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粤北的小县城里蹉跎岁月，自己找了一个街道办的小机修厂里拿21元月薪度日。
向年轻的读者说明一下。在那种体制下，去什么单位做工谋生都分等级的。顶层是去国营单位，次一点的去集体所有制，像没什么背景和人事关系的就自己找街道作坊和工厂。这种作坊是除了工钱没有任何附加福利，挣的仅供维持生活的钱。别指望可以去别的地方谋求到一个新活法，从秦代沿袭下来的封建制度被专制者“以革命的名义”或“以人民的名义”拔高到一个历史的峰值。这种制度任意地让“公仆”剥取了被定位为社会“主人”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言论和人身自由。像今天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选择读书和就业权利在当年就是“难于上青天”那种等级。在一个“全过程民主”的官本位社会里，芸芸众在等级鲜明牢笼中都得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生计。所有的人生出路都是留给那些给自己的刷上“红色基因”的以权营私阶层的。
幸运的是千年前那位天性洒脱的诗仙抛下一让人解开困窘的启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且他很豁达地告诉人们“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至少后来者可以悟出用什么可以“与尔共消万古愁。”
那时我们车间里一同事，娶一没有城市户口的乡下姑娘，就是说老婆是没有粮食供应定额也没有工薪收入。带着孩子再加一瘫痪的父亲，在老城墙根一不起眼的旮旯角搭一不能直腰站立的窝棚，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每餐必喝一杯那种最便宜的杂粮酒，大概几毛钱可以买一斤。他说饭可以不吃，酒是不能不喝的。
我想我得试试。李白说了，“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有点奇怪，这杜康老夫子在十多世纪前就酿出可以解忧的液体怎么没有列入那几个很厉害的大发明中。
不过看来当年李白是有人帮着付酒钱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劝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另外有一位有历史记载的李姓名人，他自己说，过的是大碗喝酒大称分金十分过瘾的日子。但他也是不用自己付账单的主，没钱就去水浒梁山附近抡起双斧劫个道，酒钱就不在话下了。我可没法学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当政者是把我们归入无足轻重的另类，呼啸山林的勾当我不会也不敢。就是说靠面子或强横我都挣不到酒资。想买醉得自己从那已经相当寒碜的工资收入里抠点碎银出来。这事有点难。
机会是无意中遇到的。同班组有一和我年纪相仿姓周的工友，比较谈得来。一次聊天，都想试醉，一拍即合。两人的碎银凑一起，去小城里最大的食品店里转了一圈，看上眼的是一瓶“长白山葡萄酒”，选那酒纯粹是因为那酒带着令人愉快的浅琥珀色。仔细看看价钱，好像是五块多，远超预算。结果反复掐算了口袋里那几张零票子，最终选了一瓶号称客家名酿“珍珠红”，两块钱出头。不想让人看见，像做贼一样鼓鼓囊囊地揣裤兜里上周工友家去。
之所以不想让人看见是因为那年头告密者众多，扒到点异常就向“组织”报告以图捞点政治资本傍身。而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行可能最终会被当权者罗织成大逆不道的罪名。那时有个“反革命罪”，类似现在与时俱进的“扰乱社会治安罪”或“颠覆政权罪”，只要领导认定，什么言行都能往那筐子里装。类似聚众喝酒这种行为被告发，最低限度“组织”会找你谈话了解一下是否有借喝酒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意图。
还好，总算把酒平安带到了周工友的家。看着那瓶“珍珠红”，讨论一下，我们既然不能像李白和他的朋友那样“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再不济也得弄点下酒的。于是两人又凑了一斤粮票去菜市场里买点沙河粉和几个高价鸡蛋，因为每家的油都是定量且极短缺的，我们用尽可能少的油炒了盘河粉。顺带说一下，我到现在都能炒不油腻的河粉。当然，现在不是为了省油而是顾忌胆固醇。
终于可以坐下来面对“美酒佳肴”了，周工友家的小院有点僻静，侃着街上的“药材西施”到“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能助酒兴食欲的。那时没有电子媒体，各类信息在小县城的民间里带着不同个人色彩的版本在传递，人们通常都不会像现在流行的以宏大叙事体解读传闻。很多年以后，从邓丽君的歌里听到一个验证过的描述：“小城故事多”，但接下来说“充满喜和乐”就是纯文艺腔的浪漫想象了。
谈笑间，一瓶带红糖甜味的浊酒就见底了。长这么大第一次喝这么多酒，虽说脸有点红，人也清醒，却没感到有那种预期的神往的醉意。
接下来还得上夜班。回家后这种劣质酒的后劲也开始来了，头疼欲裂，我不得不托人请病假，吃一颗阿司匹林躺上床昏睡了一晚。后来当月的工资被扣了近九毛钱。这次买醉的代价有点大。幸亏那时的酒厂还没学会往酒里兑工业甲醇，否则代价更大。打那以后我基本不碰那玩意，因为根据试验结果，它既不能解愁也不能制造美好的幻觉。
周工友倒没事，当天夜班开了八小时车床没打盹，也没出废品。原因是他吃的河粉多，我喝的酒多。
酒在以后的生活还是添了点故事。
几十年后，一次旅游路过洛阳，在导游的忽悠下付钱去领教据说是帝王级别的“洛阳水席”，我的印象是那菜色与美味是毫不相干，居然把蛋花西红柿汤也算为其中的一道大菜。倒是席间尝了一点“杜康酒”，挺顺喉的，我家那爷也这么说。可见杜康老夫子还是有招能让李白念念不忘。
几年前，去贵阳看望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她的先生在当地相当有地位，每顿饭都拿出地道的茅台酒来招待我们。我沾唇即止，太呛口。与我同行的另一同学从商多年，颇嗜杯中之物，也是行家，他是一杯接一杯地来，不糊涂。
一次在东莞叼别人的光赴席，席间杯觥交错，听说那葡萄酒的档次相当高，我举杯呡了一口，不懂，没法说。做东的建筑商看出有人不懂附庸风雅，遂指点说，这种酒得轻轻晃动，让酒醒了才能释放出特定的品味。我晃了一阵，还是那味。没再喝，有点暴殄天物。后来改喝酸牛奶，我那档次是有点不能登大雅之堂。
有次在广州的一酒家大堂里看见一瓶放在透明罩子里的五粮液，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还用很晃眼的射灯照着。显然老板是把这酒当珍品来供的。我想起家里厨房的柜子里还存有几瓶茅台和五粮液，至少蒙了15年尘了。动过心思也学人拿出来摆摆，不过想到又多了要擦灰尘的物件就放弃了。真对不起它们的名气了。
退休后，人说睡前一杯葡萄酒能助眠和抗氧化。听起来挺对路的。我是俗人，不会慢斟细酌，一杯下肚后去睡觉还得和酒精的兴奋作用奋斗一轮才消停。而且喝完一瓶后，大拇指的跖骨隐隐作痛，医生说是痛风，酒精的效应之一。我和酒的浅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琐忆，民以食为天（8）
看天地 (2026-01-04 16:03:19) 评论 (0)十九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粤北的小县城里蹉跎岁月，自己找了一个街道办的小机修厂里拿21元月薪度日。
向年轻的读者说明一下。在那种体制下，去什么单位做工谋生都分等级的。顶层是去国营单位，次一点的去集体所有制，像没什么背景和人事关系的就自己找街道作坊和工厂。这种作坊是除了工钱没有任何附加福利，挣的仅供维持生活的钱。别指望可以去别的地方谋求到一个新活法，从秦代沿袭下来的封建制度被专制者“以革命的名义”或“以人民的名义”拔高到一个历史的峰值。这种制度任意地让“公仆”剥取了被定位为社会“主人”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言论和人身自由。像今天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选择读书和就业权利在当年就是“难于上青天”那种等级。在一个“全过程民主”的官本位社会里，芸芸众在等级鲜明牢笼中都得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生计。所有的人生出路都是留给那些给自己的刷上“红色基因”的以权营私阶层的。
幸运的是千年前那位天性洒脱的诗仙抛下一让人解开困窘的启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且他很豁达地告诉人们“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至少后来者可以悟出用什么可以“与尔共消万古愁。”
那时我们车间里一同事，娶一没有城市户口的乡下姑娘，就是说老婆是没有粮食供应定额也没有工薪收入。带着孩子再加一瘫痪的父亲，在老城墙根一不起眼的旮旯角搭一不能直腰站立的窝棚，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每餐必喝一杯那种最便宜的杂粮酒，大概几毛钱可以买一斤。他说饭可以不吃，酒是不能不喝的。
我想我得试试。李白说了，“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有点奇怪，这杜康老夫子在十多世纪前就酿出可以解忧的液体怎么没有列入那几个很厉害的大发明中。
不过看来当年李白是有人帮着付酒钱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劝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另外有一位有历史记载的李姓名人，他自己说，过的是大碗喝酒大称分金十分过瘾的日子。但他也是不用自己付账单的主，没钱就去水浒梁山附近抡起双斧劫个道，酒钱就不在话下了。我可没法学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当政者是把我们归入无足轻重的另类，呼啸山林的勾当我不会也不敢。就是说靠面子或强横我都挣不到酒资。想买醉得自己从那已经相当寒碜的工资收入里抠点碎银出来。这事有点难。
机会是无意中遇到的。同班组有一和我年纪相仿姓周的工友，比较谈得来。一次聊天，都想试醉，一拍即合。两人的碎银凑一起，去小城里最大的食品店里转了一圈，看上眼的是一瓶“长白山葡萄酒”，选那酒纯粹是因为那酒带着令人愉快的浅琥珀色。仔细看看价钱，好像是五块多，远超预算。结果反复掐算了口袋里那几张零票子，最终选了一瓶号称客家名酿“珍珠红”，两块钱出头。不想让人看见，像做贼一样鼓鼓囊囊地揣裤兜里上周工友家去。
之所以不想让人看见是因为那年头告密者众多，扒到点异常就向“组织”报告以图捞点政治资本傍身。而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行可能最终会被当权者罗织成大逆不道的罪名。那时有个“反革命罪”，类似现在与时俱进的“扰乱社会治安罪”或“颠覆政权罪”，只要领导认定，什么言行都能往那筐子里装。类似聚众喝酒这种行为被告发，最低限度“组织”会找你谈话了解一下是否有借喝酒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意图。
还好，总算把酒平安带到了周工友的家。看着那瓶“珍珠红”，讨论一下，我们既然不能像李白和他的朋友那样“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再不济也得弄点下酒的。于是两人又凑了一斤粮票去菜市场里买点沙河粉和几个高价鸡蛋，因为每家的油都是定量且极短缺的，我们用尽可能少的油炒了盘河粉。顺带说一下，我到现在都能炒不油腻的河粉。当然，现在不是为了省油而是顾忌胆固醇。
终于可以坐下来面对“美酒佳肴”了，周工友家的小院有点僻静，侃着街上的“药材西施”到“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能助酒兴食欲的。那时没有电子媒体，各类信息在小县城的民间里带着不同个人色彩的版本在传递，人们通常都不会像现在流行的以宏大叙事体解读传闻。很多年以后，从邓丽君的歌里听到一个验证过的描述：“小城故事多”，但接下来说“充满喜和乐”就是纯文艺腔的浪漫想象了。
谈笑间，一瓶带红糖甜味的浊酒就见底了。长这么大第一次喝这么多酒，虽说脸有点红，人也清醒，却没感到有那种预期的神往的醉意。
接下来还得上夜班。回家后这种劣质酒的后劲也开始来了，头疼欲裂，我不得不托人请病假，吃一颗阿司匹林躺上床昏睡了一晚。后来当月的工资被扣了近九毛钱。这次买醉的代价有点大。幸亏那时的酒厂还没学会往酒里兑工业甲醇，否则代价更大。打那以后我基本不碰那玩意，因为根据试验结果，它既不能解愁也不能制造美好的幻觉。
周工友倒没事，当天夜班开了八小时车床没打盹，也没出废品。原因是他吃的河粉多，我喝的酒多。
酒在以后的生活还是添了点故事。
几十年后，一次旅游路过洛阳，在导游的忽悠下付钱去领教据说是帝王级别的“洛阳水席”，我的印象是那菜色与美味是毫不相干，居然把蛋花西红柿汤也算为其中的一道大菜。倒是席间尝了一点“杜康酒”，挺顺喉的，我家那爷也这么说。可见杜康老夫子还是有招能让李白念念不忘。
几年前，去贵阳看望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她的先生在当地相当有地位，每顿饭都拿出地道的茅台酒来招待我们。我沾唇即止，太呛口。与我同行的另一同学从商多年，颇嗜杯中之物，也是行家，他是一杯接一杯地来，不糊涂。
一次在东莞叼别人的光赴席，席间杯觥交错，听说那葡萄酒的档次相当高，我举杯呡了一口，不懂，没法说。做东的建筑商看出有人不懂附庸风雅，遂指点说，这种酒得轻轻晃动，让酒醒了才能释放出特定的品味。我晃了一阵，还是那味。没再喝，有点暴殄天物。后来改喝酸牛奶，我那档次是有点不能登大雅之堂。
有次在广州的一酒家大堂里看见一瓶放在透明罩子里的五粮液，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还用很晃眼的射灯照着。显然老板是把这酒当珍品来供的。我想起家里厨房的柜子里还存有几瓶茅台和五粮液，至少蒙了15年尘了。动过心思也学人拿出来摆摆，不过想到又多了要擦灰尘的物件就放弃了。真对不起它们的名气了。
退休后，人说睡前一杯葡萄酒能助眠和抗氧化。听起来挺对路的。我是俗人，不会慢斟细酌，一杯下肚后去睡觉还得和酒精的兴奋作用奋斗一轮才消停。而且喝完一瓶后，大拇指的跖骨隐隐作痛，医生说是痛风，酒精的效应之一。我和酒的浅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