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柬
两位曾经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同班同学通过疫情重新找到彼此，以两地书信的方式记录下她们这个时代的人生碎片。
第二十封
Helen:
2020似乎注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我们的两地书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宿命。
上一封信我们因偶然回忆起那些年各自经历过的“老中医”，接下来的几天里关于“诋毁中医可能入刑”的说法在网络上便沸腾起来，吓得我翻开上一封信仔细查看我们究竟有没有诋毁中医中药。
这一说法，出自一份《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里面有两条规定赫然在目：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为诋毁、污蔑中医药。
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这个标准，其实我没法判断我们上封信对中医药是否进行了“诋毁”。因为这个标准其实是没有标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或者做了些什么，便会构成诋毁以及污蔑中医药的行为从而有入刑的危险。不过，既然是这么严肃的一份文件，应该不会只有这么空洞的一句话而已，具体的标准一定会制定的。但不管怎样的标准，我想普通人之间对中医中药的正常交流和家长里短似的八卦与分享，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诋毁吧！否则实在有侮该规定的庄严感。
当然我也有另一个疑问，那就是这样的规定究竟该由谁来制定？谁又有权制定？
此事尚无下文，“地摊”又重回人们的视线。我想你应该知道了，这一次两会上，总理的一句“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着实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特别同意这样的说法：地摊无法拉动经济，但是它能够给穷人一条生路，给城市一片烟火，让人间更像人间。所以当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调侃地摊，佯装要去摆地摊，我渐渐有了一些反感。你知道，这些调侃的人多半是不至于去摆地摊的，虽然这些调侃并无恶意甚至颇有善意，但看得多了，我心里就是有些不舒服。
地摊经济曾经在我们的城市因为不够“体面”、不够“文明”、不够“卫生”而被一扫而空，摆摊设点靠自己双手谋一碗饭吃的人们曾经像“惊弓之鸟”一样在城市里四处流窜，城管与摊贩之间的角力升级成悲剧的事情也不止一件两件。我曾经想过，究竟为什么就是容不下这些人呢？他们并没有错啊！
我当年离开电台后曾经在电视台做过两年的电视新闻记者。当时作为一个新人，带我出去采访的是一个老摄像。老摄像在很多年前是个摄影爱好者，后来他各种钻营加上机缘巧合就成了电视台的一名摄像。
九十年代末的摄像机个头都还挺大的，因为还没有迎来数字化时代。老摄像每一次把沉重的摄像机扛到肩上的那一刻，我都能感受到他从心里往外溢出的那种神气和得意，那真是怎么藏都藏不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外出采访，而司机另有任务不在台里，老摄像便自告奋勇开了一辆采访车，带着我跑到一个摆摊设点比较集中的地方采访。
我这个人的记忆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往往能够清晰地记住某个细节，但是支撑这个细节的背景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模糊的。比如说我不太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一个地方采访了，我只能按照我所记忆的细节去推理——这个地方的商贩们属于违规占道经营，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带过去的采访任务无非是将要对此地开展整顿治理。
我能记得的那个细节是：在采访结束后，老摄像呵斥那些商贩们离开。大概有一个中年妇女跟他顶撞，意思是你又不是城管，你凭什么管我们呢？我觉得这个妇女说的也没错，就劝老摄像赶紧开车回台里，因为我们还需要自己编片子赶晚上的播出。
但接下来的一幕却令我非常错愕——老摄像拉着我上了采访车，我以为是要离开，却没想到他突然倒车，直接把车轮碾压到了那个顶撞他的中年妇女的地摊边缘上。
那地摊上都有些什么呢？我今天似乎都能看见——一块彩色的方格布上，摆满了小姑娘扎头发用的发箍、发卡、橡皮筋，它们鲜艳、廉价、无辜地躺在那儿。
大概我惊呼起来，老摄像刹了车。我探出脑袋，发现汽车的一个后轮已经踩踏在那块彩色方格布的一角上，车轮下面是一个银色的发箍，发箍上粉色蝴蝶的翅膀因为这只巨轮而颤栗。中年妇女惊恐地站起来看着我们这辆采访车，张了张嘴。
老摄像一踩油门，一骑绝尘。
我在车上终于松了一口气。
老摄像看了看我，说：“小姑娘，对他们这种人不能太好，就是要经常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行！”
我应该是什么都没有说，因为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我肯定在心里问自己：他们这种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究竟有什么错？
接下来我能记住的细节是：老摄像带着我回到台里时，正好迎面走来我们的部门领导。老摄像一个箭步上去，要跟领导汇报工作。领导继续往前走，他便转身紧随其后，点头哈腰、亦步亦趋，和刚才面对中年妇女时判若两人。
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像空气一样站在一边，而这个画面的每一帧都像刀刻一样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哦！年轻的我当时想，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在一种人面前摇尾乞怜没有拿自己当人，而在另一种人面前耀武扬威没有拿别人当人……
两年后我辞职离开了这个电视台。
辞职，是有很多原因叠加在一起的。但是不能否认这个老摄像对我的影响。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忍受每天都想抽他耳光的冲动，我当时也实在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只知道自己做狗或者拿别人当狗,却偏偏不懂怎么做人。
前几天，朋友在群里吐槽自己的老公跟领导对着干、给领导气受，跟同事关系也越来越恶劣。我们劝他，只要不丢掉饭碗，就让老公发泄发泄吧！我更是表示理解，因为每一个单位里都会有我年轻时遇见的“老摄像”，时间待久了，自己又无法也变成“老摄像”，难受郁闷是一定的。
老摄像们是什么呢？现在我慢慢明白过来，他们是一些极具忠心的执行者，却可能离良心分外远。他们不太愿意知道有的生命活得就是很艰难（哪怕他们自己也曾艰难过）；他们也不太想明白这些艰难的生命需要更多的人以悲悯之心、以良知来对待；他们全部的心思和目光都向上看，这个“上”，狭义是“上峰”，广义是任何一个“成功人士”；他们从不曾想过应该俯身看看那些地摊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在一个体系里，忠心是重要的；但在整个社会群体中，良心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不过现实就是如此，现实不过如此。
现实的压力也常常叫我抬不起头、喘不上气，我也没有力气再像年轻时那样对着巨轮下的银色发箍惊呼。
但我心里总是有期待的，我期待地摊经济真的能给穷人一条生路。我期待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对那些艰难的生命保有足够的温度和关怀，因为这才是文明的标尺，这也才是我们大家的希望所在。
我期待袅袅烟火在每一个城市的上空升腾，期待人间更像人间。
Jin
2020年6月8日
Jin：
看到“诋毁”二字，我也吓了一跳。我们只是分享了各自看中医的经历，跟诋毁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吧！不过，我也很好奇，这条规定谁来制定？谁来执行？又由谁来量刑呢？
香港每次要通过一条法案，开始都要公众咨询，有一些法案会因为公开咨询时间不够而引起民间反弹从而造成该法案永久性的撤回。总之，一条法案的出台，不是强推，而是先民意调查，之后立法会一读二读三读再通过的程序。
我记得多年前，大陆也曾提倡过集体领导的好处；当然而今的集权也自有其道理，我们普通百姓唯有积极配合。
此次地摊重回人们的视线，当然是个大好事。你记得我们大学时，常常去闲逛的那一条个性化小店林立的常德路吗？后来硬生生被规划统一成了“殡葬风”。好在现在强势呼唤地摊经济，不但让那些质朴的烟火气重返人间，对那些靠着出摊挣点辛苦钱的人来说也是功德无量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拥有成为“高端人士”的平台。
这些处在鄙视链低层的人们让我想起美国的墨西哥人，而一开始，我对他们的印象并不好。
我住的城市是跟墨西哥边境城市Tijuana（提华纳）接壤的SanDiego（圣地亚哥），我拿美国移民局给加拿大公民特许的TN工作签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份签证的麻烦之处是一年一延，虽然带着学历证明和雇主提供的就业信能够当场拿到签证，但是需要过境办理。就像西雅图可以去加拿大的温哥华过境，离圣地亚哥最近
的边境城市就是当年囊括很多奥斯卡奖的影片《毒网》中故事发生的城市提华纳。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前妻带着藏了白粉的布娃娃过境就是在关口实地拍摄的，这个关口常年都处于繁忙的状态，每天有无数墨西哥人早上过关到圣地亚哥来工作，晚上下班后回提华纳，那情形很像深圳和香港。
然而提华纳常常令人想到毒品、毒枭，所以没必要的时候一般也不会过去，必须过去时自然就如临大敌。
我第一次去办签证时，车原本是应该停在美国境内的停车场，谁知那天错过一个高速出口，无法回头，一路就开过了边境。美国的汽车保险公司明确规定，车在墨西哥境内是不在保障范围内的。这让我更加紧张，越紧张就越出错，那时候还没有GPS，过境后路牌全是西班牙文，只能硬着头皮凭着感觉开。一路上都是农田，周边的建筑物都很破旧，房顶东倒西歪插着天线，有的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就用塑料布糊起来。路上开过的大车小车都灰头土脸，我开的是一辆Nissan Sentra的新车显得特别刺眼，行人投过来不解的目光更加让我提心吊胆。总算开到一处开阔地带，赶紧掉头，一颗悬着的心直到车开进美国关口才放下来。第一次过境墨西哥有惊无险，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第二次，我把车停在美国，步行过关。出美国关很容易，通过只向着一个方向旋转的铁栅栏门即可。我就夹在一群墨西哥人中间走出了美国边境，我留意到他们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拎着午饭盒，面露倦容，无精打采，像是刚刚收工的样子。一过边境，其中有几个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原来在境外等候的妻儿都迎了上来。大概家就在关口不远，这几个就抱着孩子，揽着妻儿跟同伴道别。其他人则准备拼一辆出租车，他们有6个人，却都想挤进一辆出租车。最后，一个人坐前排，三个人坐后排，另外两个就让后备箱的门升起来坐在后备箱里。出租车司机似乎并不介意，还帮他们尽量安顿好舒适的姿势，然后高高兴兴地收了钱，绝尘而去。
过境后要走过一座桥，然后经过一片商铺就可以掉头回美国了。这些商铺多是出售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还有质量看上去不错的假名牌。一看我不是本地人，每家商铺都有人迎出来兜售，还有一群脏兮兮但长得都很漂亮的小乞丐们跟着我。我赶时间过境，就从钱包里拿了两个两毛五分的硬币打发给了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孩子举起硬币欢呼雀跃地奔向他们的父母，没有拿到硬币的孩子们也没有再纠缠我，很友好地冲我挥挥手散了。走回关口的这一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药店里挂着巨幅伟哥的广告……这一次，我不但没有紧张焦虑，而且还想多停留些时间看看这个虽然破败但也没有敌意的城市。
后来我真的专门跟朋友又去了提华纳，这个城市居住着很多在美国讨生活的人，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来往边境，虽然都是低薪的工资，但美元在这个贫穷的国家终归是硬通货。这些吃苦耐劳的墨西哥人并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不是毒贩、毒枭。两个国家的天壤之别，让他们不得不放下尊严在邻国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美国根本离不开这些墨西哥人，我们小区的园丁、保洁员是墨西哥人，农场里采摘果蔬的、洗车、送外卖的是墨西哥人，住家保姆也多是墨西哥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能自由出入边境，他们曾经是通过蛇头九死一生穿过沙漠偷渡过来就黑下来的。可是我宁可付多一些小费给这些帮忙做事的墨西哥人，也不愿意给我家小区对面的咖啡店门口一个体面的流浪汉——他身强力壮，年轻健康年复一年地问进咖啡店的客人要零钱。至少，这些没有身份的墨西哥人没有不劳而获，还在为社会做贡献。
黑工包括各个族裔的人在美国有很多，就象你说的“对那些艰难的生命保有足够的温度和关怀才是文明的标尺。”非法移民的状况一直都存在，哪一届政府执政都会以此说事，但是说归说，最后执行起来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多年来基本都相安无事，直到Trump上台后就动了真格，树高墙和遣返计划并驾齐驱。就象城管要把影响市容的摊贩们哄走赶回老家一样，Trump口口声声要将所有非法移民都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罪犯，高居不下的犯罪率都是他们惹的祸。打脸的是，之后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凶手都是Trump推崇的白人种族。遗憾的是，很多华人都是Trump的支持者，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Trump对待移民的态度。这是不是很耐人寻味？
Helen
202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