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世澄先生于1922年生于北京内城，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任职的资深老教务员，被称为中文系的“活档案”。
冯世澄先生不是教书的，但却是一位真正的先生。在北京话里，“先生”是一个内涵丰富、讲究辈分与社交礼仪的称谓。它不仅指代老师或丈夫，在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中，它更是对各行各业有手艺、有社会地位之人的尊称；同时，“先生”一词还自带特有的儿化音变。
冯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工作了近六十年。沙滩红楼、燕园里的文史楼、二院和五院都是冯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先生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老北大的国文系曾立足沙滩红楼。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先后设在文史楼和二院，“文革”期间一度搬到32楼学生宿舍。 如今燕园见缝插针，大兴土木，车水马龙，熙熙嚷嚷，象五院这样的传统的院落显得有些落寞，但难得安份，一踏进五院就有一种气息浸润情怀，让人静下心来，觉得大学的氛围本该如此的。
五院是静园6个院落的其中之一，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6个院落一式砖木构设，彼此联通，古色古香，却不见奢华炫耀，那种内敛温和的情韵让人亲切放松。 五院两层30多个房间，大都用作教研室。每个教研室一间，几张桌子几个板凳，还有三五书架，既没有“国学大典”，也不见文物墨宝，堆放的多是老师的书刊，很是简陋。除了教研室活动，老师们平时不大来这里。“人气”最旺的是收发室，是五院的中枢，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端坐其中，中等偏胖的身材，细声漫气彬彬有礼地接待师生，他就是教务兼收发冯世澄。冯先生人缘极好，记性极好，五十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他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我写《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也给这位老教务“名家”的礼遇，专有一节写到他的。
温儒敏先生对冯先生的描写是很准确的，但是说冯先生“他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儿。因为冯先生的舞文弄墨可不是在北大熏陶出来的。冯先生1942年进入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学习，1946年毕业，虽然谈不上满腹经纶，但也是灌了半肚子墨水的。
七七事变的枪声刺破了北平的天空，卢沟桥的炮火唤醒了成千上万北平青年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纷纷南渡，寻找救国的出路。冯世澄先生便随着这支南渡大军一路到了湖南。
“南渡”，原来是一个历史情结。历史上有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用“南渡”来寄托这批师生当时的命运之叹，最早可见于陈寅恪先生的《南湖即景》：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此诗写于1938年夏，当时陈寅恪先生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云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大分校。《南湖即景》一诗，赋予蒙自南湖独特的时代况味，将家国沧桑与世途苍凉融于诗句之中，颇令时人感恸，也代表了像冯先生这样的抗战学子的心情。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容从华北、华东、华中沦陷区疏散到内地的上海、山东、江苏、安徽等大学一批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保留高等教育实力，决定在抗日大后方湘黔铁路沿线城镇创办全国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教育部长陈立夫电令留学博士、教育家、时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廖世承负责筹建。
1938年10月27日，国立师范学院在林木隐蔽的蓝田光明山李园正式开学，廖世承任校长。李园为校本部（今涟源市政府所在地），不久在李园以北新建第一栋校舍，为第二院（今涟源市一中所在地），引《论语》“君子有九思”命名为“九思堂”。在湖南蓝田（今娄底涟源市）办学期间，由校长廖世承确立的教育理念与精神气质。其核心在于“仁爱精勤”的校训、艰苦卓绝的学术坚守，以及深厚的“国民导师”社会责任感。
“仁爱精勤”的校训由首任院长廖世承确立。“仁爱”强调师德与关怀，“精勤”要求治学严谨、勤勉踏实。这一精神不仅是国师的灵魂，后来也成为湖南师范大学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观。
“国师”的宏大担当：“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是国师校歌中的核心精神。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师生践行“劳之先之，不厌不倦”的育人理念，致力于成为国家与乡村教育的火种。
当时的蓝田，被誉为“小南京”，当时的国立师范学院可谓名师荟萃，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顶尖学者，如钱钟书就曾在蓝田国师任教（其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部分篇章及《围城》的创作灵感均发源于此）。学校在物质极度匮乏下，依然千方百计充实图书馆藏书，保持了极高的学术与教学水准。国师不仅注重学术，更开办民众学校与民众教育馆，践行社会教育，这种将知识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构成了国师传统的基石。
在江山半壁沉沦的苦难岁月里，教育家廖世承先生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在僻处湘中山区的蓝田不仅创办了国师，并在那里艰难地坚持了六年之久(1938—1944)。后因敌骑逼近、炮声可闻，始被迫播迁湘西溆浦，抗战胜利后再迁南岳。解放后经过一些波折，师院发展壮大成今日的湖南师范大学。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国师在蓝田惨淡经营的六年却显示了辉煌，与随后略走下坡路的溆浦、南岳阶段比较，可说是黄金时期。在“宏施教泽”精神的熏陶下，蓝田小镇一时也成为抗战后方一颗灿烂的文化明珠。
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冯世澄先生考入了当时迁至湖南蓝田（今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冯先生是国师鼎盛时期的学生，亲身感受过“学术巅峰”：钱基博先生当时任国文系主任，治学严厉。冯先生曾亲历钱基博先生查考学生笔记、纠正字句的严谨作风。而钱锺书先生在此任教期间（1939-1941）留下的学术余晖，也影响了冯先生那一届学生。除钱家父子外，冯先生在校期间还听过历史学家皮名举、心理学家高觉敷等名师的讲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冯先生和千百万抗战学子一样，欣喜若狂。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描述的：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带着这种悲喜交加的心情，冯先生于1946年毕业后，随着北归的复员浪潮回到了北平。“国师”毕业学生主要服务于各省市学校及一般教育行政，待遇清苦，社会各界评价他们“不厌不倦，劳之先之”。由于在校期间表现出的极佳文字和行政素养，冯先生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开始了他与北大中文系六十年代情缘，成为名副其实的“五朝元老”。
这里的五朝指的是不同时期主政的中文系主任。冯先生进入北大中文系时，说不定和当时的系主任胡适先生还有过交集。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到1966年，杨晦先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这期间，经历了院系调整，校园搬迁，还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在1950年代，正值系主任杨晦先生主持工作。冯先生和当时的系办职员张明哲、王曼嘉等不仅负责日常排课、发讲义等教务，还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纽带。冯世澄先生主要负责教务，张明哲在50年代初期至中期更多地参与了系务的管理与协调工作。院系调整以后，作为系秘书，冯先生曾为王力、游国恩等学术大师提供行政保障，特别是在1954年中文系建立多个专门教研室（如语言学教研室、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而1954年的一个小插曲，却让冯先生的名字永垂青史。据张元勋回忆：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笈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令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以”令昭“为笔者，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名字的说明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苏州人。解放前在苏州读中学时 即参加进步活动。1954年以江苏省考分第一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她坚持说真话无罪，“文革” 时在狱中继续抨击个人迷信和极左路线，宁死不屈，被杀害于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文革期间，中文系由向景洁先生主持工作。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文革的血雨腥风，冯先生以一种默默的抵抗，以一种仁爱来尽到自己的责任。“劳之先之，不厌不倦”。1969年至1971年间，冯先生以及中文系众多教授一同前往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参加劳动。一同前往的还有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崔庚昌。崔庚昌曾担任连队的“大厨师”，因厨艺精湛（尤其是烹调鄱阳湖的鲜鱼）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崔”。两年的鲤鱼洲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那个著名的“糖三角”对联故事（上联由一位名叫陈梦麟的学生出，下联由冯世澄先生对出）就发生在老崔负责的食堂生活场景中。
陆俭明先生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上面说到，江西盛产稻谷，基本不种麦子。开始上面配发的粮食都是机米。后来，考虑到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他们习惯吃面食，觉得米饭不经饿，所以后来配发一定数量的面粉，可以每半个月吃一次馒头花卷糖三角。吃饭也吃出对子来了。忘了是谁，一边吃着糖三角，一边高声说：“我想到一个上联，‘糖三角三角无糖’。哪一位来对下联？”可是也没有人能对出下联。过了俩月，中文系老教务员冯世澄先生也来鲤鱼洲了。一天，又轮到吃面食的日子，跟冯先生说起了那糖三角的上联。他觉得上联出得好，有意思。当时，他并没说要对出下联。过了两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宣布，那糖三角的上联，有了下联了，那就是“蜜四果四果有蜜”。果者，果子，即糕点也。如今北方一些农村就将糕点称为果子。旧时过年过节走亲戚，送的礼物就是一盒蜜四果。显然，冯先生的下联对得非常好，上下联为：
糖三角三角有糖
蜜四果四果有蜜
不过没有人出横批。我想横批可为“甜甜蜜蜜”———这也是一种苦中作乐之“甜蜜”。
糖三角，又称糖包，是中国传统面食，起源于山西阳泉、寿阳地区，以三角形外观为特征。其以面粉为主料，包裹红糖、芝麻等馅料制成，部分变种加入南瓜泥调整色泽与口感，成品表皮暄软、内馅绵甜。制作时需将面粉与酵母和面并发酵至蜂窝状，经揉面排气后分剂擀皮。馅料通常按红糖与面粉2:1比例混合，避免蒸制时糖汁溢出。通过捏合三角中心点、抬高收紧边缘塑形，经二次发酵后蒸制12分钟，关火焖3-5分钟成熟。 传统工艺采用吊炉烤制或兑碱揉面，红糖馅可添加熟面粉调节流动性，部分做法使用糖粞水增强风味。
果者,果子,即糕点也。如今北方一些农村就将糕点称为果子。旧时过年过节走亲戚,送的礼物就是一盒蜜四果。蜜四果是一种食品，其常见成分包括红枣、山楂和蜂蜜等。
能对出这个下联，也显出了冯先生的功力。只是平时藏而不露罢了。
文革结束，1978年中文系搬到了五院。温儒敏先生是这样描述五院的：
还是那青灰砖墙，单檐垂花院门，连排的花格门窗油漆斑驳；院子里古松依然蟠曲如盖，花架上的紫藤却已繁华落尽，遍布南墙的“爬山虎”也不见灿烂时节的浓密挥洒；南侧后院肆意疯长的侧柏、加杨、香椿等植物，在凛冽的寒风中有所收敛，院子显得愈加杂乱和萧瑟。
中文系在五院的这三十年，不仅是中文系焕发新生的岁月，也是冯先生事业的顶峰。1979年，季镇淮先生出任中文系主任。冯世澄先生与季镇淮先生之间的交谊，被视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行政管理与学术风骨交相辉映的典范。如果说冯先生与杨晦先生是忘年之交合，那么他与季镇淮先生则是在动荡期及拨乱反正时期建立了深厚的“抗战学子”之情。季先生长冯先生五岁，但是他们基本上可以算一辈人，两人都有南渡北归的经历。
在季镇淮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两人在维护教育公平方面留下了著名的轶事：
在某年研究生招考中，系里出现了一起由于非学术因素导致优秀学生可能落选的争议。冯世澄作为教务员深知内情，由于他的正直，他不仅没有隐瞒，反而协助当时的年轻职员刘栋，暗中支持受委屈的学生向系主任“告御状”。
季镇淮先生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弟子，生性刚直。他在得知冯世澄反映的情况后，顶住压力扭转了局面。这一事件让冯世澄在学生中赢得了“侠义”之名，也加深了他与季先生之间基于原则的信任。季镇淮先生晚年居住在中关园或十二公寓。据校友回忆，冯世澄先生退休前后，常去探望卧病或居家的季先生。季镇淮先生是典型的儒者，严肃且不苟言笑；而冯世澄是典型的老北京，风趣圆融。两人一庄一谐，在季先生晚年清寂的生活中，冯世澄带来的“系里掌故”和京味幽默是极大的慰藉。在温儒敏等后辈教授眼中，季镇淮代表了中文系学术上的“硬骨头”，而冯世澄则代表了中文系行政上的“温情脉脉”。两人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北大中文系“君子系”的特征：重人情、重原则、重风骨。
我在北大读书和工作时，也是经常要去五院的。五院在图书馆旁边，我们去五院一般不走正门，而是走“后门”，严格地说，五院的“后门”是后面的院墙坍塌了，出现了一个大豁口，没人修理，就成了后门。关键是从这里进去，直接就是系办公室，不用绕。当然，很多老先生还是走正门的。正如温儒敏先生在回忆中写到的：
流连五院，想望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这里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驊、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每位师生在这里都能勾起许多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了。当你想起这些院落庭园，曾有那么多大师名人在此活动过，一切便都就变得亲切、人格化起来。这些名家有许多个性化的传奇故事，想象这些故事就发生在类似五院的北大环境中，这就是传统的感受吧。 新楼肯定比旧院宽敞而现代，每人一间也是早就期盼的，但北大中文系真的要离开五院了，又难免有些失落。新建的人文学苑也是有点仿古的，设备自然错不了，但还能象五院那样优雅，那样随性自在地自由出入吗？
我每次去五院，除了看信，还要和冯先生聊上几句，接受一下他的标准的北京话的熏陶。北大中文系里除了林焘先生、林庚先生、索振羽先生等少数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以外，大多数教授都是南方人，因此平时要听到标准的北京话还得到系办公室找冯先生。
冯先生的北京话是标准的内城北京话。冯世澄先生所代表的北京内城发音（俗称“城里话”），在语言学调查中被认为比南城音（外城音）更接近“北京官话”的文雅标准。由于内城（东城、西城）历史上多为八旗子弟、官员及文人居住区，其发音具有文雅、清晰、吞音相对较少的特点。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工具书《汉语方音字汇》（1985年版）中，冯世澄先生被列为北京点的第一发音人。
冯世澄先生学习过的国立师范学院，有这样的校歌：
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
陶甑人才，作育多士，建树一代良规。
忠于为人，勇于克己，披荆斩棘，履险为夷。
宏施教泽，百年以为期，千载有余思。
国师国师，青年的先导，建国的良师。
爱护幼童，扶植少壮，创立和[平]基址。
国立师范学院成立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校歌中“披荆斩棘，履险为夷”、“建国的良师”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师生在炮火下弦歌不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
校歌中明确提出了“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强调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在品德（忠于为人、勇于克己）和教育实践（爱护幼童、扶植少壮）上做出表率。
冯先生就是这样的表率。
孔庆东教授回忆：1984年，中国人对民主还比较认真的年头，北大让全校师生员工推荐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们中文系文学83班由英俊而温情的班主任温儒敏老师主持，专门在本禅房——32楼416召开了一个提名推荐会。因为每逢开会，五十多人挤在我们十个人的宿舍里，男生女生被迫要亲密接触，所以这次仍然出席率达到95%。
会上，有人提名副校长沙健孙（教过我们中共党史），有人提名系团总支书记李小凡、有人提系主任费振刚，有人提名党史老师沈大姑……周长庆同学提名系教务员冯世澄，说这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师生服务，而且对所有同学都很亲切。王清平同学马上就喊：“冯先生人好，坚决同意！”朱芹芹等同学也赶紧跟贴。
也许冯先生并不适合当人大代表，但是作为忠于为人、勇于克己的表率，冯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十七） 仁爱精勤冯世澄
墨村乡士 (2026-05-13 18:36:44) 评论 (0)冯世澄先生于1922年生于北京内城，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任职的资深老教务员，被称为中文系的“活档案”。
冯世澄先生不是教书的，但却是一位真正的先生。在北京话里，“先生”是一个内涵丰富、讲究辈分与社交礼仪的称谓。它不仅指代老师或丈夫，在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中，它更是对各行各业有手艺、有社会地位之人的尊称；同时，“先生”一词还自带特有的儿化音变。
冯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工作了近六十年。沙滩红楼、燕园里的文史楼、二院和五院都是冯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先生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老北大的国文系曾立足沙滩红楼。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先后设在文史楼和二院，“文革”期间一度搬到32楼学生宿舍。 如今燕园见缝插针，大兴土木，车水马龙，熙熙嚷嚷，象五院这样的传统的院落显得有些落寞，但难得安份，一踏进五院就有一种气息浸润情怀，让人静下心来，觉得大学的氛围本该如此的。
五院是静园6个院落的其中之一，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6个院落一式砖木构设，彼此联通，古色古香，却不见奢华炫耀，那种内敛温和的情韵让人亲切放松。 五院两层30多个房间，大都用作教研室。每个教研室一间，几张桌子几个板凳，还有三五书架，既没有“国学大典”，也不见文物墨宝，堆放的多是老师的书刊，很是简陋。除了教研室活动，老师们平时不大来这里。“人气”最旺的是收发室，是五院的中枢，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端坐其中，中等偏胖的身材，细声漫气彬彬有礼地接待师生，他就是教务兼收发冯世澄。冯先生人缘极好，记性极好，五十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他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我写《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也给这位老教务“名家”的礼遇，专有一节写到他的。
温儒敏先生对冯先生的描写是很准确的，但是说冯先生“他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儿。因为冯先生的舞文弄墨可不是在北大熏陶出来的。冯先生1942年进入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学习，1946年毕业，虽然谈不上满腹经纶，但也是灌了半肚子墨水的。
七七事变的枪声刺破了北平的天空，卢沟桥的炮火唤醒了成千上万北平青年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纷纷南渡，寻找救国的出路。冯世澄先生便随着这支南渡大军一路到了湖南。
“南渡”，原来是一个历史情结。历史上有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用“南渡”来寄托这批师生当时的命运之叹，最早可见于陈寅恪先生的《南湖即景》：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此诗写于1938年夏，当时陈寅恪先生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云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大分校。《南湖即景》一诗，赋予蒙自南湖独特的时代况味，将家国沧桑与世途苍凉融于诗句之中，颇令时人感恸，也代表了像冯先生这样的抗战学子的心情。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容从华北、华东、华中沦陷区疏散到内地的上海、山东、江苏、安徽等大学一批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保留高等教育实力，决定在抗日大后方湘黔铁路沿线城镇创办全国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教育部长陈立夫电令留学博士、教育家、时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廖世承负责筹建。
1938年10月27日，国立师范学院在林木隐蔽的蓝田光明山李园正式开学，廖世承任校长。李园为校本部（今涟源市政府所在地），不久在李园以北新建第一栋校舍，为第二院（今涟源市一中所在地），引《论语》“君子有九思”命名为“九思堂”。在湖南蓝田（今娄底涟源市）办学期间，由校长廖世承确立的教育理念与精神气质。其核心在于“仁爱精勤”的校训、艰苦卓绝的学术坚守，以及深厚的“国民导师”社会责任感。
“仁爱精勤”的校训由首任院长廖世承确立。“仁爱”强调师德与关怀，“精勤”要求治学严谨、勤勉踏实。这一精神不仅是国师的灵魂，后来也成为湖南师范大学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观。
“国师”的宏大担当：“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是国师校歌中的核心精神。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师生践行“劳之先之，不厌不倦”的育人理念，致力于成为国家与乡村教育的火种。
当时的蓝田，被誉为“小南京”，当时的国立师范学院可谓名师荟萃，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顶尖学者，如钱钟书就曾在蓝田国师任教（其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部分篇章及《围城》的创作灵感均发源于此）。学校在物质极度匮乏下，依然千方百计充实图书馆藏书，保持了极高的学术与教学水准。国师不仅注重学术，更开办民众学校与民众教育馆，践行社会教育，这种将知识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构成了国师传统的基石。
在江山半壁沉沦的苦难岁月里，教育家廖世承先生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在僻处湘中山区的蓝田不仅创办了国师，并在那里艰难地坚持了六年之久(1938—1944)。后因敌骑逼近、炮声可闻，始被迫播迁湘西溆浦，抗战胜利后再迁南岳。解放后经过一些波折，师院发展壮大成今日的湖南师范大学。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国师在蓝田惨淡经营的六年却显示了辉煌，与随后略走下坡路的溆浦、南岳阶段比较，可说是黄金时期。在“宏施教泽”精神的熏陶下，蓝田小镇一时也成为抗战后方一颗灿烂的文化明珠。
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冯世澄先生考入了当时迁至湖南蓝田（今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冯先生是国师鼎盛时期的学生，亲身感受过“学术巅峰”：钱基博先生当时任国文系主任，治学严厉。冯先生曾亲历钱基博先生查考学生笔记、纠正字句的严谨作风。而钱锺书先生在此任教期间（1939-1941）留下的学术余晖，也影响了冯先生那一届学生。除钱家父子外，冯先生在校期间还听过历史学家皮名举、心理学家高觉敷等名师的讲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冯先生和千百万抗战学子一样，欣喜若狂。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描述的：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带着这种悲喜交加的心情，冯先生于1946年毕业后，随着北归的复员浪潮回到了北平。“国师”毕业学生主要服务于各省市学校及一般教育行政，待遇清苦，社会各界评价他们“不厌不倦，劳之先之”。由于在校期间表现出的极佳文字和行政素养，冯先生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开始了他与北大中文系六十年代情缘，成为名副其实的“五朝元老”。
这里的五朝指的是不同时期主政的中文系主任。冯先生进入北大中文系时，说不定和当时的系主任胡适先生还有过交集。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到1966年，杨晦先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这期间，经历了院系调整，校园搬迁，还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在1950年代，正值系主任杨晦先生主持工作。冯先生和当时的系办职员张明哲、王曼嘉等不仅负责日常排课、发讲义等教务，还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纽带。冯世澄先生主要负责教务，张明哲在50年代初期至中期更多地参与了系务的管理与协调工作。院系调整以后，作为系秘书，冯先生曾为王力、游国恩等学术大师提供行政保障，特别是在1954年中文系建立多个专门教研室（如语言学教研室、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而1954年的一个小插曲，却让冯先生的名字永垂青史。据张元勋回忆：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笈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令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以”令昭“为笔者，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名字的说明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苏州人。解放前在苏州读中学时 即参加进步活动。1954年以江苏省考分第一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她坚持说真话无罪，“文革” 时在狱中继续抨击个人迷信和极左路线，宁死不屈，被杀害于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文革期间，中文系由向景洁先生主持工作。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文革的血雨腥风，冯先生以一种默默的抵抗，以一种仁爱来尽到自己的责任。“劳之先之，不厌不倦”。1969年至1971年间，冯先生以及中文系众多教授一同前往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参加劳动。一同前往的还有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崔庚昌。崔庚昌曾担任连队的“大厨师”，因厨艺精湛（尤其是烹调鄱阳湖的鲜鱼）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崔”。两年的鲤鱼洲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那个著名的“糖三角”对联故事（上联由一位名叫陈梦麟的学生出，下联由冯世澄先生对出）就发生在老崔负责的食堂生活场景中。
陆俭明先生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上面说到，江西盛产稻谷，基本不种麦子。开始上面配发的粮食都是机米。后来，考虑到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他们习惯吃面食，觉得米饭不经饿，所以后来配发一定数量的面粉，可以每半个月吃一次馒头花卷糖三角。吃饭也吃出对子来了。忘了是谁，一边吃着糖三角，一边高声说：“我想到一个上联，‘糖三角三角无糖’。哪一位来对下联？”可是也没有人能对出下联。过了俩月，中文系老教务员冯世澄先生也来鲤鱼洲了。一天，又轮到吃面食的日子，跟冯先生说起了那糖三角的上联。他觉得上联出得好，有意思。当时，他并没说要对出下联。过了两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宣布，那糖三角的上联，有了下联了，那就是“蜜四果四果有蜜”。果者，果子，即糕点也。如今北方一些农村就将糕点称为果子。旧时过年过节走亲戚，送的礼物就是一盒蜜四果。显然，冯先生的下联对得非常好，上下联为：
糖三角三角有糖
蜜四果四果有蜜
不过没有人出横批。我想横批可为“甜甜蜜蜜”———这也是一种苦中作乐之“甜蜜”。
糖三角，又称糖包，是中国传统面食，起源于山西阳泉、寿阳地区，以三角形外观为特征。其以面粉为主料，包裹红糖、芝麻等馅料制成，部分变种加入南瓜泥调整色泽与口感，成品表皮暄软、内馅绵甜。制作时需将面粉与酵母和面并发酵至蜂窝状，经揉面排气后分剂擀皮。馅料通常按红糖与面粉2:1比例混合，避免蒸制时糖汁溢出。通过捏合三角中心点、抬高收紧边缘塑形，经二次发酵后蒸制12分钟，关火焖3-5分钟成熟。 传统工艺采用吊炉烤制或兑碱揉面，红糖馅可添加熟面粉调节流动性，部分做法使用糖粞水增强风味。
果者,果子,即糕点也。如今北方一些农村就将糕点称为果子。旧时过年过节走亲戚,送的礼物就是一盒蜜四果。蜜四果是一种食品，其常见成分包括红枣、山楂和蜂蜜等。
能对出这个下联，也显出了冯先生的功力。只是平时藏而不露罢了。
文革结束，1978年中文系搬到了五院。温儒敏先生是这样描述五院的：
还是那青灰砖墙，单檐垂花院门，连排的花格门窗油漆斑驳；院子里古松依然蟠曲如盖，花架上的紫藤却已繁华落尽，遍布南墙的“爬山虎”也不见灿烂时节的浓密挥洒；南侧后院肆意疯长的侧柏、加杨、香椿等植物，在凛冽的寒风中有所收敛，院子显得愈加杂乱和萧瑟。
中文系在五院的这三十年，不仅是中文系焕发新生的岁月，也是冯先生事业的顶峰。1979年，季镇淮先生出任中文系主任。冯世澄先生与季镇淮先生之间的交谊，被视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行政管理与学术风骨交相辉映的典范。如果说冯先生与杨晦先生是忘年之交合，那么他与季镇淮先生则是在动荡期及拨乱反正时期建立了深厚的“抗战学子”之情。季先生长冯先生五岁，但是他们基本上可以算一辈人，两人都有南渡北归的经历。
在季镇淮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两人在维护教育公平方面留下了著名的轶事：
在某年研究生招考中，系里出现了一起由于非学术因素导致优秀学生可能落选的争议。冯世澄作为教务员深知内情，由于他的正直，他不仅没有隐瞒，反而协助当时的年轻职员刘栋，暗中支持受委屈的学生向系主任“告御状”。
季镇淮先生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弟子，生性刚直。他在得知冯世澄反映的情况后，顶住压力扭转了局面。这一事件让冯世澄在学生中赢得了“侠义”之名，也加深了他与季先生之间基于原则的信任。季镇淮先生晚年居住在中关园或十二公寓。据校友回忆，冯世澄先生退休前后，常去探望卧病或居家的季先生。季镇淮先生是典型的儒者，严肃且不苟言笑；而冯世澄是典型的老北京，风趣圆融。两人一庄一谐，在季先生晚年清寂的生活中，冯世澄带来的“系里掌故”和京味幽默是极大的慰藉。在温儒敏等后辈教授眼中，季镇淮代表了中文系学术上的“硬骨头”，而冯世澄则代表了中文系行政上的“温情脉脉”。两人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北大中文系“君子系”的特征：重人情、重原则、重风骨。
我在北大读书和工作时，也是经常要去五院的。五院在图书馆旁边，我们去五院一般不走正门，而是走“后门”，严格地说，五院的“后门”是后面的院墙坍塌了，出现了一个大豁口，没人修理，就成了后门。关键是从这里进去，直接就是系办公室，不用绕。当然，很多老先生还是走正门的。正如温儒敏先生在回忆中写到的：
流连五院，想望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这里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驊、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每位师生在这里都能勾起许多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了。当你想起这些院落庭园，曾有那么多大师名人在此活动过，一切便都就变得亲切、人格化起来。这些名家有许多个性化的传奇故事，想象这些故事就发生在类似五院的北大环境中，这就是传统的感受吧。 新楼肯定比旧院宽敞而现代，每人一间也是早就期盼的，但北大中文系真的要离开五院了，又难免有些失落。新建的人文学苑也是有点仿古的，设备自然错不了，但还能象五院那样优雅，那样随性自在地自由出入吗？
我每次去五院，除了看信，还要和冯先生聊上几句，接受一下他的标准的北京话的熏陶。北大中文系里除了林焘先生、林庚先生、索振羽先生等少数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以外，大多数教授都是南方人，因此平时要听到标准的北京话还得到系办公室找冯先生。
冯先生的北京话是标准的内城北京话。冯世澄先生所代表的北京内城发音（俗称“城里话”），在语言学调查中被认为比南城音（外城音）更接近“北京官话”的文雅标准。由于内城（东城、西城）历史上多为八旗子弟、官员及文人居住区，其发音具有文雅、清晰、吞音相对较少的特点。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工具书《汉语方音字汇》（1985年版）中，冯世澄先生被列为北京点的第一发音人。
冯世澄先生学习过的国立师范学院，有这样的校歌：
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
陶甑人才，作育多士，建树一代良规。
忠于为人，勇于克己，披荆斩棘，履险为夷。
宏施教泽，百年以为期，千载有余思。
国师国师，青年的先导，建国的良师。
爱护幼童，扶植少壮，创立和[平]基址。
国立师范学院成立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校歌中“披荆斩棘，履险为夷”、“建国的良师”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师生在炮火下弦歌不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
校歌中明确提出了“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强调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在品德（忠于为人、勇于克己）和教育实践（爱护幼童、扶植少壮）上做出表率。
冯先生就是这样的表率。
孔庆东教授回忆：1984年，中国人对民主还比较认真的年头，北大让全校师生员工推荐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们中文系文学83班由英俊而温情的班主任温儒敏老师主持，专门在本禅房——32楼416召开了一个提名推荐会。因为每逢开会，五十多人挤在我们十个人的宿舍里，男生女生被迫要亲密接触，所以这次仍然出席率达到95%。
会上，有人提名副校长沙健孙（教过我们中共党史），有人提名系团总支书记李小凡、有人提系主任费振刚，有人提名党史老师沈大姑……周长庆同学提名系教务员冯世澄，说这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师生服务，而且对所有同学都很亲切。王清平同学马上就喊：“冯先生人好，坚决同意！”朱芹芹等同学也赶紧跟贴。
也许冯先生并不适合当人大代表，但是作为忠于为人、勇于克己的表率，冯先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