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菲什曼（Edward Fishman 下图 Stanford）在5/6月合期的《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讨论美国面对中国大陆崛起、伊朗战争等的新形势的应对策略。菲什曼指出，过去二十年，美国制定的经济战策略基于“单极世界”假设，华盛顿习惯于主动出击，根本不用考虑被报复的风险。然而，那个时代已成历史。面对全新的地缘经济环境，菲什曼认为美国尚缺乏成熟的“经济战作战手册”。美国与中国大陆虽拥有最强经济武库，但如伊朗战争所示，较弱势力也能通过“武器化”战略咽喉点，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曾推高能源价格，迫使美国调整战争目标，表明经济战逻辑正被引入“热战”冲突 - 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影响私营企业行为，手法与美国惯用的金融制裁别无二致。
识别经济“瓶颈点”
首要任务是绘制全球经济中最易“武器化”的“瓶颈点”图谱。传统的地理瓶颈如霍尔木兹海峡历来是权力博弈焦点，而经济瓶颈近年来日显重要。它们多形成于全球化巅峰期，为追求效率，企业采用“及时”供应链，融入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然而，地缘政治竞争复苏，使这些善意构建的经济特征变成明显脆弱环节，各国正利用掌控的瓶颈点切断对手经济命脉。
不过，也要避免矫枉过正 - 并非所有经济依赖都构成瓶颈点。若美国将每一项相互依赖都视作安全威胁，则有可能即使牺牲了美国经济增长，却难实质提升自身安全。同理，若强行武器化非瓶颈优势，不仅让商业机会流失，还会削弱美国全球影响力。真正瓶颈具备三大特征：
· 单一国家或紧密盟友联盟主导相关市场且几成垄断；
· 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 能够将优势地位“武器化”，在自身损害极小情况下对对手施加巨大压力。
仅有市场领导地位不足以构成瓶颈，必须接近垄断。美国和中国大陆常用的瓶颈点正是如此：美元作为全球近90%外汇交易结算货币，美国金融制裁威力巨大；美国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依赖于硅谷巨头英伟达对AI芯片市场85%的垄断；中国大陆掌控约90%的稀土精炼产能。在这些领域，美中均非市场领导者，而是实质垄断者。缺乏高度市场集中力时，经济杠杆相对有限。比如美国关税政策依赖其市场规模。川普曾称美国“世界最大市场”，这确实属实，但美国进口额仅占全球13%。即使被拒绝美国市场，普通国家仍能向全球近90%的经济体出口。真正扼喉点局势下，则主导方掌控约90%市场份额，受制方仅约10%。
这也解释为何川普关税未能强迫多数国家屈服：巴西、中国大陆虽减少对美出口，却在其他市场大获成功，出口总额创新高。举例2020年疫情初，美国约75%医用口罩依赖大陆进口，国内产量不足10%。疫情蔓延，大陆限制出口导致美国口罩紧缺，公共卫生部门不得不劝阻公众佩戴以保障医护供应。但美国制造商迅速扩产，半年内口罩供应充足，产量翻四倍。口罩虽初期依赖大陆，但因易替代未构成瓶颈。类似逻辑适用于服装、家具等低资本投入易替代品。相比之下，资本密集型的稀土开采需九年投产，替代性极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乐观预测两年内打破大陆垄断，但这漫长时间内，美国仍面临风险。
服务业的网络效应进一步降低替代可能，使美国金融服务成为强大瓶颈。美元广泛使用令替代体系难以建立。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关税案例，显示缺乏非对称损害能力的局限。加拿大75%出口销往美国，地理和基础设施限制其市场多元化，川普因此宣称美国对加拿大拥有“无限筹码”。尽管关税确实打击加拿大，但代价高昂，扰乱美国汽车生产且推高能源价格，导致政策大多商品豁免，实际综合关税低至3.1%。
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对称能力亦是警示。该海峡每日运输全球约20%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封锁成本虽高，但伊朗通过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低成本扰乱航运，改变全球风险评估，导致其他海湾国家石油运输受阻。
中国大陆稀土资源更具代表性。2024年出口稀土创34亿美元收入，但美国地质调查局估算，若钕供应中断30%，美国GDP将减少2.2%（6000亿美元损失）。大陆放弃数十亿美元出口，即能对美经济造成超5000亿美元冲击。这种极端“不对称性”，赋予大陆出口管制巨大威力，凸显经济战中单方面依赖才是被武器化的关键。
经济战的战略与目标
经济战首要准则是避免武器化虚假“关键瓶颈”。即便如此，美国若武器化美元仍面临危险：每轮武器化会促使他国构筑防御，逐渐削弱对美元的信心和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美国需制定方案，既有效运用筹码，又不摧毁自身优势。制裁、出口管制等措施设计依目标而异，主要服务三个目的：
1. 污名化（点名羞辱）：传达不满，满足国内政治诉求。此类象征性制裁可能吓退银行，削弱其国际影响力，甚至引发人道危机。但它也反映出美国政府缺乏卷入更广泛经济对抗的决心。
2. 削弱实力：切断技术、资本、市场渠道，如针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确保美国在半导体和AI竞赛中保持领先。此策略视为“消耗战”，目的非改变对手行为，而是遏制其技术发展。
3. 强制施压：利用经济压力迫使对方改变政策，包括威慑和强迫。拜登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面临严厉后果属威慑；川普威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也属“极限施压”，旨在迫使其核计划。
问题是美国决策者发动经济战时多缺乏明确目标，启动经济施压前应优先明确目标，否则战略方向可能大相径庭。以中国大陆可能入侵台湾为例：
- 若经济战作为威慑，仅在北京越过“红线”时启用，则应深化大陆对美技术依赖，积蓄筹码作战略储备。这样当习近平权衡军事行动时，美国能以经济打击威慑。
- 若目标是削弱大陆综合实力，降低入侵成功概率，则应提前切断技术渠道。开战后，除非消耗战，否则经济手段难奏效。
慎用制裁
及时运用影响力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留影响力，以备关键时使用。华盛顿越频繁武器化咽喉要道，其他国家越有动力减少对这些咽喉的依赖，从而削弱其未来效力。2014年俄吞克里米亚后受美国制裁，促使中国大陆建立自主支付系统（CIPS），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支付平台，为脱钩美元做准备。大陆此举虽未严重威胁美元主导地位，却建立了一个平行体系，保障危机时（不用美元）交易。CIPS已吸引120多个国家1700家机构参与，虽规模不如SWIFT但足以支持人民币大规模结算。美国应推动支付系统现代化，保持更快、更便宜、更具吸引力的优势。欧元因流动性强、民主支持，具便捷可靠优势，已成美元之后的第二大外汇货币。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强调数字欧元是“欧洲主权政治宣言”，欧盟推动资本市场统一，欧元或吸引对美元武器化敏感国家。
美国决策者应加强与欧盟及盟友协调制裁，防止美元承受过高地缘政治风险溢价。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元国际支付份额提升，牺牲其他G7货币份额，这些货币同样易被武器化。美国面临更大挑战是全球多数地区认为华盛顿可能将一切武器化，针对所有“不听话”国家。由此，降低美国风险成为各国共识。以云计算为例，美国科技巨头掌控70%以上市场，欧洲政府为降低美国风险而建设本土技术栈，替换美国软件，打造“主权云”。
尽管前财政部长卢警告过度使用制裁，川普竞选时也主张减少制裁，但实际行动未见克制。21世纪以来每任总统制裁频率均为前任两倍，且趋势未减。唯一出路是建立立法“护栏”，限制总统滥用制裁权力。现行法律限制总统对食品、药品、信息制裁，但总统仍享极广泛权力。过去一年，川普多次制裁国际高官和法院，甚至威胁切断同西班牙贸易。立法者应划定更广泛“制裁豁免区”，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武器化特定领域，限制总统对条约盟友制裁。权力制衡既保留必要影响力，又防止滥用侵蚀美国经济根基。
产业链忌一刀切
一战前夕，英国《每日邮报》所有者哈姆斯沃思描述德国工业化城镇工厂烟囱如同瞄准英国的大炮。如今，访华美国人也忧虑类似局面：技术领域，尤其AI，中国大陆已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所超越。大陆制造业主导地位、技术进步与经济武器库扩充，对美国构成严峻战略挑战。2025年4月，大陆对稀土出口严格管控，几周内致美国供应链瘫痪，实际摧毁川普加征关税政策。福特暂停“探险者”SUV生产，雷神寻求导弹关键矿物替代。川普政府紧急谈判，缩减关税换取中方暂停限制。数月后，美国收紧出口管制，北京宣布限制含中国稀土产品全球销售。接着美国撤回部分管制，并放宽对英伟达AI芯片出口。这一番较量，反映出中美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导致川普甚至将美中称为“G-2”。
“稀土危机”凸显的美国经济安全优先次序，表明华盛顿应避免没有重点的产业回流全面开花，而应精准识别中国大陆关键制衡筹码，采取集体行动化解。除稀土外，医药和清洁能源（特别电池制造）供应链中“卡脖子”环节亦需关注。大陆制裁美国无人机制造商Skydio，强制电池配给，显示制衡威力。大陆已占全球电动车销量四分之三，比亚迪销量已超特斯拉。川普强调美国化石燃料丰富，但全球电气化趋势不可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加速转型。让全球清洁技术市场拱手让给大陆，等于赋予其对世界经济巨大筹码。
美国无需全面替代中国大陆产品，那样做成本高且耗时。应建立“平行供应渠道”，在必要时快速扩张替代供应，类似大陆金融领域尝试。通过分散供应源，足以破除北京垄断。盟友协调尤为关键。研究显示，缺乏协调导致“碎片化厄运循环”，共同市场价值缩水，更多国家退出，最终大家一起死。川普提出“关键矿产贸易区”构想，欧盟、日本等盟友设价格下限，协调融资与采购，或应成为典范，推广至其他战略产业。减少依赖只是局部，竞争对手反应及美国能否威慑升级同样关键。
美国手中仍握管用牌
2023年4月，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指出，中国大陆在经济战中掌握“升级主导权”，无论美国出何种武器，北京总能反制。基于大陆掌控关键“扼喉点”，他建议美国奉行缓和政策，直至降低依赖。此观点后来成为华盛顿共识，部分川普官员援引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说来支持回避与北京的正面冲突。然而，千万别低估了美国筹码 – 我们手中筹码多着呢（川普语）。美元、尖端半导体、喷气发动机等美国“扼喉点”的攻克难度远超北京手中的牌。大陆稀土加工虽技术领先但非不可逾越。美国若保持AI领先，硅谷模型或成全球商业支柱，赋予美国新“扼喉点”。美国不能妄自菲薄，放弃经济战而让北京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美国可构建可信“升级选项”威慑北京。2018年对中兴出口管制使其濒临崩溃，习近平亲自请求宽限。今日美国仍有充足筹码压制中国大陆等国，缺乏的近是承受经济痛苦的政治决心。历届政府因军事代价高，转向经济战替代。如今，美国对经济痛苦承受能力极低，市场一动即退缩，暴露“阿喀琉斯之踵”。经济战胜负不仅看谁损失GDP更多，更要看谁抗打击更强。美国应加强那些易引起政治反弹的薄弱环节，提升它们的韧性。
发动经济战时，争取公众支持至关重要。当民众信服事业正义与战略稳健时，方愿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总统决策有时落后公众意愿，如2022俄侵乌后民众支持高油价惩罚莫斯科，但拜登迟迟未强硬制裁。更多时候的公众认知落后，源于政府未充分说服民众。伊拉克战争的惨痛教训令民众警醒，领导人更易说服民众接受经济战优于军事。若美国用经济后果伴随军事力量威慑中国大陆不要攻台，可信度或许要高得多。
经济和平的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秩序深刻重塑的历史关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推动了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也奠定了全球化繁荣的基础。过去几十年间，全球供应链不断延伸，科技与金融迅速融合，世界经济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升温，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全球经济体系开始出现裂痕。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大陆通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产业升级，积极扩大自身影响力；而美国则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产业回流以及战略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正面临“合作”与“对抗”的双重选择。
历史表明，阵营化并非最坏的结局，20世纪30年代那种各国自扫门前雪、相互倾轧的“无序碎片化”才是引发世界大战的真正深渊。相比之下，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内部合作，反而成就了美国史诗级的经济扩张。因此，经济安全与繁荣并不对立，关键在于告别单边主义，走向“协调一致的碎片化”。美国及其盟友亟需确立新愿景，打造一个以“经济安全联盟”为核心的合作机制。通过携手构建可信赖的供应链，协调产业政策，共同化解在医药、关键矿产、清洁能源等领域被中国掌控的“关键瓶颈”。只要这个阵营足够庞大且凝聚力强，就能在兼顾规模效应的同时，有效消解中俄等对手的经济胁迫。
美国曾开启了将“关键瓶颈”武器化的经济战纪元，如今其他国家已如法炮制。华盛顿优势的流失，不仅是因为对手掌握了筹码，更由于自身对战略优势的轻率滥用。若想在断裂的时代塑造新秩序，华盛顿必须以更具纪律性、协调性且战略可持续的方式开展经济博弈。否则，滑向无序碎片化的世界，将无情吞噬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 本文作者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兼莫里斯·R·格林伯格地缘经济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他著有《扼喉点：经济战时代的美国权力》（Chokepoi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一书。
参考资料
Fishman E. (2026). How to fight an economic war.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fight-economic-war-fish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