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守山嘛。”

  李申元还在犹豫。“再不作决定,到时想搬都找不到车了。”书记向兴浩提醒他。搬迁开始后,以前几辆人货兼用的车都已卖掉,庙堂乡最后的交通工具,就是李申林去年7月买的一辆解放牌微卡车,专门用于给村民搬家。眼看人越来越少,李申林也在谋划着卖车、搬家。

  78岁的袁大连盼着儿子赶紧安顿好,接她和老伴出去。记者一行经过她家门口时,系着围裙的她颤巍巍地从厨房冲出来,拉着记者边说边笑个不停。她说,自己快憋坏了。

  “没出息!”老伴王生寿最看不惯袁大连这样,只读过两册书的他,说了句很让人吃惊、很有文化的话:“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12名退伍军人的集结号

  最后的庙堂,82平方公里范围内,除了鸟鸣猪叫,很少听到人声。

  每天早上7点,庙堂文昌宫,会准时响起一阵铃声,然后冒出炊烟——那是庙堂最后的守望者:庙堂的“末代乡官”,一共17人,15名党员,其中12人还是退伍军人。

  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边防兵……除了空军,啥军种都有,人称他们“集团军”。

  他们的天职是服从。集结号没有吹响,就不能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