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花岗岩一样坚硬的生活中，出现了柔软的爱，让灰色的生活有了颜色。和金钱、权力比起来，爱情是唯一不那么势利的东西…… 　　我的人生从父亲去世那天开始改变。那年，我16岁，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倒下了，我的人生也一起坍塌。在父亲的灵棚里，母亲跪在了我面前，她要求我退学，然后嫁人。　　作为家里的老大，我必须和她一起分担家里的重担，我听从了她的安排，四个弟妹都还小，必须有一个男人分担一下繁重的农活。母亲从她娘家的村里为我选了老公，一个大我8岁的建筑工人(我叫他木头，这是儿子给自己的父亲起的名字)。木头家甚至比我家还要穷，他母亲就是忍受不住这种穷苦离家出走了。一大家子九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破房里，为了娶我到家，他借钱建了新房。　　这些都是嫁给他后才知道的。但我没有抱怨，也不能抱怨，他对我家是有恩的，我妈一直这样教导我。可她又怎么会知道，新婚之夜，对于我的紧张与慌乱，他用一根木棍将我打晕在地。　　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我只能把对他的反感压抑在心里，把他幻化成唯一的依靠，寄希望于让时间培养出一些对他的爱。可时间过得真慢啊，每天都那么沉重、辛苦。　　在我生下儿子后，我的母亲终于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选择了改嫁。我不恨她，因为我也做了母亲，知道了母亲的不易。可我必须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尽管我带着相差仅一岁的两个儿子，尽管我养牛养猪，但我要保证他每天都能及时吃上饭。早上，我做好早餐才叫醒木头，因为心疼他干活累。晚上他回来，桌子上一定放着盛好的饭。我要报恩啊，为了两个儿子，为了回报他的恩情，我一直透支着我的精力和健康。不堪重负的躯体终于在儿子三岁时病倒了，胃出血。住院住不起，就在家治疗，医生吩咐回家后一定要坚持吃一种特效药。木头在一旁嘟囔：“没钱还得吃特效药。”听着医生责问他：“人重要还是钱重要？”我流泪了，心里像被人生生塞进去了一块寒冰。　　我和木头彻底分居了。木头贪玩，从未想过一个家庭的负担有多重。经常，明明看着他吃完饭去工地干活了，可中午时，工地又派人来找他了。我带着孩子操持着十亩田地，还要操心他干活与否的事。而他从不承认旷工，哪怕来找他的人当面问他，他也不承认。那时又没有电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旷工令建筑队大为光火，最终把他开除了。没有单位的管理，他更像脱了缰的马。他不和我吵架，不高兴就黑着脸，半年不和我说一句话。偏偏我是个极爱面子的人，怄气时，我总用被子蒙着头哭，伤心极了，我就跑到爸爸的坟头大哭一场，有一次，我从墓地回到家已是半夜，木头呼呼大睡，大儿子抱着小儿子也睡着了，腮帮上还挂着泪。那一会儿，我想马上离开这个家。我经济上很不宽裕，可我一直订两份报纸，《大河报》和电视报。我很想从无言的文字中找到挽救婚姻的妙药，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提高自己的修养。　　最让我说不出口也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忍的是夫妻生活。每天，我干完农活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再忙完该做的一切家务后，最想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可我又最怕躺在床上。我曾放下自尊，无数次地劝他夫妻之事拉一下手，有一点暗示，或者轻柔一点。可他根本不理会。我的干净整洁成了他发泄的障碍。他的脚可以一星期都不洗，哪怕我打好洗脚水，他也不洗。为了躲开他，我就拉着两个儿子睡一张床，他不得不睡另一张。这样将就了几年。其实，我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真的很希望丈夫能好好爱抚我，哪怕十年有一次也行。　　我耐着性子十年如一日地包容、宽厚地伺候他，却换不回他一句关切的话。我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更不怕吃苦受累，我很想与他做夫唱妇随、同甘共苦的米面夫妻。可他唱什么？他是个连握手都不会、毫无情趣的木头男人，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供奉”着他，好吃好穿的都是他，他想做什么，我都满足他。为的是不让他说我娘家忘恩负义。　　大儿子7岁那一年，我试图自杀。两个儿子哭着夺我手里的农药瓶，我想让他们和我一起离开这艰辛的人世间，大儿子哭着说：“妈妈，我不想死啊。”小儿子只知道哭。而他们的父亲坐在房顶上，冷冷地看着我们哭作一团的母子三人。浓重的农药味惊醒了我，可抱着孩子，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生活只能是这样的吗？　　这一次，我和木头彻底分居了。我说离婚，他用无边的沉默来应对我，我母亲的回答是：“你想离婚，除非我死了。”不能离婚，我就和他做名义上的夫妻吧。他从来也没管过我们母子三人，孩子对父亲也毫无感情。至今，我们已经分居11年。母亲说，唯有她死，我才可以离婚。　　在新千年的秋天，我和木头一起在工地干活，被几年没有联系的亲戚看到了。看到我一个女人家却像男人一样在工地和水泥、担筛子，他感叹说，真是苦了我一个人了，为了娘家和夫家累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告诉我，有一个不太有钱的老板从《大河报》上看到一个可怜的女孩失去父母，就想收养，只可惜是个女孩。亲戚说不如给我的俩儿子认个干爹。当时，我以为开玩笑，随口就答应了。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2000年9月1日的中午，当被亲戚称为老板的男人掀开竹帘进屋的那一刻，我的心动了一下。他穿着朴素、干净，脚穿拖鞋，说话直爽得就像个亲人，问完家庭问孩子的学业。十天后，在我们家，按照农村的风俗上香、儿子跪拜。我祈祷菩萨保佑好人会有好报，四个月后，当我们第三次见面时，我们交谈得比较多，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木头的冷漠、木头的动不动就板起黑脸孔，却一股脑地对他说了。本以为他会开导我几句，可他自始至终都很沉稳，听我说完后，冷静地说了声：“儿子大了就好了。” 　　2001年的秋天，我胃病发作，几天下不了床，儿子们都在学校，木头晚上回来看到饭做好了就吃。这时，孩子的干爹打来了电话，问孩子们的学习，当得知我胃病又犯了，就让我支撑着到南阳卫校医院等他，要我做个彻底的检查，他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他是专门从郑州赶回南阳的，看着风尘仆仆的他，我知道自己完了，挣扎不出这感情的漩涡了。我爱这个有家有室的男人，可我不能啊，早已过了爱的季节了，我无数次告诫自己，不能这样想，坚决不能，可饥渴的感情逼迫我不顾一切地想他。终于，在胃病痊愈后，我再次选择了自杀，这次，又是他的电话救了我。这次后，他没有再拒绝我。　　他一直在以父亲的爱关心着儿子的成长、学业，为了儿子，他甚至降低了香烟的档次。两个儿子开始承认这个知冷知热的“父亲”，儿子甚至说：“妈，你和我爸离婚吧，我们就当他不存在。”可我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和我的弟弟、妹妹一起对我轮番责骂，说我忘恩负义，丢娘家的人。我知道，没有离婚和他人生活在一起是个错误，可是，母亲不给我离婚的权利啊。已经长大的儿子开始和外婆据理力争，几年的相处，他对干爹的感情比生身父亲更亲。我知道儿子是心疼我，他说外婆简直就是慈禧太后，他偷看了我的日记后说：妈妈你不是坏女人。　　可娘家的责骂让我心凉齿寒，20年前，我为弟弟、妹妹活着，20年后，我为儿子、为娘家的面子活，难道我不能为我自己活一回？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也不是为了他的钱，更不是要追求什么风花雪月，只是他那一份默默的关爱让我今生刻骨铭心。他从不说木头的不好，这些年来，确切地说是5年又11个月，他一直默默地支撑着我家的一切开支，所有的辛苦他从不对我说，只是苦口婆心地开导儿子好好做人，争取考上好一些的大学。除了那次陪我看病，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饭店吃了十元钱的饭菜，这些年，我们从未单独去过饭店，也不曾花一分钱，一切都为了两个家庭着想，包括木头的父亲。我已经在忍受别离的苦痛了，他在南阳的厂破产了，不得不到外地发展。尽管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但我知道，人一走，茶就会慢慢凉了。可是，我不甘的仍是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母亲一再责骂之下，我再一次选择自杀。可白河水没有接纳我的生命，我仍然要回到这纠缠不休的尘世里，和命运挣扎、被感情煎熬。母亲说，唯有她死，我才可以离婚。可自然的生死轮回只有天注定，我们良心也只能让我们听天由命，所以，注定我和他之间的承诺是无望的渺茫。在恩情与爱情面前，我永远是个负罪的人，没有恨的权利，更没有爱的资格。如果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我能否痛痛快快地活一把，为自己。　　记者手记　　第一次，她打进电话时说：“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我不后悔。”后来，她又写来了厚厚的信，还说她准备来郑州找我。不久，她发来了短信，说她不来了，尽管她非常想当面诉说。因为她打听了往返的费用，那抵得上她半个月的工资。她每天发来短信，一条接一条，诉说她的挣扎与无奈。每次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语气里都充满了欣慰，她把我的倾听当成最大的解脱与释放。　　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倾听，所有现实的问题还需倾诉者自己面对。尤其在一些无法用“对”或“错”简单判定的事情面前，倾听与记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生活对永殇来说犹如一个可怕的独裁者--必须：必须退学，必须嫁人，必须报所谓的“恩”；必须结婚，必须不离婚，必须痛苦地活着……永殇丧失了人的基本权利，对她来说，精神上的压迫恰恰来自最亲近的人：母亲和丈夫。在这种情形下，精神上的苦难尤其难以摆脱。永殇三次自杀，并不是对贫苦的物质生活绝望，而是失去了希望，是精神上的幻灭。　　但是在漫长的花岗岩一样坚硬的生活中，却出现了柔软的爱，让灰色的生活有了颜色。和金钱和权力比起来，爱情是唯一不那么势利的东西——因而有了久违的温暖和慰藉，永殇像一个黑暗中的舞者，借着微弱的希望之光，在苦难中翩翩起舞。　　爱情不久就会熄灭，等待永殇的依然是贫穷和孤独。我们赞美强者，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扼住命运的喉咙，但也有许多和少年永殇一样不幸的人，无法自我拯救，需要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仅来自某一个好心的人，更应该来自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