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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艺人社会地位被称下九流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旧中国艺人社会地位被称下九流
在旧中国艺人社会地位被称下九流，而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艺空前繁荣。在旧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广大艺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下，他们被称为“下九流”，饱受社会的歧视和欺辱。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是以全体劳动人民，包括广大艺人的翻身解放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多数艺人都被吸收进各级政府的文艺团体，他们不仅成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国家的文化工作者，一种受社会尊敬的光荣职业。一些艺人在谈到自身经历时，无不深刻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是共产党使传统艺术获得了新生。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十分关注。毛泽东曾说：“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点决定了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作为这一科学文艺理论体系的创立者，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毛泽东强调，在今天,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在新中国建立之时，毛主席就庄严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从而在全国开始了深入广泛的文化建设热潮。
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以全体劳动人民，包括广大艺人的翻身解放开始的。在旧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广大艺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下，他们被称为“下九流”，饱受社会的歧视和欺辱。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多数艺人都被吸收进各级政府的文艺团体，他们不仅成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国家的文化工作者，一种受社会尊敬的光荣职业。一些艺人在谈到自身经历时，无不深刻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是共产党使传统艺术获得了新生。
那是真正的艺术的春天!在党的关心下，各种艺术形式：电影、戏剧、杂技、曲艺、相声、快书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辞艰苦，下农村、到建设工地、赴前线，积极为广大工农兵慰问演出。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文艺宣传队出现。组织群众唱歌、赛歌、演节目等。他们以从无有过的积极性为人民工作、战斗，真正换发出青春的活力。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依人民而新生。到1964年，全国仅各种地方剧种就达300多种，有专业剧团3000多个，另外还有大量业余剧团、文工团等。几乎各县都有专业剧团或杂剧团、文工团、曲艺团等，他们常年在各乡(公社)、村巡回演出，并且对群众是免费的。农村文化生活空前丰富和发展。
戏剧，是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建国初，毛主席就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1951年4月毛主席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的题词)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京剧和各地方剧种的文艺工作者按照“剔除封建性糟粕，吸收民族性精华”的精神，改编、整理和排演了一大批优秀传统剧目，向城乡广大群众演出。如：《穆桂英挂帅》、《花木兰》、《红娘》、《群英会》、《白蛇传》、《打渔杀家》、《玉堂春》、《霸王别姬》、《雁荡山》、《花为蝶》、《宝莲灯》、《秦香莲》、《窦娥冤》、《十五贯》、《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女驸马》、《姊妹易嫁》、《柳荫记》、《拉郎配》、《杜十娘》、《珍珠塔》、《小姑贤》、《马兰花》(儿童童话戏)等等，这些剧目至今仍是我国戏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与这些经典剧目相联系的则是一大批老一辈人民艺术家，他(她)们的名字至今使广大群众所敬佩、赞扬。
与其同时，各地方剧种还新编了一批反映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现代剧，如《梁秋燕》(眉户戏)、《小二黑结婚》(豫剧)、《刘巧儿》(评剧)、《李二嫂改嫁》(吕剧)、《小女婿》(豫剧)、《罗汉钱》(沪剧)等。这些新戏贴近当时新旧社会转变的实际，內容新颖，很受群众喜爱。
发展人民文化，其基础是普及全民教育。毛主席经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建立，人民政府就大办教育，首先在农村普及小学，几乎每村都设立了公办小学，要求适龄青少年全部入学。缺乏教师怎么办?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旧政人员和民间的闲散文化人，只要是沒有反革命倾向的，即都被人民政府吸收过来，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到学校和文化部门工作。从1956年开始，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扫扫除文盲的运动，每个村都大办扫盲班，強制性的让全体青年和壮年参加扫盲学习、上夜校，识字、学拼音。在全囯开展得轰轰烈烈。当时要求基干民兵和男女青壮年每天学会五个字，并带动家庭成员识字。通过扫盲运动，部分农民脫掉了文盲帽，学会了看书看报、写信及应用文字等。像这样广泛的大众文化运动，古今中外何曾有过!
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主席及时提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既不要搞复古，也不要搞洋化。(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并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艺术的方针。尤其是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一批反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的新人新事的现代戏像鲜花一样绽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河南豫剧《朝阳沟》，依其新颖的故事和优美的唱腔，在城乡广大群众中迅速传开。与其同时的还有《人欢马叫》、《李双双》、《打铜锣》、《补锅》(湖南花鼓戏)、《金钥匙》(川剧)等，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当然，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更多的是话剧。如《夺印》、《丰收之后》、《激流勇进》、《一家人》、《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南京路上好八连》、《老贺来到小耿家》、《刘介梅忘本回头》、《柜台》等，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美术领域，早在延安时期就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家，他们将中国的传统笔墨与西方写实方法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以表现中国革命和工农兵形象为主题的创作传统和风格。在国画、油画、版画、漫画、雕塑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经典杰作。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美术工作者以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新文化亊业，又创作出大量表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作品。从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土地改革、开囯大典、抗美援朝，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学习雷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毎个时期都从各种形式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油画、囯画、年画、张贴画、剪纸、小画书等等，种类繁多，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幅壮丽画卷。
例如在囯画方面，除了又有一大批表现革命历史、体现延安精神的新作品问世，如《转战陕北》、《延安颂》、《宝塔晨辉》、《解放区的天》、《毛主席和牧羊人》、《黄河颂》、《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此外，又创作出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讴歌工农兵、歌颂领袖的优秀作品。如《江山如此多娇》、《万山红遍》、《芙蓉国里尽朝晖》、《梅花欢喜漫天雪》、《新开发的公路》、《北京送来的礼物》、《战地新歌》、《劈山引水》，《为祖国寻找资源》、《和平颂》、《人民领袖》、《毛主席走遍全国》、《载歌行》、《说红书》等，影响全国，并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和风格，如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岭南画派等，出现葳蕤蓬勃、百花盛开的局面。
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最快的当属电影。电影于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但在国民政府几十年内也只是少数城市的人们能偶尔看上电影，而广大农村是从来看不到电影的。广大农民看电影基本上是从新中国开始。建国后党和政府迅速发展电影业，从1949年就开始自己制作电影，还从当时苏联、香港进口了一些影片，以满足国内城乡需要。在短短十几年内，中国电影制片厂就由建国初的两三个，发展到二十多个，如：八一、上海、长春、珠江、西安、峨眉、潇湘、内蒙、天山、福建、广西电影制片厂，还有青年、儿童制片厂，北京科教、上海美术、科技制片厂，中国新闻纪录片、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等，从录音、摄影、冲洗、放映机等各种器材、设备都能自产自给。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和电影工作者。
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各个时期的电影走过来的，一个个影片都留下对那个时代的深刻记忆。如：《南征北战》、《铁道卫士》、《战上海》、《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钢铁战士》、《永不消失的电波》、《英雄虎胆》、《鸡毛信》、《董存瑞》、《刘胡兰》、《海魂》、《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红珊瑚》、《英雄儿女》、《红旗谱》、《万水千山》、《五朵金花》、《刘三姐》、《农奴》、《祝福》、《杨门女将》、《林则徐》、《槐树庄》、《李时珍》、《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金小蜂与棉铃虫》等等。据统计，到1965年共发行影片1213部，其中多数的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列宁曾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从无有过的电影大众化的时代。各县和公社以及大的工厂、学校都设有放映队。每有新片发行，就巡回到各公社、大队放映。当时农村、工厂、部队、学校放映电影大都在露天，实行全开放。电影全是公益性、免费的，从无有向观众卖票的亊情。即使城市的电影院毎张票也只一、二角钱。城乡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每年看电影无数次，全国观影人次每年多达七十多亿次，如此广泛的大众文化生活，为全世界所仅有!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艺只是为了要《暴露黑暗》吗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和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等等。这就明确提出了革命文艺从属于文化战线的根本性质，并且明确要求在革命队伍内部不能写出有利于敌而不利于己的文字。毛泽东讲话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尤其是针对一些从大后方到延安投身革命、尚没有形成正确文艺思想与方法的文艺青年，他在此基础上展开发挥，揭示了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文艺自身的性质与功能。
从《讲话》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诞生过程来看，它决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经过万里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
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国统区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使延安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一些从亭子间来的作家也带来了自由思想，主张文艺创作不应接受党派的领导，作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延安也有自身的缺点，它似乎并不像是他们想象中的圣地，一些人将自己的感受用杂文形式写了出来并在报上发表。
例如，1942年3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即有“暴露黑暗”之意。
在这篇杂文中，王实味对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并提出批评，他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没有区别延安与西安的根本不同。而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去后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被作为攻击共产党贪污、腐化的材料。
同时，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议论的杂文。于是，有的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也应该“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就是公式主义。有的人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即主张采取鲁迅杂文那样的方式来讽刺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正是在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基础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循循善诱，所阐述的内容十分丰富，阐明了当时许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基本问题。
这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及其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等。例如，关于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讲话》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观点，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骨骼，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80年后的今天来重温它、理解它，可以感觉到它仍是鲜活的，仍然是文艺工作者不得不遵循的规则。
在毛泽东全部文艺理论观点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是基本正确的重大论题，在新的历史时代并没有过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论点，有其必要性。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主要是通过党所领导的文艺宣传队来宣传革命、教育人民团结起来向敌人作斗争。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代，“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确实不宜简单重复，但决不能将它抛弃而走向反面。文艺与政治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是文艺一定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之一。
文艺界人士总是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文艺歌颂的是真美善，暴露的是假丑恶，这背后往往就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这样。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获奖理由来看，往往都是对其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肯定。例如，诺贝尔奖颁奖方有自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这是显著区别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可见，当今时代虽然不应简单重复“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将文艺作品简单等同于政治的传声筒，但也不能无视文艺同政治联系紧密的实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合理内核应当继承，并真正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对于文学艺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其中主要是要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时间已经证明，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文艺活动的一个永恒主题。
当年，毛泽东认为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只能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而普及，为工农兵而提高。
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只能是社会生活。
对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必须继承和借鉴，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文艺工作者根据社会生活用心创作的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比较难于在群众中迅速传开。
但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高级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文艺应不断发展和提高，从初级文艺基础上发展出高级文艺。当然，“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时下，文艺界泛起一股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关键在于资本涌入文化市场，把文艺通过市场运作以赚得最大利润，而又没有及时制定相应法规与政策加以限制，使之成为社会的良心并得到良性循环。
近代中国除小说《红楼梦》外，产生两部音乐佳作，一部是《黄河》，另一部是《梁祝》。《黄河》即《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1939年。《黄河》由年仅26岁的诗人光未然作词，他在延安窑洞里的病床上连续口述了五天，形成了整四百行的《黄河吟》八段歌词，构成一部大型诗歌剧式的大合唱文学脚本。这实在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
《黄河》的作曲则由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34岁的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窑洞宿舍，经过六天六夜的努力谱就。冼星海谱曲时，困了就把光未然买来送他、摆在桌边的二斤白糖抓一小把放入口中，瞬间那美妙的乐句便从笔尖流淌到谱纸上。
他最后劳累成疾，获得的奖赏是演出队送他的两斤猪肉、核桃和白糖。《黄河》歌词与乐曲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顽强精神。
《梁祝》即《梁山伯与祝英台》，是1959年由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何占豪、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问世，起因于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准备用作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从学生提交的选题中选中了何占豪和组员们提出的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方案。此时，学生丁芷诺已经和何占豪完成其基础旋律的创作，但两人都不是作曲系的学生。为保证作品能够顺利完成，院长丁善德从作曲系调来学生陈钢合作，并让自己的女儿丁芷诺退出（后来署名也未将丁芷诺列名为曲作者）。
创作《梁祝》时，陈钢只有24岁，何占豪只有26岁，小提琴演奏者俞丽拿才19岁。《梁祝》的创作特点是把东方爱情故事的内容和西欧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结合起来，让作品既适应中国百姓的艺术欣赏习惯，又符合交响乐的演奏规律。现在，《黄河》和《梁祝》不仅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交响乐曲目，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部中国音乐作品。然而，这两个时间相隔仅20年而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佳作，距今已有80至60余年，目前似乎看不到堪称可以超越它们的作品出现。
以诗歌来说，现代中国像毛泽东这样的超级诗人并不多见。他虽然是以古体（近体）形式创作，但他的诗作传遍了世界。毛泽东诗词的全球传播，不止是出于中国的宣传需要。尽管中国外文局曾根据中央宣传部指示要求，组织翻译、出版了包括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印地文、印尼文、荷兰文、阿拉伯文、朝鲜文、泰文、乌尔都文、世界语等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但并不能满足世界各国读者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需求。
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与爱好者翻译出版了更多语种的外文版本。据初步统计，《毛主席诗词》至少有俄文、英文（较著名的有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翻译的《毛泽东诗词》）、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罗马尼亚文、乌克兰文、匈牙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土耳其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丹麦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文（南斯拉夫）、马其顿文（南斯拉夫）、印地文（印度）、孟加拉文（印度）、玛拉雅拉姆文（印度）、印尼文、越南文、朝鲜文、泰米尔文（斯里兰卡）、僧伽罗文（斯里兰卡）、乌尔都文（巴基斯坦）、泰文、菲律宾文等版本。此外，苏联还分别出版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爱沙尼亚、布里亚特等10多种文字的不同版本。毛泽东诗词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流传很广，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毛泽东诗词往往被用来作为反对殖民侵略与统治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诗词的这种世界性传播展示了它本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成功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具有深邃的思想境界、恢弘的艺术意象、高超的构词技巧、纯熟的创作手法。对于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山东大学高亨教授在一首《水调歌头》词中有恰如其分的称颂：“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这是谓作为伟大诗人的毛泽东通晓历史、志在扭转乾坤、下笔犹春雷惊响；“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这是在历史对比中，指出中国诗坛上最有名的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佼佼者，其诗词作品也没有毛泽东的奇伟雄壮，有如用天章云绵，织出革命豪情。毛泽东以其60年的诗词创作，铸成了一座诗文化高峰。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截至目前也是后无来者的诗词高峰。
当然，我们期待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可是更多的优秀作品在哪里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代龚自珍的这首诗，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引用过。中国的文艺界是该出精品的时候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治理全面向好的今天，文艺工作者也只有拿出精品，才能对得住这个时代。
毛泽东能够于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出精辟的《讲话》，首先在于他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大诗人，自己善于为文，没有这个先决条件，《讲话》的产生是根本不可能的。从80年来的实践经验看，毛泽东文艺思想许多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些基于当时时代背景的具体论点，也可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完善和发展。《讲话》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我们不能绕过它，而是必须学习它、研究它且不时重温它。只有熟悉这一经典，我们才能弘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华，在全面总结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属于新的时代的文艺理论。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放军经过30年的革命之后，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在这个重大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1月6日至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会上作结论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所谓“铲地基”就是废除旧中国的封建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起房子”就是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表明，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探索中取得重大成就。
《铲地基》就是废除旧中国的封建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
《起房子》就是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事实表明，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探索中取得重大成就。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特征包括：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经济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体制，强调集中统一与地方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起房子》主要制度和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强调民族团结，并在少数民族地区探索适合当地的经济管理体制。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在经济建设中强调全国一盘棋，但又允许地方在不违背中央方针下有一定灵活性。
《起房子》制度探索与特点：
反思苏联模式： 毛泽东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反思，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早期改革尝试： 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如扩大地方自主权、管理体制创新等，虽然有未完全实现之处，但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奠定基础： 这些探索和实践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们复辟了社会主义，名曰改革开放，实质搞私有化改称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是特色贸本主义私有化社会制度。
总的来说，毛泽东建立的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逐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体系，具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制度。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方案都相继失败了后来，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不仅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科学分析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制定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和“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的方向。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锻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并在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中，领导人民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一举推翻“三座大山”，开启创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新征程。
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起房子”，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选择。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种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他一再强调党是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鲜明地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建设“新房子”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新房子”的显著优势。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掩卷长思，抚今追昔，展望并不遥远的未来，这段话令人折服，催人奋进。
谁是“新房子”的主人
在“新房子”建成前，毛泽东就阐明了它的性质，确定了它的主人。1939年5月4日，他在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强调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1940年1月，他又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为人们勾画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国体问题，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同时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就是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从而“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他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制度的主张，指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毛泽东关于新制度建设的构想提上了议事日程。1948年9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强调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系统论述新中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即将建设的“新房子”作了政治理论准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70年，宪法几经修改，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
“新房子”的四梁八柱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不仅回答了国体和政体问题，而且对经济、文化等基本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比如，在经济上建立国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文化上建立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根据他的报告，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勾画出新中国的制度蓝图。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房子”的四梁八柱。这既包括上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包括以下诸多方面。
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后，毛泽东适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核心内容就是“一化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所有制结构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强调：“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毛泽东分析国内外情况，认为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而应该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年8月，毛泽东签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制度和重大政策作了全面的规定。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波匈事件的根源就是“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此外，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法治原则；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不断加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外交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同时，他还强调在实践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启示我们，要把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努力为社会主义制度大厦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根本保障。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革中颠覆文艺舞台的京剧革命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文化艺术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自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两种文艺思想、路线的斗争却时起时伏。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了胜利，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文艺界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深重存在。早在建国初，毛主席就对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中的封建主义和卖囯主义倾向给予了批评，在1954年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和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大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伹在六十年代初期，受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气候的影响，我国文化领域出现一股复旧倒退风潮，大量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又重返舞台，甚至一些鬼神戏、汉奸叛徒戏也出了笼。一些领导干部和文化精英还为之大唱赞歌，而对表现现实生活和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则大加责难，什么“公式化”、“概念化” 等等。这严重地阻碍了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革。针对这种状况，毛主席多次提出严肃的批评。
1963年9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同年12月，毛主席又在一个材料上作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尖锐深刻、言简意赅，他重审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工农兵必须占领舞台，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些指示震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在其推动下，迅速掀起了一场以京剧现代戏改革为中心的文艺改革新热潮。
其实当时文艺领域里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京剧。如果说各地方戏剧在建国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改变，演了一些现代戏;而在艺术殿堂里独享囯剧之尊的京剧，却稳坐舞台，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天地。因此，在《文革》当时的改革就以京剧为重点。
《文革时》为了交流京剧改革的经验，在江青领导下的文化部于1964年6月至7月召开了全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会上先后有35个剧目演出，如后来人们所熟悉的《智取威虎山》、《革命自有后来人》、《卢荡火种》、《奇袭白虎团》、《草原英雄小姐妹》、《杜鹃山》、《千万不要忘记》、《红灯记》、《箭杆河边》、《耕耘初记》、《洪湖赤卫队》、《战海浪》、《审椅子》、《黛诺》、《延安军民》、《強渡大渡河》、《苗岭风云》、《节振国》、《红岩》、《红嫂》、《柯山红日》、《六号门》等，都是会上参演的剧目。它们都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为题材、或者是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现代戏。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开创了京剧改革的新时代，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全囯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之后，中国京剧院、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院、山东京剧团等在江青的精心指导下，又分别对几个重点剧目，进行修改、加工。他们充分发挥群体的智慧，对每个戏的唱、唸、舞蹈、音乐、美工、场景等都精心设计，精雕细琢，反复打造、反复试验。到1965年至66年又先后演出了新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每个戏演出之后都受到观众的热列赞扬。其生动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形象、高亮优美的唱腔和音乐，以及丰富逼真的舞台背景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改旧京剧那种慢腾腾、松散散、老面孔、旧套式的印象。这几个戏都体现出革命的政治內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代表了新中囯京剧改革的最高成就。《文革》当时在江青主抓时就把这五个京剧和芭蕾舞剧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称为“八大革命样板戏”。 以后又陆续推出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苗岭风云》、《红云岗》、《磐石湾》等现代剧目，标志着京剧舞台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变化。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具体有江青在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也成绩斐然。其突出的体现是1964年囯庆十五周年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成功演出。这场演出集北京、上海、解放军及部分省、市、自治区共68个单位的1300多名演员和艺术工作者，用舞蹈、歌唱、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收到了振憾人心的艺术效果。整个演出阵容庞大、气势恢宏，有众多艺术专家和新秀参演，精品荟萃，盛况空前，体现了新中国音乐舞蹈艺术发展的雄厚实力和巅峰。这场演出饮誉中外，其中的每段歌、舞都堪称世之经典，至今难以超越。
继之，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于1965年8月1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又创作演出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同样获得了观众热烈的赞美。
在京剧改革的带动下，中央歌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上海舞校等艺术团体，发扬大胆改革创新的精神，打破西方芭蕾舞的陈规，笫一次将芭蕾舞用于表现现代生活。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刻苦磨练，于1964年至67年间先后成功排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草原儿女》、《沂蒙颂》等剧目。在剧中首次将舞与唱相结合，对传统的芭蕾舞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还有《草原女民兵》、《边疆女民兵》、《送粮路上》、《金凤花开》、《阿妺上大学》等歌舞剧，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广大观众。与此同时，中央乐团等音乐团体首次将西洋音乐运用于京剧的伴奏，先后创作出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等，大大克服了中国传统音乐上的弱点，为贯彻“洋为中用” 的方针、实现音乐上的中西结合进行了大胆尝试。还有钢琴协奏曲《黄河》、小提琴协奏曲《山区公路通车来》、《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等优秀乐曲，标志着西式音乐从此从少数人的艺术殿堂里解放出来，真正融入到广大工农兵生活之中。
每个京剧样板戏演出之后，即都被各地方剧种移植演出，形成不同唱腔和风格的样板戏，而一切传统戏目即都被暂时停演。从1969年到1972年，各个样板戏都先后搬上了银幕，在广大城乡放映，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这样就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大学大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热潮。样板戏中的许多唱段都成为妇孺皆唱的流行歌。如：李玉河“浑身是胆雄赳赳” ;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打不尽豺狼永不下战场” ;杨子龙“打虎上山”,“干酒热血写春秋” ;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阿庆嫂“智斗”，“他们到底姓蒋还是姓汪” ;柯香“家住安源”……等等，一段段脍炙人口，在当时中国百姓中谁不会唱?剧中的英雄人物更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榜样。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个时代的文艺有过如此广泛的影响、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至今人们都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良好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与《文革》当时样板戏的普及有关吧!
中国的革命样板戏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世界。在亚、非、拉、欧洲、日本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11月对首都文艺界的一次讲话中，就举出了大量例子，说明一些外国朋友对中国现代戏改革的赞扬。如英国友好访华小组的成员说：“京剧现代戏对世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文化是一个贡献，它将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不仅政治上显明，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十分突出。”中国戏剧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等等。
中国电影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之后，即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放映革命样板戏、复映和重拍了大量革命老片之后，到七十年代就摄制了大量新的故事片、儿童片、动画片、科教片等等，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期。仅以故事片为例，如：《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火红的年代》、《无影灯下颂银针》、《闪闪的红星》、《创业》、《钢铁巨人》、《园丁之歌》、《海霞》、《红雨》、《决裂》、《草原儿女》、《烽火少年》、《战船台》、《春苗》、《第二个春天》、《金光大道》、《反击》、《山花》、《牛角石》、《欢腾的小凉河》、《枫树湾》、《南海长城》、《南海风云》、《红云岗》、《雁鸣湖畔》、《芒果之歌》、《长空雄鹰》，还有新制作的音乐片《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等，提到这些影片名，至今使人记忆犹新。
在七十年代，中国有句广为流行的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老百姓看电影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电影的特点：即在每个影片放映前，都要加放几期“新闻简报”，报道国内外的重要时事新闻，让群众了解国家大事。这莫不是一种创新。
在毛主席关于要“努力办好广播”以及“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的重要指示下，七十年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业迅速发展，毎省都建立了电视台，各单位团体都能集体收看电视。当时电视虽然尙未普及到一般家庭中，但收音机和有线广播(小喇叭)却进入千家万户。戏剧、曲艺、故事、快书、相声、说唱等文艺节目丰富多样。
尤其是当时的革命歌曲数量之多、流行之广，超过任何时期。其中仅仅收进文革时期出版的歌集《战地新歌》中的就达500多首。其中有很多歌曲至今仍在群众中传唱，如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歌唱咱们解放军》、《阿佤人民唱新歌》、《红太阳照边疆》、《毛主席派人来》、《洗衣歌》、《颂歌献给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伟大的祖国》、《人民公社新花开》、《大寨红花遍地开》、《我是公社小社员》、《赤脚医生向阳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知识青年下乡来》、《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等等。其曲调健康优美，艺术品位之高，至今仍少有歌曲能与之相比。而这些革命歌曲却正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劳动人民扬眉吐气的年代，英雄的年代，也是一个艺术上创新勃发的伟大时代。让那种所谓“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屁话见鬼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