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痛苦(转载)
文章来源: AndrewYuen 于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痛苦(转载) 作者:一支鲜花 提交日期:2007-7-6 21:24:00
一方面是病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是医生的合法权益也没有保证,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是不是精神科更具有代表性?
一位精神科医生的痛苦
最新资料显示,北京市有高达7成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处于医疗管理失控状态。同时,精神科医疗人才流失严重,北京安定医院5年间先后流失医生30人,北京回龙观医院近年流失医生更是高达112人——
一面是高达7成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处于医疗管理失控状态,一面却是现有的精神医学人才的严重流失,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精神科医生的大量离去?健康时报记者采访了曾经在某著名精神病院从医5年,现在在外企工作的姜永昌(化名)先生,讲述了他对精神科工作从热爱到放弃的经历。
病人一把将他举到房顶!
“1999年,我刚到精神病医院实习做医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姜永昌的口气格外凝重,“实习没几天,正赶上一位老医生退休,办退休手续那天,我见他满脸喜气洋洋的,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退休的时候还会这样高兴的人,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老爷子说:‘我在精神病医院工作近40年,而今没有变成残废,心理也没有出现异常,能健健康康地退休,这令我非常非常欣慰!’”
姜永昌听完这话心里一沉,那时他工作积极性非常高,觉得你一个老大夫,怎么能跟我这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说这种话。
很快,姜永昌的一次切身体验,就为老医生的话做出了注解。
有一次出门诊,他接诊的是一位个头1.8米、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一问一答的问诊平静地进行着。谈话到20多分钟的时候,小伙子完全没有前兆地突然激动起来,从坐椅上跳起,一把勒住姜永昌的衣领。可怜姜永昌还没等反应过来,双脚已离开了地面,脑袋接近了房顶。在那一刹那,姜永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闪出一个念头:完了,肯定没命了。旁边陪着小伙子来看病的母亲见状大惊,跪在地上双手抱住疯儿子的双腿哭喊:“儿子,千万不能胡来,赶紧把医生放下来!”小伙子似乎恢复了一点理智,这才慢慢地把姜永昌放了下来。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离房顶那么近。”姜永昌苦笑着说。
“在其他医院,医生挨打总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在精神病院,医生挨打却是家常便饭,病人对医生拳打脚踢口咬,这些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姜永昌说。然而,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负刑事责任,所以打人和挨打在精神病院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打了白打,挨了也白挨。特别是女医生女护士怀孕后就更加危险,她们需要时刻提防着被病人踹上一脚。
一次,姜永昌跟着一位老医生查房,正常的问诊结束后,便接着去看其他病人。不料,老医生刚一转身,后背便挨了一棒,老医生当即倒地,幸亏抢救及时才没出生命危险。原来,老医生在前一次查房时,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对,“得罪”了这位病人,病人便怀恨在心。一次去食堂吃饭,发现了一把坏椅子,乘人不注意时,他将椅子腿卸下,藏在衣服里悄悄带回了病房。这回老医生查房,终于让他得到了“报复”的机会。
“刚入院时,老医生告诉我:发现病人有异常表现时,要尽量避免与其正面相对——这话救了我一次!”
一次,姜永昌在查房时和病人说话,病人刚接了一杯开水端在手上。说着说着,病人突然停下来。他意识到不妙,身子一闪,病人杯子里的开水就冲他泼了过来。幸亏躲避及时,否则滚烫的水浇在脸上,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这样,也还是防不胜防。一次,一个躁狂症患者发作,几个医生护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他按在床上,不料他头一挣扎,转头就在抱着他肩膀的姜永昌胳膊上咬了一口——“那一下咬得特别狠,一块肉差点被咬下来。”
形同折磨的“沟通”
“精神病人没有了正常人的思维,医患间无法正常沟通,更多的沟通需要和患者家属进行。于是,医生又不得不忍受来自家属的折磨。”
姜永昌说,他过去负责管理的病区曾收治一位病人,病史达20年以上,治疗效果越来越差:一种药往往用不了多久,不是出现副作用就是无效,于是不得不另外换药。病人的家属是一位姓王的工程师,姜永昌和他的沟通,竟演绎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一次见姜永昌的时候,王工问:病人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现在却有了……他要求医院一定要把病人治好,甚至干涉医生的具体治疗方案。姜永昌耐心地向他解释病情的特点,王工一脸漠然地离去。
可第二次来医院时,王工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患病家属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而现在却有了……他不相信姜永昌的治疗方案,要求主任查房会诊。主任查房会诊后告诉他治疗没有问题。
医院给病人换药,一般只需口头通知家属即可。可是有一次当姜永昌将换药的决定通知王工后,王工却死活不同意,还是问姜永昌那些老问题: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现在却有了……
此后,每周三次的探视,王工都必定到医院,每次都向医生重复同样的问题。“由于被病人长年折磨,许多家属的精神状态也渐渐不正常。”姜永昌回忆,“所以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感觉不是在一起想办法给病人做治疗,而是在斗争。和王工打交道的那段日子,我连做梦都是回答王工翻来覆去的那些问题。后来病人换病区离开,我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见不到这位精神状态已经日趋不正常的王工……”
女朋友多次被“吓跑”
通常,精神病人受到社会歧视,病人家属也会跟着遭受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线,到达精神科医生的身上——大众也会跟着歧视医生。这即是所谓的“病耻感”。所以,精神科医生不仅要承受来自病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还需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
在医学院校里,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精神卫生系,读这一专业的学生往往是由校方分配的。姜永昌毕业于某著名医学院,他那一届共600名入校新生中,精神卫生系只有30人,几乎是医学院中最小的一个系。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社会带给你的那种‘病耻感’就像囚犯脸上的烙印,走到哪儿烙印就跟到哪儿。上学时同学交流,只要一听说是学精神科的,一下子就会和你疏远;回家后面对邻居的询问,也说是一名内科医生,否则他会马上对你敬而远之。我谈女朋友,只要对方一听说我是精神科医生,立刻就被吓跑了。”
“5年中,最让我无法忍受的还不是工作环境的恶劣、医疗的艰难、社会的歧视,既然选择了精神科,就应该承受这一切——然而,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面对病人时的辛酸和无奈,令我痛苦到绝望。
姜永昌在医院正式工作后接诊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年仅19岁的小伙子,患精神分裂症,“小伙子长得非常清秀,治疗了一年却没有见到效果,他那个病情,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还有一位患情绪障碍的女孩子,非常美丽,感情上受了创伤,发起病来不是追逐异性,就是不停地折腾、吵闹,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得乱七八糟,还唱歌,好听得让人辛酸,她那个病也是很难治的……鲁迅先生说: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你看——精神疾病就这么摧毁一个人的,让人痛惜。”
清贫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如果不是过于清贫,也许我仍不会离开医院。”姜永昌说,“其实,我早就有离开医院的想法,但反复考虑,总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取得成功。但到后来,经济上实在熬不下去了……”
1999年,姜永昌刚进医院的时候,每月的基本工资是1200元,奖金300~400元。2004年离开医院之前,他的工资升为1500元,奖金通常只有600~700元。“我是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医生。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连养活自己都紧张,更别说买房子和谋求发展了。”姜永昌刚离开医院到了一家外企,工资马上就翻了一倍。
他说,精神科的医生中50%的人最终会选择离开,“走掉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原本想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的人,但以目前的经济状况,大部分人都坚持不了多久。”他告诉记者,在同班的30位同学中,目前只剩七八个人还在做精神科医生。
“毋庸讳言,如果说其他医院个别医生通过开高价药可以得到一些灰色收入的话,那么精神科医生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首先,精神疾病用药很有限,医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小。其次,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一般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检查,没有CT、核磁,也没有什么大型的介入治疗,医院的检查至多就是给病人查查血常规、心电图。”
姜永昌说:“其实,精神科医生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需要面对的是精神疾患,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在国外,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和企业白领相比,则会高出5~10倍。但在我国,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却与对他的要求不成比例,精神科医生在门诊看病,收的也是几元钱的挂号费。”
别让精神疾病失去“对手”(记者手记)
“回想那5年,每天都感到压抑而无望。离开了医院后好像重新回到阳光和蓝天下。但有时想起那些在痛苦中煎熬的患者,我又觉得愧疚,因为我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救治……”姜永昌先生坦诚的言谈,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表白无遗。
记者不禁想起今年5月份在长沙召开的“中国医师协会惠氏杯杰出精神科医师奖”颁奖大会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臧德馨教授那忧心忡忡的呼吁:“如果不尽快提高我国精神科医生的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立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结果必将是精神科医生的大量流失,必将是精神疾病因为失去‘对手’而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不可想象的灾难……”
(来源:健康时报 作者:杨锐)
-->
`,
"script":[]
}
, "gg_rightside":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duturandom": {
"html":`
`,
"script":[]
}
, "gg_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topbanner": {
"html":`
`,
"script":[]
}
, "gg_middle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dutu": {
"html":`
`,
"script":[]
}
, "gg_botline": {
"html":``,
"script":[]
}
, "gg_dututop": {
"html":`
`,
"script":[]
}
, "gg_shipintop": {
"html":`
`,
"script":[]
}
, "gg_inContent":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shipinrandom": {
"html":``,
"script":[]
}
, "gg_sideSticky": {
"html":`
`,
"script":[]
}
, "gg_bottombanner":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marquee": {
"html":`
`,
"script":[]
}
}
const adEnv={
"gg_header": {
"html":``,
"script":[{"exec":`(function(){/*
Copyright The Closure Library Authors.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se strict';var g=function(a){var b=0;return function(){return b
=b||null!=a.a&&0!=a.a.offsetHeight&&0!=a.a.offsetWidth||(fa(a),D(a),l.setTimeout(function(){return E(a,b-1)},50))},fa=function(a){var b=a.c;var c="undefined"!=typeof Symbol&&Symbol.iterator&&b[Symbol.iterator];b=c?c.call(b):{next:g(b)};for(c=b.next();!c.done;c=b.next())(c=c.value)&&c.parentNode&&c.parentNode.removeChild(c);a.c=[];(b=a.a)&&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a.a=null};var ia=function(a,b,c,d,e){var f=ha(c),k=function(n){n.appendChild(f);l.setTimeout(function(){f?(0!==f.offsetHeight&&0!==f.offsetWidth?b():a(),f.parentNode&&f.parentNode.removeChild(f)):a()},d)},h=function(n){document.body?k(document.body):0e;e++){var f=c.concat(d[e].split(""));K[e]=f;for(var k=0;k>2;n=(n&
3)<<4|t>>4;t=(t&15)<<2|h>>6;h&=63;f||(h=64,e||(t=64));c.push(b[k],b[n],b[t]||"",b[h]||"")}return c.join("")};try{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finally{Uint8Array.prototype.toJSON=a}}:function(){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var S=function(a,b){return"number"!==typeof b||!isNaN(b)&&Infinity!==b&&-Infinity!==b?b:String(b)};M.prototype.toString=function(){return this.a.toString()};var T=function(a){O(this,a)};u(T,M);var U=function(a){O(this,a)};u(U,M);var ja=function(a,b){this.c=new B(a);var c=R(b,T,5);c=new y(w,Q(c,4)||"");this.b=new ea(a,c,Q(b,4));this.a=b},ka=function(a,b,c,d){b=new T(b?JSON.parse(b):null);b=new y(w,Q(b,4)||"");C(a.c,b,3,!1,c,function(){ia(function(){F(a.b);d(!1)},function(){d(!0)},Q(a.a,2),Q(a.a,3),Q(a.a,1))})};var la=function(a,b){V(a,"internal_api_load_with_sb",function(c,d,e){ka(b,c,d,e)});V(a,"internal_api_sb",function(){F(b.b)})},V=function(a,b,c){a=l.btoa(a+b);v(a,c)},W=function(a,b,c){for(var d=[],e=2;ec?0:c}else c=-1;0!=c&&(W(a.b,"internal_api_sb"),Z(a,Q(a.a,6)))},function(c){Z(a,c?Q(a.a,4):Q(a.a,5))})},Z=function(a,b){a.c||(a.c=!0,a=new l.XMLHttpRequest,a.open("GET",b,!0),a.send())};(function(a,b){l[a]=function(c){for(var d=[],e=0;e2){dom.hide();}}$("#showallcomment").show();$("#showlesscomment").hide();};',
],
"src":[
{"src":"//count.wenxuecity.com/service/count/script/do.php?type=news&id=23531&n=0&out=jsval"},
{"src": "/news/js/view.js"},
{"src":"/members/js/md5.j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