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自己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和毕业生。蒋介石视黄埔学生为自己依靠的核心力量，但白崇禧则在蒋介石面前经常说黄埔学生在军校只学习了几个月，懂得什么？
谈到白崇禧“看不起黄埔学生”，并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两大体系在制度设计、人员来源与政治使命上的深层差异的集中反映。白崇禧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其视野、判断标准与自我身份认同，都深深植根于“保定—讲武堂体系”的传统之中，因此面对后来崛起的黄埔体系，既有评价，也有隔阂。
首先在生员来源与培养路径上，两者差别极大。保定军官学校的学员，并不是突然被挑选出来的“社会青年”，而是从各省陆军小学、全国仅有几所陆军中学层层选拔而来的长期军事生员。他们从少年时期即被纳入系统的军事教育轨道，接受多年严格的军事基础训练，然后再进入保定完成高等军事教育。因此，保定生员的军事素养、体能、纪律与基干知识，是一个长期培养、逐级递进的结果，白崇禧以及新桂系骨干正是在这样的体系中成长起来。
与此相对，黄埔军校创立于保定军校停办之后，学员构成极为复杂，既有学生、工人、知识青年，也有旧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士兵和地方武装人员。其来源之广带来了热情与活力，但也导致军事基础参差不齐。黄埔的学习年限相对短暂，课程设置在战时环境和革命目标的压力下偏重于政治动员、组织建设与近现代战术，而在深厚的技术课程和系统基础训练上难以与保定相比。白崇禧由此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判断：黄埔学生政治热情有余、军事底子不足，缺乏“正规军人”的厚重与老练。
其次，两大体系的制度目标不同。保定—讲武堂体系更接近传统国家军校模式，强调专业军事技能、参谋训练与职业军人伦理，其理想是培养技术型军官与现代军队骨干。黄埔体系则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鲜明的政治使命，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校。黄埔军校不仅培养军事指挥员，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其核心是忠诚与组织性，与蒋介石构建党军一体化的政治战略紧密相连。在保定出身者看来，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削弱了“纯粹军事”的专业主义，于是批评与轻视就顺理成章。
然而，白崇禧并非一概否定黄埔出身将领。对如杜聿明、黄杰等兼具实战能力与指挥才能者，他亦给予较高评价。白崇禧的“看不起”，更多是对体系整体质量和培养方式的怀疑，而不是对所有个人的全盘否定。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保定体系在专业性与基础训练上占优，为什么后来主导国家军权的却是黄埔系，而不是保定系？这背后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巨大变迁。保定军校停办之后，体系自然中断，没有新的毕业生继续补充，原有保定系逐渐老化、消耗，在战争与政治斗争中力量被分散、削弱。黄埔军校却以党为后盾，持续办学，源源不断地输出干部，逐渐形成数量优势与组织优势。
更重要的是，黄埔是蒋介石的“嫡系工程”。其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为了培养对他高度忠诚的军事与政治干部。随着国民革命军的扩编和权力集中，政治忠诚在军权结构中的价值不断上升，专业出身反而退到了次要位置。黄埔系通过军校、军官团与政训制度，把军权与个人领袖绑定在一起，在党国体制之下自然掌握了核心权力，而保定系因缺乏这一政治纽带，终究难以与之竞争。
因此，白崇禧看不起黄埔学生，既是职业军人对不同训练体系的评价，也是旧军校传统对革命党军模式的心理与文化反应。从制度发展看，这并非单纯的优劣问题，而是专业主义军队与政治化军队之间的张力。最终决定谁主导军权的，并不是谁更“正规”，而是谁更符合当时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