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扶贫人士一直抨击低迷的粮价，认为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收入。近几个月以来，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价格在世界范围内都飞速上涨，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欢欣鼓舞。反而担心，相对於较低价格而言，这次粮价的飞涨（因对生物燃料的绿色补贴而加剧）或许使贫困态势进一步恶化。地球脆弱的一面

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来已上涨80％。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今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

高粮价确实帮助了贫穷的农民，但这也伤害了那些靠购买食物维持生存的更为广大的民众（穷困的城市居民以及没有土地的边民）。这种“出乎意料的后果”给援助组织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刚刚发布了紧急呼吁书，请求各国捐助5亿美元以弥补粮价飞涨带来的预算超支。举足轻重的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也呼吁追加3.5亿美元援助。

对穷人和旨在帮助他们的救援机构而言，短期内前景黯淡。即使在此次粮价开始上涨的两年前，食品援助已处於历史较低水平，以实值计算或许只有二十年前的一半。在WFP观察的国家里，饥荒处於上升态势。若一个地区有多於三分之一的民众不能得到维持生存所需之食物，则被归为“热点地区”，这包括中非大部和阿富汗。WFP分类系统中的第二阶层包括西非大部，印度次大陆和玻利维亚，在世界最缺粮食的地区中，他们分别排在第五第四和第三位。美国慈善组织CARE指出，许多富裕国家也存在小规模的饥荒。

尽管这一切听起来令人沮丧，但希望尚存。今日的悲剧或许会导致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使世界走向饥荒和食物短缺的途径得以改善。而且在一些专家看来，这很快就会发生。对於现今考虑和实施在食品求助方面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有些难以置信。

基本可以断定，将主要问题定义为大规模饥荒的这种思路存在问题，进而通过各种途径为其提供所需之食物的解决方法也有谬误。全球发展美洲中心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食物短缺”。当然，有一些地区如朝鲜和达尔富尔，政治因素（也有生态因素）引起了当地严重的食物短缺。WFP认为，在上述情况里，食物援助是唯一的选择。但面对愈发频繁的粮食危机，地球正变得愈加脆弱。

饥荒与希望

抛却极端事件不谈，多数权威人士都相信，世界拥有丰富的食物：去年便是谷物丰收之年。受今日之高粮价所刺激的经济投资也为今后世界收获更多的食物提供了保障。即使考虑到亚洲中产阶级飞速增长的需求，真正的挑战也并非来自可供支配的食物数量，而是源自世界粮食产地的不均衡分布和最贫穷的人难以支付的高昂价格。使得饥荒不可避免的原因不在於自然灾害，而是由於管理水平的低下。毕竟，“美国也曾遭遇旱灾，却未曾有过饥荒。”

此外，世界银行指出，此类饥荒是一个错误的目标。饥荒是短暂的且难以衡量，但营养不良却是一个致命的杀手（食物短缺於此仅是一个变数）。拥有丰富食物的南亚地区两次遭遇营养不良，程度与经常蒙受此类事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水平相当。

目前的棘手之处就在於对付营养不良远难於简单的谷物调配。它意味着建立稳固的健康系统，提高营养成份在食物链中的流通水平，增强民众的卫生意识，培训他们从事其他一些不受欢迎且无利可图的工作。因此，也难怪鲜有政治家为这一艰巨任务喝彩。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认为，如今的价格冲击或许“有助於修补一个破损的系统”。美国对食品援助的管理尤为怪异。首先必须从美国购买食品，然后这些食品被慈善机构在穷国的市场出售以刺激当地发展。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将之称为“一个将1美元税金变为50美分以供非政府组织花销的聪明途径”。多数食品援助都必须用美国船舶运送，这一规定提高了成本，只有少数承运人受益。

改变也许即将到来。在一些顽固游说团体的反对声中，布什总统提议修订美国被歪曲的食品政策。他要求从贫穷国家的当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CARE也做出无畏的姿态，表示他们不会再接受任何通过“规定途径”而来的美国政府的捐助。

来自WFP内部的改革建议最令人欢欣鼓舞。WFP理事会有望将该机构的工作重心由紧急食品援助转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扩大在监督、食品储存和危机预防等领域的角色。

亚洲需要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大米价格暴涨和亚洲粮食库存的锐少引发了该地区的紧张。特别是在菲律宾，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贫穷大国，可能会造成大麻烦。马尼拉的报纸充斥着“大米危机” 之类的大标题。政客准备实施更为激烈措施，比如强迫国家最大的100家企业接管农业的可能性在上升。，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者泰国的农民也许会高兴米价上涨，但也必须付出组织巡逻队保护其作物的成本。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上个月请求第二大大米出品国越南，保证供应。3月26日，两国签署协定就与此有关。但是很多例外条款表明这只是面子工程而非真正的商业承诺。越南和另一个粮食出口大国印度，近来宣布出口限制以防止国内粮价上涨。这将令进口大米的穷国形势更趋严峻，尤其是保证非洲和亚洲某些国家的供应问题。近年前，由於人口增长和亚洲成功减少贫困引发的粮食需求持续增加，不过由於连年粮食丰收而得到满足。但近来产出的变化逆转了长期的价格下跌趋势，并导致全球粮食储备处於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相关政治后果可能接踵而至。阿罗约2001年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中上台，政权一直不稳。饥饿可能成为反对派上街的理由。因此，阿罗约作出增加农业补贴之类成效不彰的承诺。

明年寻求连任的印尼总统苏西洛，也受到粮价上升和贫困增加的威胁。2004年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现在看来无济於事，他必须做出修补，也许不是简单地废除印尼关於大米进口的荒唐限制，这些就像菲律宾大米进口税一样，当价格低时保护农民，但却伤害大批吃米的人。

一名印尼高官近期声称国家已经达到粮食自足的地步，苏西洛赶紧否定这一说法。指出印尼即便很快自足，也很难维持，所以仍需继续进口泰国米。

自然条件固然是影响一个国家种粮能力的重要因素。管治因素也不容忽视。缅甸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目前仍稍有盈馀。但由於体制不佳，很多人民陷入饥饿。

工业化加上政府多年来忽视农业研究和灌溉，土地流失和供水减少是造成今日问题的一大?结。

要真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提高生产率入手，联合国报告指出，亚洲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支持2亿亚洲人，帮助三分之一的穷人脱贫。因此，要想避免灾难，亚洲需要一场崭新的绿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