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救援队的人会觉得救不出人而感到自己太无能而辞职，我同样也有这样的心理压力。”
“在那边活着都觉得内疚。”
这些都是一些亲历四川地震现场的境外媒体记者的感言。
每天面对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背负“新闻现场”使命的境外媒体记者们心情日益沉重，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无疑都加剧了他们的心理问题。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有香港记者在回港后因不自控地感到哀伤，主动向当地“生命热线”求助，经评估后被诊断患上了早期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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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的境外媒体记者在返回后，不约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
俄新社记者谢平跟随俄罗斯救援队在四川地震现场采访，虽然返回北京已经四天，但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自己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比这再恐惧的时刻！我没法用语言描述，我说不好！”
美国摄影师艾伦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是战地记者，曾经深入伊拉克战场，面对死亡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现在心情并未平复，“我的相机掠过一处处残垣断瓦，镜头记录的每个画面都让我心痛。”
香港无线台记者吴子敏在完成采访工作后，回酒店休息时，梦中不断闪过日间所见的片段，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刚从灾区回港的记者何永康，在休息时撞到桌椅，第一时间竟然误以为是发生地震了。
半岛电视台记者那西尔是在5月13日第一批赶去都江堰参加现场报道的记者，回忆当时的场景，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现在仍然感觉很难过，就呆在家里，也不想出去：“虽然去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到了映秀镇后，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到处都是冒着烟尘的瓦砾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一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看到很多遇难者被夹杂在瓦砾碎件的边缘上，像夹三明治一样，有的伸出了苍白发紫的手或折曲了的下肢……令人惨不忍睹，摄影师也不能专注拍摄，要深深呼一口气才能勉强继续。”
这是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在返港后写下的亲历四川地震所感。吕秉权是第一批参与四川地震现场报道的香港记者，接到地震采访任务后，翌日清晨就深入到北川。
“走在左右布满巨石的山路旁，听到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伤者趴在死去的亲人旁边，泣诉如何目睹亲人被压死。听着我心中哀痛莫名，天又在下雨，雨水、泪水、泥水夹杂着血水在流淌，大地也在哭泣。”到达北川中学后，吕秉权听到有人喊救命，他亲眼目睹了一名被困女孩向他发出的求救。
“叔叔，你能不能给我水？我快不行了。”
“叔叔，你能不能替我翻翻身？”
面对这样的请求，吕秉权痛苦难堪，他只能鼓励女孩要坚强。
吕秉权这样总结自己在返回香港后心情低落乃至抑郁的原因：“地震采访期间，种种喊救命的声音、情景和熏天的尸臭味，令人心痛无比，一生都磨灭不了。灾民及伤者的每个伤痛眼神，至今我仍然深深记忆。”
“请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
现在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不仅包括灾民，还包括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甚至还包括了亲历现场的境内外记者。由于创伤带来的情绪并无固定模式，个别境外媒体的记者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俄新社记者谢平在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电话采访时突然失语：“我心里睹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主持人陈晓楠在地震发生后，立刻奔赴灾区，转辗绵竹等地进行实地报道。“在采访中，我也曾从头哭到尾，但不是失声痛哭。”这位曾参与“9·11”等重大报道的女主播说：“有人问过我会不会得忧郁症，我说不会。救人的人要懂得自救。而且我不只是报道灰暗，而是从灰暗中发现亮色。”
对于近期频发的境外记者疑似“震后抑郁症”的现象，中国心理学会抗震救灾小组副组长高文斌提醒道：“境外记者第一时间走进灾区最前线直击采访，见尽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若发现自己情绪受困扰，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应找专业人士协助。”
高文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梦中不时重现不快的片段，甚至令精神长期处于扩张状态，对家庭及工作生活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指出，“可保持做运动，及与亲友、同事讲述四川灾区经历，都有助克服心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