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76年，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波谲云诡的一年。用英文词来形容，就是dramatic戏剧性，也很贴切，的确是大戏连连，高潮迭起，比编出来的故事还要精彩，还要诡异。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国家领导人的离世，巨大的政治真空与唐山大地震的自然惨剧交织，使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从四月清明时节的“四五运动”到十月宫廷政变“四人帮”被粉碎，从“伟大领袖”谢世，到“英明领袖”出场，中国在短短一年内走过了从危机深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被终结的惊心动魄历程，在满目疮痍中为随后开启的改革开放与历史巨变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借用毛泽东的诗句，对比1976年年初和年末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叹“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具体到小我，这一年年初我有了明确的能够准确说出是哪一天的最早的记忆，夏天住进了防震棚， 秋天上了小学，冬天学会了写华国锋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每年的新年，在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按照公历，一个是按照传统农历。老百姓按照农历新年过大节，可比照西方庆祝救世主基督耶稣降世的圣诞节为最重要的节日。而公历新年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位神灵叫雅努斯（Janus）。 雅努斯的长相非常有特点。他的头部前后有两张面孔，一张年老，一张年轻。年老的面孔在回顾过去，年轻的面孔在展望未来。所以雅努斯象征着事物的开始和结束。英语中的“一月”（Janua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着岁月的交替。
公元前45年，罗马统治者凯撒大帝在天文学家的协助下废除了混乱的旧历，颁布了儒略历。他正式规定1月1日为新年的开始，取代了此前以3月（春分前后）为岁首的传统。到了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进一步修正了儒略历，确立了今天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
在中国，“元旦”一词古已有之。“元”谓之始，“旦”谓之晨，本意是指一年的第一个早晨。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元旦”一直是指农历的正月初一。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开始引入公历。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而将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采用公元纪年法。自此，公历1月1日作为“元旦”被固定下来，成为法定的公历新年。
小时候每到12月份，让我兴奋的一件事就是翻看新日历，找印成红字的节日。那时候还没见过挂历，只有一本小书一样的每天一页的日历，每过一天撕掉一张。日历里平常的日子是黑字，节日是红字。那些年我家买的日历都是丹东印刷厂印的，后来发现丹东是中朝边境那里的一个小地方。
时间终于进入了神奇的1976年。
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家里还没有电视，没有跨年晚会，更没有转播纽约时代广场迎新年倒数活动的水晶球，除了上夜班的，可以说晚十点以后基本都进入梦乡。那年头没有电子产品干扰，也没有升学发Paper的压力和动力，更不允许赚外快。所以当元旦钟声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在梦乡里跨入新年。此时中国政治的三巨头在干什么呢？
82岁的毛泽东正处于兴奋状态，并在用中英双语指点江山。他现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他们是为其父亲尼克松下个月再次访华打前站而来的，两人拿着尼克松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毛泽东伸手从翻译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交谈中，毛泽东讲到元旦白天将发表的他在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 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午夜时分，正是毛泽东在一天里精力最旺盛的时刻。一辈子天马行空的他，作息年轻时随心所欲，又喜欢深夜读书思考，逐渐养成了白天睡觉，晚上读书、办公、会见客人的习惯。把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让给了年轻人。
77岁的周恩来此时已经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基本进入自然或药物导致的昏睡状态。
71岁的邓小平应该在沉睡。与毛周比起来是少壮派，多年经历的痛苦和磨难又让他养成了沉稳的性格。加之后半生以生活规律著称，按时睡眠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多人回忆邓小平年轻时候精力充沛且异常活泼。性格巨变是因为第一个妻子因难产去世。邓与毛不同，非常重视家庭和亲情。此后又经历了第一次被打倒时，第二任妻子弃他而去，与主持批斗他的李维汉结婚（后生子李铁映）。两次婚姻不幸和长征前被打倒导致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但抗压能力逐渐增强。文革初期第二次被打倒，加之1968年大儿子邓朴方跳楼造成高位截瘫，邓小平基本上平常说话就很少了，被生活经历逼成了“心宽”，这也是他能在长期高压环境下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
至于邓小平是自然进入睡眠状态还是吃了安眠药才入睡的，不得而知。据邓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文革初在北京挨批的3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邓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这一点上坏事变好事，邓丢了权赋了闲，被赶出北京，却因祸得福，养成了走路的习惯，多活了很多年。看来走路、快走有利健康，此言不虚。关于服用安眠药，邓在回北京后又有服药的记载。75年底，邓又处于与毛顶牛，即将被打倒的状态，压力不小。所以难以确认他在跨年夜是否服用了安眠药。
1976年的第一夜，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的齿轮，在被长久压抑之后，终于悄悄开始转动。
1976，跨年迎元旦
MichaelTX (2026-01-01 08:15:54) 评论 (1)
50年前的1976年，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波谲云诡的一年。用英文词来形容，就是dramatic戏剧性，也很贴切，的确是大戏连连，高潮迭起，比编出来的故事还要精彩，还要诡异。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国家领导人的离世，巨大的政治真空与唐山大地震的自然惨剧交织，使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从四月清明时节的“四五运动”到十月宫廷政变“四人帮”被粉碎，从“伟大领袖”谢世，到“英明领袖”出场，中国在短短一年内走过了从危机深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被终结的惊心动魄历程，在满目疮痍中为随后开启的改革开放与历史巨变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借用毛泽东的诗句，对比1976年年初和年末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叹“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具体到小我，这一年年初我有了明确的能够准确说出是哪一天的最早的记忆，夏天住进了防震棚， 秋天上了小学，冬天学会了写华国锋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每年的新年，在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按照公历，一个是按照传统农历。老百姓按照农历新年过大节，可比照西方庆祝救世主基督耶稣降世的圣诞节为最重要的节日。而公历新年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位神灵叫雅努斯（Janus）。 雅努斯的长相非常有特点。他的头部前后有两张面孔，一张年老，一张年轻。年老的面孔在回顾过去，年轻的面孔在展望未来。所以雅努斯象征着事物的开始和结束。英语中的“一月”（Janua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着岁月的交替。
公元前45年，罗马统治者凯撒大帝在天文学家的协助下废除了混乱的旧历，颁布了儒略历。他正式规定1月1日为新年的开始，取代了此前以3月（春分前后）为岁首的传统。到了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进一步修正了儒略历，确立了今天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
在中国，“元旦”一词古已有之。“元”谓之始，“旦”谓之晨，本意是指一年的第一个早晨。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元旦”一直是指农历的正月初一。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开始引入公历。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而将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采用公元纪年法。自此，公历1月1日作为“元旦”被固定下来，成为法定的公历新年。
小时候每到12月份，让我兴奋的一件事就是翻看新日历，找印成红字的节日。那时候还没见过挂历，只有一本小书一样的每天一页的日历，每过一天撕掉一张。日历里平常的日子是黑字，节日是红字。那些年我家买的日历都是丹东印刷厂印的，后来发现丹东是中朝边境那里的一个小地方。
时间终于进入了神奇的1976年。
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家里还没有电视，没有跨年晚会，更没有转播纽约时代广场迎新年倒数活动的水晶球，除了上夜班的，可以说晚十点以后基本都进入梦乡。那年头没有电子产品干扰，也没有升学发Paper的压力和动力，更不允许赚外快。所以当元旦钟声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在梦乡里跨入新年。此时中国政治的三巨头在干什么呢？
82岁的毛泽东正处于兴奋状态，并在用中英双语指点江山。他现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他们是为其父亲尼克松下个月再次访华打前站而来的，两人拿着尼克松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毛泽东伸手从翻译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交谈中，毛泽东讲到元旦白天将发表的他在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 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午夜时分，正是毛泽东在一天里精力最旺盛的时刻。一辈子天马行空的他，作息年轻时随心所欲，又喜欢深夜读书思考，逐渐养成了白天睡觉，晚上读书、办公、会见客人的习惯。把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让给了年轻人。
77岁的周恩来此时已经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基本进入自然或药物导致的昏睡状态。
71岁的邓小平应该在沉睡。与毛周比起来是少壮派，多年经历的痛苦和磨难又让他养成了沉稳的性格。加之后半生以生活规律著称，按时睡眠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多人回忆邓小平年轻时候精力充沛且异常活泼。性格巨变是因为第一个妻子因难产去世。邓与毛不同，非常重视家庭和亲情。此后又经历了第一次被打倒时，第二任妻子弃他而去，与主持批斗他的李维汉结婚（后生子李铁映）。两次婚姻不幸和长征前被打倒导致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但抗压能力逐渐增强。文革初期第二次被打倒，加之1968年大儿子邓朴方跳楼造成高位截瘫，邓小平基本上平常说话就很少了，被生活经历逼成了“心宽”，这也是他能在长期高压环境下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
至于邓小平是自然进入睡眠状态还是吃了安眠药才入睡的，不得而知。据邓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文革初在北京挨批的3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邓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这一点上坏事变好事，邓丢了权赋了闲，被赶出北京，却因祸得福，养成了走路的习惯，多活了很多年。看来走路、快走有利健康，此言不虚。关于服用安眠药，邓在回北京后又有服药的记载。75年底，邓又处于与毛顶牛，即将被打倒的状态，压力不小。所以难以确认他在跨年夜是否服用了安眠药。
1976年的第一夜，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的齿轮，在被长久压抑之后，终于悄悄开始转动。
具体到小我，这一年年初我有了明确的能够准确说出是哪一天的最早的记忆，夏天住进了防震棚， 秋天上了小学，冬天学会了写华国锋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每年的新年，在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按照公历，一个是按照传统农历。老百姓按照农历新年过大节，可比照西方庆祝救世主基督耶稣降世的圣诞节为最重要的节日。而公历新年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位神灵叫雅努斯（Janus）。 雅努斯的长相非常有特点。他的头部前后有两张面孔，一张年老，一张年轻。年老的面孔在回顾过去，年轻的面孔在展望未来。所以雅努斯象征着事物的开始和结束。英语中的“一月”（Janua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着岁月的交替。
公元前45年，罗马统治者凯撒大帝在天文学家的协助下废除了混乱的旧历，颁布了儒略历。他正式规定1月1日为新年的开始，取代了此前以3月（春分前后）为岁首的传统。到了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进一步修正了儒略历，确立了今天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
在中国，“元旦”一词古已有之。“元”谓之始，“旦”谓之晨，本意是指一年的第一个早晨。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元旦”一直是指农历的正月初一。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开始引入公历。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而将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采用公元纪年法。自此，公历1月1日作为“元旦”被固定下来，成为法定的公历新年。
小时候每到12月份，让我兴奋的一件事就是翻看新日历，找印成红字的节日。那时候还没见过挂历，只有一本小书一样的每天一页的日历，每过一天撕掉一张。日历里平常的日子是黑字，节日是红字。那些年我家买的日历都是丹东印刷厂印的，后来发现丹东是中朝边境那里的一个小地方。
时间终于进入了神奇的1976年。
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家里还没有电视，没有跨年晚会，更没有转播纽约时代广场迎新年倒数活动的水晶球，除了上夜班的，可以说晚十点以后基本都进入梦乡。那年头没有电子产品干扰，也没有升学发Paper的压力和动力，更不允许赚外快。所以当元旦钟声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在梦乡里跨入新年。此时中国政治的三巨头在干什么呢？
82岁的毛泽东正处于兴奋状态，并在用中英双语指点江山。他现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他们是为其父亲尼克松下个月再次访华打前站而来的，两人拿着尼克松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毛泽东伸手从翻译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交谈中，毛泽东讲到元旦白天将发表的他在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 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午夜时分，正是毛泽东在一天里精力最旺盛的时刻。一辈子天马行空的他，作息年轻时随心所欲，又喜欢深夜读书思考，逐渐养成了白天睡觉，晚上读书、办公、会见客人的习惯。把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让给了年轻人。
77岁的周恩来此时已经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基本进入自然或药物导致的昏睡状态。
71岁的邓小平应该在沉睡。与毛周比起来是少壮派，多年经历的痛苦和磨难又让他养成了沉稳的性格。加之后半生以生活规律著称，按时睡眠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多人回忆邓小平年轻时候精力充沛且异常活泼。性格巨变是因为第一个妻子因难产去世。邓与毛不同，非常重视家庭和亲情。此后又经历了第一次被打倒时，第二任妻子弃他而去，与主持批斗他的李维汉结婚（后生子李铁映）。两次婚姻不幸和长征前被打倒导致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但抗压能力逐渐增强。文革初期第二次被打倒，加之1968年大儿子邓朴方跳楼造成高位截瘫，邓小平基本上平常说话就很少了，被生活经历逼成了“心宽”，这也是他能在长期高压环境下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
至于邓小平是自然进入睡眠状态还是吃了安眠药才入睡的，不得而知。据邓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文革初在北京挨批的3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邓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这一点上坏事变好事，邓丢了权赋了闲，被赶出北京，却因祸得福，养成了走路的习惯，多活了很多年。看来走路、快走有利健康，此言不虚。关于服用安眠药，邓在回北京后又有服药的记载。75年底，邓又处于与毛顶牛，即将被打倒的状态，压力不小。所以难以确认他在跨年夜是否服用了安眠药。
1976年的第一夜，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的齿轮，在被长久压抑之后，终于悄悄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