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山西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上古帝王活动的核心区域就在“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和“禹都安邑（今夏县）”地区。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弟弟叔虞于唐，后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 “晋”。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通过 “城濮之战” 大败楚国，成为 “春秋五霸” 之一。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 “三晋大地” 由此成为山西的代称。在全国博物馆格局中的定位上，山西省博物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等齐名，共同构成了展示中国北方古代文明的主要场馆。相较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馆藏体量更大、品类更全的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胜在主题聚焦—— 以 “晋地文明” 为核心，它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依托山西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其藏品的深度与极高的研究价值。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共计六十五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四万多件，包括国家一级文物 1650 件（组）。
这里的几件镇馆之宝当然是我必须认真观赏的：首先是龙形觥，高 19 厘米，长 43 厘米，宽 13.4 厘米。整体呈龙形，前端为昂首的龙首，双目圆睁，张角龇牙；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为弧曲形长盖，盖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钮。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用于悬挂或加热酒水，底部为长方形矮圈足。盖面饰有逶迤的龙身纹，与前端的立体龙头相衔接，两侧衬以涡纹和云纹。尤为独特的是，器身两侧装饰有鼍纹和夔龙纹，鼍即鳄鱼，这种鳄鱼纹饰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其次是玉组佩：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玛瑙管等 204 件组成，工艺极其精湛，代表了当时最高超的制玉水平。它是晋侯墓地出土的最大玉礼器组合，也是目前全国同期墓葬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组佩。
再次是侯马盟书：这是春秋时期晋国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的盟誓活动记录，内容多用朱笔写在圭形玉石片上，字体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晋国古文。此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宗法约束失效，诸侯与卿大夫间常以盟誓（载书）作为政治互信的 “契约”，通过杀牲歃血和埋书告神的仪式，以神明与性命担保誓约，形成兼具宗教威慑与政治约束的文书档案。盟书要求盟人 “委质” 效忠，断绝与旧主的关系； 禁止盟人 “纳室”（非法侵占他人土地、奴隶与财产），稳定内部秩序；并以诅咒与卜筮的方式强化誓约的神圣性，震慑背盟者。 “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
还有就是龙耳人足方盒，整体为长方箱式，顶部是双翻盖，其中一盖装饰有卧虎形钮；方盒四面各攀附一条回首吐舌的龙形耳，四角有勾曲棱脊；最具特色的是底部由四个裸身跽坐的人形支撑（人形背向方盒、双手后摆，仿佛在 “抬盒”）； 器身饰有变形龙纹、波曲纹等，工艺精巧且充满艺术感。它出土于晋国女性贵族墓中，推测是盛放化妆品或饰品的 “奁盒”（古代女性的梳妆盒），也体现了当时晋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陈列于展厅最醒目位置的“晋侯鸟尊”： 2000 年在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的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在被盗贼爆破后的残墓中，发现了这件已碎裂成百余片的文物。彼时的它，凤鸟的尾部残缺不全，象首支撑也散落各处，如同一位历经劫难的老者，满身伤痕却依旧难掩风骨。幸运的是，北京大学文物修复专家耗时数年，以精湛的技艺将碎片一一拼接，让这尊国宝重获新生。
这座鸟尊的主人是第一代晋侯燮父，距今已有2700多年。它通高 39 厘米，长 30.5 厘米，宽 17.5 厘米，体量虽不算硕大，却在有限的空间里将 “巧思” 二字演绎到极致。主体是一只凤鸟，头部微微上扬，尖喙如钩，似在鸣叫；头顶的高冠层层叠起，纹路细密，宛如风中飘动的羽饰；圆睁的凤眼镶嵌着绿松石，虽历经千年，仍能想见当年的灵动。凤鸟的身躯丰满圆润，两翼向上卷曲，羽纹层层叠叠，既有青铜器的厚重感，又透着鸟类羽翼的轻盈。最令人称奇的是它的支撑设计：凤鸟的双腿粗壮有力，双爪紧扣地面，而尾部则巧妙地化作一头小象 —— 象首低垂，鼻子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鸟与象的结合，并非生硬拼接，而是浑然一体：凤鸟的尾羽自然过渡为象的背部，象鼻的曲线与鸟身的弧度完美契合，仿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本就该如此共生。这种 “鸟象共生” 的造型，在西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既体现了工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暗含着古人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与融合思维。
最具历史价值的当属鸟尊盖内和腹底的九字铭文 ——“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字体为西周时期的金文，笔画遒劲有力，不仅明确了器物的主人（晋侯）、用途（宗庙祭祀），更印证了晋国早期的历史脉络。在晋侯墓地发掘之前，关于晋国始封的记载多来自文献，而这尊鸟尊的铭文，无疑让传说中的 “晋国霸业” 有了可触可感的物证。
从文化层面来看，晋侯鸟尊更是西周礼制与审美观念的缩影。青铜礼器在当时是 “明贵贱，辨等列” 的重要象征，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的礼器形制、数量都有严格规定。晋侯作为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用鸟尊作为宗庙礼器，既体现了他对周天子的臣服，也彰显了晋国的地位。凤鸟在商周时期是神鸟的象征，代表着吉祥与威严；大象虽非中原原生动物，却因与 “祥” 谐音，且象征着力量与祥瑞，成为贵族喜爱的装饰元素。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工艺的创新，更反映了西周时期多元文化的交融 —— 中原的礼乐文明与南方的象文化、东方的鸟崇拜在此碰撞，最终凝结成这尊独一无二的国宝。
在展厅中与鸟尊对视，总能感受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共鸣：那是古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坚守，对文明的传承。它不仅仅是一件冰冷的青铜器，而是一段活的历史，一曲无声的乐章，诉说着晋国的兴衰，见证着华夏文明的璀璨。它是西周青铜艺术的珍品，见证了晋国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化、考古和艺术价值。如今的这座鸟尊不仅是山西博物院的院徽，更是山西文化的象征。
2700年前的晋侯鸟尊
长岛退休客 (2025-12-28 10:32:12) 评论 (0) 历史悠久的山西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上古帝王活动的核心区域就在“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和“禹都安邑（今夏县）”地区。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弟弟叔虞于唐，后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 “晋”。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通过 “城濮之战” 大败楚国，成为 “春秋五霸” 之一。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 “三晋大地” 由此成为山西的代称。在全国博物馆格局中的定位上，山西省博物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等齐名，共同构成了展示中国北方古代文明的主要场馆。相较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馆藏体量更大、品类更全的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胜在主题聚焦—— 以 “晋地文明” 为核心，它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依托山西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其藏品的深度与极高的研究价值。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共计六十五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四万多件，包括国家一级文物 1650 件（组）。
这里的几件镇馆之宝当然是我必须认真观赏的：首先是龙形觥，高 19 厘米，长 43 厘米，宽 13.4 厘米。整体呈龙形，前端为昂首的龙首，双目圆睁，张角龇牙；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为弧曲形长盖，盖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钮。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用于悬挂或加热酒水，底部为长方形矮圈足。盖面饰有逶迤的龙身纹，与前端的立体龙头相衔接，两侧衬以涡纹和云纹。尤为独特的是，器身两侧装饰有鼍纹和夔龙纹，鼍即鳄鱼，这种鳄鱼纹饰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其次是玉组佩：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玛瑙管等 204 件组成，工艺极其精湛，代表了当时最高超的制玉水平。它是晋侯墓地出土的最大玉礼器组合，也是目前全国同期墓葬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组佩。
再次是侯马盟书：这是春秋时期晋国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的盟誓活动记录，内容多用朱笔写在圭形玉石片上，字体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晋国古文。此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宗法约束失效，诸侯与卿大夫间常以盟誓（载书）作为政治互信的 “契约”，通过杀牲歃血和埋书告神的仪式，以神明与性命担保誓约，形成兼具宗教威慑与政治约束的文书档案。盟书要求盟人 “委质” 效忠，断绝与旧主的关系； 禁止盟人 “纳室”（非法侵占他人土地、奴隶与财产），稳定内部秩序；并以诅咒与卜筮的方式强化誓约的神圣性，震慑背盟者。 “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
还有就是龙耳人足方盒，整体为长方箱式，顶部是双翻盖，其中一盖装饰有卧虎形钮；方盒四面各攀附一条回首吐舌的龙形耳，四角有勾曲棱脊；最具特色的是底部由四个裸身跽坐的人形支撑（人形背向方盒、双手后摆，仿佛在 “抬盒”）； 器身饰有变形龙纹、波曲纹等，工艺精巧且充满艺术感。它出土于晋国女性贵族墓中，推测是盛放化妆品或饰品的 “奁盒”（古代女性的梳妆盒），也体现了当时晋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陈列于展厅最醒目位置的“晋侯鸟尊”： 2000 年在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的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在被盗贼爆破后的残墓中，发现了这件已碎裂成百余片的文物。彼时的它，凤鸟的尾部残缺不全，象首支撑也散落各处，如同一位历经劫难的老者，满身伤痕却依旧难掩风骨。幸运的是，北京大学文物修复专家耗时数年，以精湛的技艺将碎片一一拼接，让这尊国宝重获新生。
这座鸟尊的主人是第一代晋侯燮父，距今已有2700多年。它通高 39 厘米，长 30.5 厘米，宽 17.5 厘米，体量虽不算硕大，却在有限的空间里将 “巧思” 二字演绎到极致。主体是一只凤鸟，头部微微上扬，尖喙如钩，似在鸣叫；头顶的高冠层层叠起，纹路细密，宛如风中飘动的羽饰；圆睁的凤眼镶嵌着绿松石，虽历经千年，仍能想见当年的灵动。凤鸟的身躯丰满圆润，两翼向上卷曲，羽纹层层叠叠，既有青铜器的厚重感，又透着鸟类羽翼的轻盈。最令人称奇的是它的支撑设计：凤鸟的双腿粗壮有力，双爪紧扣地面，而尾部则巧妙地化作一头小象 —— 象首低垂，鼻子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鸟与象的结合，并非生硬拼接，而是浑然一体：凤鸟的尾羽自然过渡为象的背部，象鼻的曲线与鸟身的弧度完美契合，仿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本就该如此共生。这种 “鸟象共生” 的造型，在西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既体现了工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暗含着古人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与融合思维。
最具历史价值的当属鸟尊盖内和腹底的九字铭文 ——“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字体为西周时期的金文，笔画遒劲有力，不仅明确了器物的主人（晋侯）、用途（宗庙祭祀），更印证了晋国早期的历史脉络。在晋侯墓地发掘之前，关于晋国始封的记载多来自文献，而这尊鸟尊的铭文，无疑让传说中的 “晋国霸业” 有了可触可感的物证。
从文化层面来看，晋侯鸟尊更是西周礼制与审美观念的缩影。青铜礼器在当时是 “明贵贱，辨等列” 的重要象征，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的礼器形制、数量都有严格规定。晋侯作为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用鸟尊作为宗庙礼器，既体现了他对周天子的臣服，也彰显了晋国的地位。凤鸟在商周时期是神鸟的象征，代表着吉祥与威严；大象虽非中原原生动物，却因与 “祥” 谐音，且象征着力量与祥瑞，成为贵族喜爱的装饰元素。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工艺的创新，更反映了西周时期多元文化的交融 —— 中原的礼乐文明与南方的象文化、东方的鸟崇拜在此碰撞，最终凝结成这尊独一无二的国宝。
在展厅中与鸟尊对视，总能感受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共鸣：那是古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坚守，对文明的传承。它不仅仅是一件冰冷的青铜器，而是一段活的历史，一曲无声的乐章，诉说着晋国的兴衰，见证着华夏文明的璀璨。它是西周青铜艺术的珍品，见证了晋国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化、考古和艺术价值。如今的这座鸟尊不仅是山西博物院的院徽，更是山西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