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封

Jin：

 

还记得三十六年的秋天，我们刚入学的第一堂课吗？——朱国庆老师的《艺术概论》。

朱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在俄罗斯的一间教堂外面有个乞丐。他衣衫褴褛，双目失明，每天很卑微地乞讨，收到的施舍却非常有限。一天，一个艺术家路过就在一张纸板上写了一句话让乞丐拿在手里，这以后他收到的施舍比以往多很多。他很纳闷不知道纸板上写了什么，后来有人告诉他，纸板上写的是：春天来了，可我什么都看不见。

 

那天我看到一则上海空城的视频，眼泪不停地流。这就是那个繁华，摩登，时尚，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魔都？我想到了艺术家给乞丐写的话，而我想说的是：上海变成了这样，而我们都无能为力……

香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孩子们都已经返校面对面上课，除了每天早上上学前要自测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限制。明天开始，餐馆食堂咖啡馆等饮食场所将两人一桌的限制提高到八人一桌，户外可以不用戴口罩，戏院亦全面开放。

香港从每天保守估计的病例六七万到现在每天三百左右也是经历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洗礼。所谓保守估计，就是在高峰时期香港卫生署每天例行记者会公布的病人数字，是政府检测和个人自测后呈报的数字；而很多确诊病人没有就医，居家隔离后自愈的数字都没有计算在内。

但是香港始终都没有封城，没有强检。“躺平”和“清零”的争执不断，香港被戏虐为仰卧起坐模式，事实上，香港没有坚持清零，但也并不是躺平，香港现在的样子是顺应自然，科学抗疫的结果。

一旦Omicron流入社区，出现源头不明的个案，防控已经非常困难；病例过千后，Omicron的传播速度呈几何形增长，之前的清零措施几乎没有可能。清零采取的措施无非是封城，寸土寸金高密度人口的香港是无法封城的。封城需要整个城市停摆，市民足不出户配合，需要政府保证物资供应，单这一点都做不到。疫情高峰时期，尽管广东省的供港物质水陆两地源源不断送进香港，更专门开通了专列但超市的货架仍然是空的。一方面市民担心封城，不停地抢购；另一方面阳性病例遍布各行各业，整个物流系统难以应对。若是没有强大的物资供应链支持，封城有何意义？

 

香港的“躺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任不管，香港在各区增加疫苗接种站，为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提供上门接种的服务；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人满为患时，再增加流动的疫苗接种车。香港的老人疫苗接种率非常的低，为何如此低，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提到过，媒体带有严重偏颇的报道以及自媒体广泛传播的疫苗阴谋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政治立场高于生命健康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每天大量的死亡病例中，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令无论什么原因还未接种疫苗的香港人幡然醒悟：疫苗是可以预防死亡，预防重症，减少并发症概率的，疫苗是现阶段最有效最科学的防疫手段。于是，随着疫苗接种率的大幅度提高，确诊病例的康复，香港从三月初历经一个月渡过了高峰期，到四月初一路走低直到如今维持每天三百左右的，第五波疫情逐步受控。

高峰期时，学生全部改成线上网课；办公室工作人员尽可能在家办公；餐饮业禁止堂食，以外卖形式营业；同时，政府给予在疫情受到重创的各行各业予以补贴；疫情缓解之时，政府马上分发电子消费券刺激消费。第一次每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可以领取五千港币的消费券，这一次是第二次发放，每人一万港币。疫情最严重的那两个星期，由于大量员工生病，人手不足，部分超市和快餐店缩短营业时间；运货司机短缺之时，快递运输也相对延迟。但是生命通道一直畅通——私家医院只是增加了入院需要检测核酸的手续，公立医院则关闭了个别普通科社区门诊。

封城、全民强检的呼声也曾经多次甚嚣尘上，最终政府在听取多方面的专家意见及全面评估后都一一否决。政府的专家组成员均是资深的传染病医生，科研机构的病毒专家，大学教授、院士。他们一方面积极宣传并身体力行地打疫苗，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分析现有的数据：接种疫苗后没有基础疾病的新冠病人没有一例死亡个案，以铁的事实消除公众对Omicron妖魔化和恐惧，我自己对这个新病毒的认识也是从那时候改变的。我在欧洲和北美的朋友亲戚都得了个遍，都告诉我打过疫苗后症状轻微，三五天就痊愈了。因为W教授的关系，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他的同行和朋友，他们在欧洲和北美都在医疗机构工作，都是学术有专攻的科学家，我选择相信他们。病毒的性质在变，从香港的疫情来看，是躺平还是清零其实只需要常识。

 

《人民日报》文章中说“稳控疫情，绝非“自然而然”发生，更不是所谓“与病毒共存”的“躺平”带来的......”，事实则恰恰相反，香港现在疫情回落是因疫苗的高接种率以及阳性病人的康复，正是与病毒共存后自然导致的结果。香港高峰时期确诊病例每天六七万，方舱和医院总共加起来有多少床位。香港700多万人口，统计数据显示400多万确诊，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居家隔离后自愈，有多少是进方舱的，算下就知道。实事求是地说，中央的确不遗余力地援助了香港，保障物资供应的同时并派出医疗队护理病人，以及迅速建立方舱医院。这全都是事实，香港人会感恩在心。但香港现在疫情缓和并不是中央防控的结果，完全没有这个因果关系。

 

这期间，一位国内的朋友跟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的观点是之前内地的防疫政策肯定是有效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各地都饱受疫情之苦，内地仍然是歌舞升平，正常生活全拜严格的防疫政策所赐；然而，病毒变异之后，毒性减弱但是传播力已经超出人为可控的程度，那么是不是应该调整之前应对旧病毒的防疫政策？中国的国产疫苗既然是有效的，是不是可以加大疫苗的接种力度？连花清瘟也一直是防疫物资中的硬通货，有这两样利器在手，病毒即便不能消灭但也能把危害降到可成熟的范围吧？我听说很多人对疫苗抱有怀疑的态度，这个问题也非常容易解决。中国的老百姓都有领袖情节，他们只要看到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打疫苗，也不用张文宏和钟南山拼命呼吁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公开打了疫苗，我也特别搜索了中国领导人的疫苗注射情况，但是只找到一条2021年7月22日的消息：有记者提问中国领导人打了什么疫苗；赵公子的回答是：“目前，100多个国家批准使用中国疫苗，30国领导人已公开接种中国疫苗。多国政要高度评价中国疫苗为当地抗疫所作重要贡献，接种中国疫苗的外国民众也为中国疫苗投下了赞成票。”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是领导人打了还是没打？这位朋友说都打了，没必要公开；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不公开呢？这不是最好的宣传吗？

这位朋友说清零政策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这个病毒现在虽然温和，但是长远来看，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如果不清零，大批的老人就会成为牺牲品。且不去说不清零就=牺牲老人，单就后遗症来说，医院已经不能够按照正常运作，本身有基础疾病需要定期看病的病人何去何从？W教授的一个博士后是长春最大医院的肿瘤科主任医师，他平时要看很多本地，本省甚至其他省市的病人。长春封控之后，他又近两个月被封在自家的小区，有特别紧急的情况才应诊；我的另一位上海朋友，她是上海胸科医院非常有名的肺癌专家，平时要网约挂她的专家门诊号经常是手慢无，要加号才勉强看得上。我在医院见过她一次，即便是她看诊中间去一趟洗手间都会被病人或者家属团团围住……不光是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病人会来看病，全国各地的都会来看病。然而，上海封控期间，她告诉我说隔天去一次医院气泡式点对点看诊。这两位医师看的都是癌症病人，这些病人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吗？的确，癌症不是急症，但是有谁可以保证他们被暂缓甚至延误的治疗对未来没有影响呢？还有那些被强行于家长分开的孩子们，有什么科学依据能够支持这些毫无人性可言的政策不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

我和这位朋友谁都说服不了谁，只能等以后看历史给予的答案了。

我的孩子今年高中毕业，这是她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总算托“一国两制”的福，她的毕业典礼得以线下如期举行。

我想或许，也正是因为一国两制，内地不能步香港的后尘。众所周知，内地的制度是必须优越于香港制度的。

制度的优越，必须清零；清零的政策，必须配合；配合的代价，别无选择。

小时候，我家住夹在复兴中路和建国东路两条横马路的那段黄陂南路上。弄堂口有一家烟纸店隔壁是个公用电话亭，烟纸店里有粽子糖、咸金枣、杏话梅；夏天的时候，一个藤编的保温壶里有大雪糕和小雪糕。公用电话亭里黑色的老式转盘电话响亮又刺耳，戴着老花镜的老伯伯接起电话时一丝不苟地在记下留言，然后拿着纸片去弄堂里喊：“XX X，电话”，穿着花色睡衣睡裤的女生会奔下楼来。这个弄堂口几乎是所有人家的信息站：谁家的家境殷实，小囡的零花钱多；谁家女孩的男朋友在江南造船厂铁饭碗；谁家补发了工资成了万元户……

多少年过去了，公用电话亭消失了，烟纸店蜕变成了24小时的便利店，温暖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每次到上海住在徐家汇的瑞峰，楼下200米范围内四面八方至少有5个便利店；弟媳家住在枫桥路，也是有四家便利店。如果不是需要找个环境好一些的咖啡馆见朋友，我通常都是早上去便利店买咖啡和早餐，总结下来：全家的咖啡最好喝。弟媳告诉我说，她楼下的便利店都关门了。于是，我想象着没有了便利店门开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灯光的上海。

我想象不出一个没有了人间烟火气的上海。

Helen

2022-5-5

图片来自网络及Cynth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