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封

第十九封

Helen:

关于东方明珠，你上封信虽然用了比以往任何一封信都长的篇幅来谈，但我知道你仍然意犹未尽。只是，也只能，就此打住。我们能做的唯有心怀由衷的祝福和默默的祈祷——但愿她历尽沧桑，依旧闪闪发光。

 

也是因为上封信，我想起了在北京工作时一些曾经的香港同事。其中有一个常年去看中医调理身体的女同事，她曾经把她的“御用”中医师介绍给了我。“御用”中医姓马，人称马大夫，退休前在位于劲松附近的垂杨柳医院工作。马大夫是个回民，当时已是年过六旬，却面色红润，声如洪钟。我当年去找马大夫是因为我心脏不舒服，有停跳感，常需要依靠咳嗽来缓解不适以至于总有同事觉得我感冒了（幸亏那时候非典已过新冠尚无），更不好的感受则是我会觉得自己气短，短到嘴唇发麻，可是心电图和心动彩照又没有发现异样。

 

这就在同事的引荐下找到马大夫给我号脉。

 

马大夫定睛看了看我，然后眯起双眼，三根手指在我的手腕上停留，偶尔轻轻拨弄。稍倾，马大夫睁开双眼再一次目光如炬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太操心了。你应该彻底休息，大睡几天几夜。”再无更多的话给我。

 

于是我就带着马大夫给我配的七副汤药，浑浑噩噩睡了好几天，心脏果真舒坦多了。

 

而在马大夫之前我还看过一个黄中医。看黄中医的时候我人在武汉，我究竟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称“黄老邪”的老中医已经不太记得了。我能记得的是“黄老邪”是个精瘦的老头儿，满头银丝打着卷儿，他不像马大夫一身正气，反倒是一副精明相，那精明相里又夹杂着一些貌似仙气儿的邪气。

 

“黄老邪”的特色是不开汤药，每一次都给他的病患一小包一小包的粉沫状中药粉，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药粉药效最好。我当时应该去找他看月经不调，“月经不调”这种玩意儿不都是老中医们最拿手的活儿吗？那些药粉吞咽起来感受并不比喝汤药好，虽然少了苦，但是多了难以言说的涩。我一包一包地吞咽那些药粉，生活甩给我一个又一个问号。药粉里并没有答案，黄老邪倒是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你这个病是心里不痛快，心里爽了，就都好了。”

 

到了，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病。后来，月经规律，伤痛疗愈，但靠的应该不是那些药粉。 

 

马大夫之后我又遇到过两个老中医。一个姓赵。找到赵中医时，我的大儿子才八九岁而我却一副要更年期的样子。虽然我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毕竟那时候还算年轻，心有不甘。经老Z打探，寻得一位隐居在京北郊区的赵大爷。据说赵大爷以前是个乡村名医，金盆洗手了好几年，要不是曲里拐弯的托人，赵大爷才懒得搭理我。

 

见到赵大爷的时候正值六月初，和现在一样的季节。赵大爷摇着蒲扇，面前一个大茶缸子，正是一个朴实的京郊老农形象。赵大爷并不看我，只叫我把手搭在号脉的小枕头上。那小枕头油乎乎脏兮兮带着陈年老垢，一看就是给无数人搭过脉。我把手放上去，赵大爷一边号脉一边竟然跟老Z聊大天儿！他说一口含混不清的京郊本地话，我听个大概。好像就是说给人看病很伤神，这要不是谁谁谁托过来他是绝对不接待病人了。他现在每天早起遛弯儿，河边儿下棋，午饭后睡一大觉，继续河边儿遛弯儿下棋，晚上就着《新闻联播》的开始曲，赵大爷差不多就入睡了。

 

号了多久的脉，赵大爷就聊了多久的天儿。我心里正冰凉一片，突然，赵大爷把手从我手腕上拿走，戴上老花镜“哗哗哗”开了个方子。说：“就去同仁堂抓药，别地儿的药不能信。”

 

也是七副药，但是便宜到惊天动地，大概七副药不到20块钱。吃完七副，再去找赵大爷，赵大爷继续跟老Z聊天儿。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赵大爷您开的药怎么都这么便宜啊？”大爷特别有意思，他自始至终不看我一眼，回答我这个问题也是看着老Z。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现在的大夫，怎么贵怎么开药，他们没一个我瞧得上。你媳妇儿这毛病就是几块钱一副的药管用。”

 

好吧！吃了赵大爷便宜药差不多两个月，被赵大爷喊停了。他说：“得了！甭吃了。”他当然还是对着老Z说，并且反复叮嘱：“你甭再给我招人来看病了啊！我还是遛弯儿下棋舒坦。”

赵大爷的药下去，更年期症状不仅缓解，就在同年，我竟然万分意外地怀上了我的小儿子。从此我家有了哥哥和弟弟。Helen，这个完全不像大夫，貌似心不在焉隐居乡野的老大爷，说他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是不是都不算过分啊！

 

最后我要说到的是大栅栏社区医院的中医老胡。我去看过他两次，时间是在要生下我家弟弟之前两个月。原因是心脏再度出现不适，且心电图异常。而西医考虑到高龄孕妇的用药禁忌，给出的药很温和，吃下去几无改善。我当时即将赴港待产，有朋友介绍我去找老胡吃吃中药。而这个老胡，是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黑边眼镜，身边围绕着几个小护士，很有西医做派的老中医。

 

我记得我进到诊室，老胡正忙着给前一个病人写病历，抬头一眼看见我的大肚子，张嘴就说：“是个儿子，没跑，不用紧张。”我当然知道是个儿子，我在港产检已经被告知。老胡认真看了我的心电图，又仔细号脉，安慰我高龄孕妇心脏负担太大，等孩子落地就便会缓解。我照旧吃了几副汤药，的确心脏舒爽很多，而孩子呱呱落地，我这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我的中医就医经历已经跟你说完，这几个老中医各有特色，我觉得颇有意思。

 

定居上海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中医，虽然多少有了一些慢性病，但都是靠西药和定期体检来控制和管理。这几年反对中医的人每每骂中医粉脑残智障，而有一些中医粉被中医接近巫术的那一部分拐带得丢了性命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我很欣赏你家W教授的比喻，中医更像艺术，西医则绝对是科学。我想艺术可以陶冶人的心性，救命却只能靠科学。我的就医体会是，中医有更接近身心灵疗法的地方，它把情绪和身体疾病做了一一对应。而西医的严谨与学科的精细划分不用我赘言。想想，这世上最可怕的世界观该是没有看过世界的世界观；最可怕的反中医或反西医，该是对中西医既无切身感受又缺乏起码常识的人。生活中无论哪个领域，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存在盲区，怀抱着对未知的敬畏去学习和体验，不被任何情绪所挑逗，似乎在当下的现实中尤为重要，这个态度绝不仅仅只适用于中西医。

 

                                                             Jin

                                                   2020年5月30日

Jin：

收到你的信之前，正好接到我妈的电话，告诉我说我爸爸最近又眩晕了一次，目前在吃中药。其实这是我爸爸第二次眩晕了，他们没有去医院做检查，而是找了一个朋友推荐的中医到家里来看病。中医诊断的结果是用脑过度，血脉不畅，需要吃活血化淤的中药。我跟你说过，我爸爸今年整83岁了，从来没有退休过，一直在工作，做科研，带博士生，而且一年四季除了过年的三天整个办公大楼锁门不能去办公室，他基本上早上8点半就到办公室，晚上7点回家。即使因为疫情，大学的教学区被封，他破天荒在家近两个月，也是天天在网上跟学生讨论问题。他经常思考是可以肯定的，但这是他的常态，他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什么是“用脑过度”的状态，我还真不知道。

 

我问我妈是不是省中医院的老中医，结果我妈说这个中医是朋友介绍的，是个事业单位的文职人员并没有中医执照，因为热爱祖国传统医学，业余看书自学成才。如果是自学的还没有执照，那怎么定义是“成才”了呢？我妈听出我口气里的困惑，非常肯定地补充说，他有一天会去考执照的。而我妈自始至终完全没有过任何迟疑，配了药给我爸每天煎服，他们也完全没有任何去医院拍张片子做些相关检查的想法。中医，真的是个神奇的存在。

 

我想，我们对西医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信任。如果一个没有进过医学院，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学知识教育，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不可能有行医执照，也不可能有处方权。即使能够在特殊情形下开出处方药，但凡受过教育的人恐怕很少会敢用，民间无执照营业的诊所也会被标签为“黑诊所”。新冠肺炎爆发初期，那个“神医”李跃华被揭发自己经营的私人诊所用的是假证明，夸大其词，趁疫打劫等等，但其实他还是货真价实的科班出身呢！

 

所以说我们对西医的苛求，对中医的宽容或许真是因为西医是科学，而中医是艺术。

 

20年前，我从加州移居香港，不知道是不是圣地亚哥天堂一样的地方太舒适，到了香港水土不服，经常动不动就昏过去被救护车送去急诊室，每次在医院住上一个星期，从头到脚检查个遍，各项指标又都正常。但就是各种难受，一个人出门都紧张，就怕随时会不省人事。这时候，一个得了红斑狼疮的朋友推荐了她的名医给我，她说她的病西医除了用激素，没特别的办法，但是名中医却能根治。我就好像看见了救命稻草决定一试，朋友提醒我说诊金不菲，一次1500港币，不能报销的。我听了则更加放心，必定是医术不凡才敢开这么高的价格吧！

 

于是，我就开始了几个月的求医之路。诊所在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当时将军澳地铁线还没有通车，从我们科大到铜锣湾要先搭小巴坐到终点站到彩虹换乘地铁，坐七站到旺角，从旺角转乘4站地铁到金钟，最后由金钟再转乘地铁到铜锣湾，从铜锣湾地铁站出口处出来再步行十分钟到达一座高楼里三室一厅的民宅。这一路算上换乘等车一个多小时的折腾，本来就气若游丝的我坐到中医面前可不就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了。

 

这位传说中的名医是位出家人，这似乎让我更有了信心，好像民间的某些方子出自哪位高僧总让人感到安全。他招呼我坐下，很有仪式感地将一串佛珠挂在脖子上。我留意到他刚吃了午饭，桌子上还放着他吃剩下的炒肉片，原来这是一个吃荤的出家人。他先看了我的舌苔，然后闭起眼睛给我搭脉。十几秒钟后，名医睁开眼睛面露难色：“器官都衰竭了，你的血管都变细了，如果晕倒，很可能就救不过来了。”

 

我顿时吓得冷汗直冒，名医接着说：“出虚汗，肾虚，脾虚，你虚啊！”

 

“可是我测出来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我紧张得声音都在颤抖。

 

名医正色道：“等指标显示出来，你已经没救了。”

 

名医又宽慰道：“你运气啦！幸亏遇到了我，我能治好你的病，否则，唉！”

 

“你说我血管变细，那是高血压？”我一边如释重负，一边仍保持着警觉。

 

“你不是吗？”名医反问我。

 

“不是啊！我的血压比正常人血压都低。”

 

名医摆摆手，不再理睬我，招呼护士：“进3号房。”

 

名医的治疗方式分三个步骤，先扎针，后敷他自己配制的草药，最后吃他一盅草药炖鸡肉的“回春汤”。那汤的鸡肉炖得很烂，汤里的草药有股特别的清香倒也不难喝。他对这盅汤推崇备至，在诊所最显眼的地方放着报纸上名人八卦版面刊登的姐弟恋谢伟俊喂白姐姐喝汤的照片。我每个星期去1-2次，一个月下来，每天都是同样的步骤，所有来看他的病人也都是这三个步骤。我将信将疑地问朋友她有没有在一段疗程过后再去医院复查指标，朋友说不用查，自己感觉好了就是好了。名医说能够治好，你要信。

 

于是，我很努力地相信坚持了几个月，可是每天从西贡到铜锣湾的舟车劳顿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有一天下午，我从诊所出来路过楼下的“余仁生”中药铺，大概那天闲来无事，两个平时经常看到脸熟的伙计突然问我说：“是去喝汤的吧？”，我说是，他们又接着问：“有用吗？”，我苦笑说还不知道，我又问他们：“你们在中药铺工作，你们觉得呢？”，他们窃笑道：“所有的人都喝这一碗汤，我们也不知道啊！”听了他们不怀好意的笑声之后，我决定不去治疗了。名医托我的朋友捎来话说，我已经好了70%了，断了治疗会前功尽弃，但是我还是没有回去。

大概两年以后，我身体慢慢好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那么多碗的回春汤终于发挥了“回春”的功力，还是我自己开始适应了香港的水土，或许两者都有。我知道的几位癌症病人被西医宣判了死刑，索性不做检查，不看报告，只喝中药，倒也顽强地远远活过了死刑期。而介绍我看名医的那位朋友，她也是完全拒绝接受化验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苹果教主乔布斯一味坚持另类治疗，结果贻误病情，西医接手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无论如何，中医是神秘的，我觉得配合中医治疗以获取最大程度的神功需要特别专注，不能有任何质疑的信念。可能我的杂念太多，疗效自然就差些。

 

我其实看过不止这一位中医，但是每次提起中医，我的本能反应就是：铜锣湾，吃荤的出家人和包治百病的“回春汤”。你想，我这是喝了多少碗汤啊！哈哈！

 

Helen

202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