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中神所造的人有分等级吗

伊甸园中神所造的人有分等级吗

【AI 】：“在伊甸园（伊甸园）中，神所造的人（亚当和夏娃）在创造之初并没有明显的分级，他们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所造，地位平等。

圣经描述神创造的顺序是先创造男人（亚当），再由亚当的肋骨造出女人（夏娃），他们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同管理受造物，体现了神造人的平等与和谐，但后期因犯罪而有了角色上的不同（如承担罪责、劳作等）。

核心观点：创造之初的平等：《创世纪》记载，神创造亚当，然后又创造夏娃作为他的配偶和帮手，两者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被赋予治理全地的权柄。

角色差异而非等级：虽然创造顺序有先后，夏娃是后被造的（由亚当而来），但这不是等级高低，而是为了完成“配偶”和“帮手”的功用，两者地位相等，共同面对神。

犯罪后的变化： 犯罪后，神对亚当和夏娃的宣告（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你”），引入了在地上的劳苦和关系中的张力，但这更多是罪带来的后果，而非神最初设定的等级， 基督教神学对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有不同解释，但普遍认为罪改变了本来的平等状态。

“伊甸园中神所造的人”指亚当夏娃： 而“米甸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部族，与伊甸园故事无关。

总结来说，在伊甸园，神所造的亚当和夏娃在创造的蓝图里地位平等，没有森严的等级，是神恩典下的同工；犯罪后，关系和角色才有所不同。“

《犯罪后，关系和角色才有所不同。》中的《犯罪后》的神或“人“中有了森严的等级？这个《森严的等级》是指什么？《犯罪后》中的《犯罪》能具体说出犯了什么《罪》？《森严的等级》仅仅是指《撒但》和《天使》吗？还是指上等人或是下等人？穷人还是富人？打工仔还是资本家？权贵者还是老百姓或称【民】？其实认真仔细读圣经中会发现，神从造《人》开始就有前后男女等级了。而在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中就己有《森严的等级》了。

《撒但》原是神在创造地以前所创造的一个天使。《撒但》原先不只是众天使中的一个，更是最高的天使长，众天使的元首。===哈哈，这个《撒但》还是一个“总统“，还是《最高的天使长》！《众天使的元首》！而《众天使》在神的天国里算不算《人民》了？因为“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伊甸并不在地上，乃在诸天上，在神的圣山上。

这指明撒但是君王，在那个宇宙中掌有最高的地位。这就是何以主耶稣称他为“这世界的王。”（约十二31。）使徒也称他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弗二2。）路加四章五至六节也证实这点：“魔鬼又领祂（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祂看。魔鬼对祂说，这一切权柄及其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是谎话么？若是谎话，主耶稣一定会责备他。主没有责备他，所以那必定是个事实。撒但，就是魔鬼，告诉主说，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曾交付给他。撒但也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神是几时将这一切交付他的？这必是在亚当以前的某个时候，必是在亚当那个世界以前的事。从全部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能了解神的确曾指派撒但为那个宇宙的元首，并且曾将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交付在他的手中，因此他成了“这世界的王。”他的地位与阶级高到一个地步，连“天使长米迦勒…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辞毁谤他。”（犹9。）米迦勒是诸天使长中之一，（但十13，）他不敢责备撒但，证明撒但的阶级必是高过他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撒但必是最高的天使长。

撒但的背叛：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五节说，撒但从受造以来所行的都完全。当然神并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撒但，神是创造一个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长。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候，这位天使长，受膏的基路伯，背叛了神。撒但背叛神是由于他心里骄傲。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七节说，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本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无所不备。”（结二八12。）这是说，他有完满度量的完全，并且一无所缺。但是他注视自己的美丽，因而骄傲。他观看自己的荣光，就败坏了。注视神所使我们有的，而忘了神自己，总是试诱我们骄傲。骄傲就是撒但背叛的原因。

撒但背叛的目的乃是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在以赛亚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读到，撒但在背叛之时五次说“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但想要与神同等。那就是他背叛神的目的。要求地位的野心，是圣经所记载每一次背叛的动机。

不只他背叛了，并且在他手下一大部分的天使也背叛了。在启示录十二章四节、九节，我们看见天上三分之一的星，那就是天使的三分之一，跟随了他。（在启示录里，星代表使者。）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主耶稣说，“魔鬼和他的使者。”以弗所二章二节描述撒但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六章十二节说执政的、掌权的，是在空中。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乃是撒但手下的天使，在亚当以前那个宇宙中掌权的。所以他们是空中掌权的。当撒但背叛神的时候，他大部分的天使都跟随他背叛，成了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今天在宇宙中有两大类别的天使－良善的与邪恶的，良善的天使与神站在一边，邪恶的天使与撒但联合起来抵挡神。

那时在地上的活类，后来成了地上的鬼，当时也参与撒但的背叛。鬼是甚么？大多基督徒以为鬼等于堕落的天使，但是按照以弗所书，堕落的天使是住在空中，不是住在地上。四福音启示出，严格说来，鬼从未进入空中。鬼若不是在地上活动，就是进入水中，那是鬼的住处。你们记得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太八28～32，）当主耶稣赶逐那些鬼的时候，那些鬼要求祂打发它们进入猪群；等到它们进入猪群，就闯下它们所喜爱居住的水里去。

马太十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以及四十三至四十五节，在这一面是相当有意思的。从这段圣经里，我们能看出撒但有他邪恶的国度，而他又是“鬼王。”四十三节说，“污灵（鬼）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那从瞎哑者身上赶出去的鬼，在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这表明鬼的安歇处所、住处，乃是在水中。四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找不到水，它们怎么办？“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里去。”这“屋”就是人有形的身体。鬼的住处是水，而它们临时的住处是人的身体。

行传二十三章八至九节证明，鬼不是堕落的天使。这两节说，天使与灵是两个类别的。（灵，和合本译为“鬼魂。”）连古代犹太法利赛人也将鬼与天使分为不同的类别。我们若细读四福音，会发现鬼也称作恶灵。不单天使是灵，鬼也是灵。

鬼是谁？为甚么鬼喜欢进入水里，或者进入人体？在原始的创造以后某一个时候，撒但与他的使者背叛了，不仅如此，彭伯从圣经的记载推论，在这亚当以前的时期内，在地上曾有一些有灵的活类生存，而这些活类也参与了撒但向神的背叛；因此撒但、他的堕落天使、以及这些活类都受了神的审判。这些活类被神审判之后，就失去了身体，成了脱体的灵。这就是鬼要进入有形之身体的原因。

神用来审判他们的水，变成了深水，是鬼必须居留之处。有一天当耶稣坐船渡海，突然吹起强风，有大风暴兴起；主耶稣并未祷告，祂吩咐风止住，叫风暴平静。（太八23～27。）为甚么空中有大风吹起，水起了风暴？因为在空中有堕落的天使，在水中有鬼，它们知道主耶稣要渡到海那一边去赶鬼。（太八28～32。）今天在空中仍是满了堕落的天使，在地上仍是满了鬼。

那些邪恶的天使跟从撒但背叛了神。鬼是另一种活类，是脱体的灵，它们住在水里，而在地上作事。撒但是这世界的王，这世界包括地和空中。在撒但的国度里，有堕落的天使在空中，有鬼在水里，有堕落的人类在地上。

《民》或《人民》指什么？

 

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恒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那里，《民》只是工具，《民》是权力的接受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里的《民》成了权力的“施与者”。毛泽东的《亲民》思想是一种全新的《亲民》思想。这种《亲民》思想使毛泽东对伤民、害民行为更痛恨，在铲除这种行为方面做得更加无情，更加彻底。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全新的《亲民》思想，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中相对分离出来，得到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真正拥戴。

共产党一旦夺得了政权并坐稳了天下，《亲民》思想立即就成为《爱民》行为，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简单直白的语言通俗而又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的行为要求，成为毛泽东时代对各级官员提出的起码的为官准则。因为至少在认知上，这时的国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国家，人民也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人民，党、国家、官员、人民已经融为了一体，这时，爱民即是爱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的毛泽东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走资派右派及贪官污吏特别痛恨。因为贪官污吏的《伤民》、《害民》，与民争利，与国争利，客观上破坏了国家的基础，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用《大爱》覆盖了《小爱》、用广博之爱克服了狭隘之爱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亲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平等的倡导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爱民》形象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领导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与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平等的！战场上，只要军官在前，士兵就不会后退；艰难困苦之时，领袖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这就足以使人民忍饥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现状有一个大体“平等”的认知，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稳固、民众保持心理平衡和社会实现安定和谐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毛泽东说，此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统治者都是制造不平等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首先就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在毛泽东的时代，“新社会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为人民服务”，“公仆”都是从“平等”这一概念派生出来的。

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是一种真实的追求。这方面，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就是“平等”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体现。从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的具体行动中，人民看到，毛泽东宣传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骗取民心的谎言，而是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上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出自内心的真正拥护。毛泽东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使人们真正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实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讲，在毛泽东时代，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贯穿始终的。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要注意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这些显然都是针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当时确实在部分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已经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搞特权等等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八大很严肃地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加之这一年波兰、匈牙利都发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按照“放”的方针，自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执政党内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动鸣放，搞开门整风，要人民群众给党和官员提意见。

八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初期，矛头所向是官僚体制，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冲击的是建国后由官员们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运动的初衷是反官僚主义，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执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之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任务。

1964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更是一场直接针对干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殊化的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小四清”，即：请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主要是要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行为，以整顿干部作风。后来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主要针对性就更明显，那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与“四清”运动同时进行的“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其矛头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针对领导干部的。

所以，可以说，建国后在毛泽东的时期，对干部作风问题一直是抓住不放的，并且也是抓得很紧、管得很严的，当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治官”有术，“吏治”也还清明。

毛泽东时期反官僚主义的一次重要升级，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最初还是出自于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这个层面上。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为了保证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能真正实现，就必须建立全面的公有制，因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分配，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只有经济上实现了平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方面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这其实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思考。

毛泽东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统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诉求，特别不愿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又出现贫富差距和“官”欺压民的状况。而中国共产党要想得到广大人民的真正拥护，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永不动摇，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一定要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反修防修”问题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写道：“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当然，这时还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修正主义，但目光已经放在了共产党内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结论性看法。其中有三点对中共的决策从而也就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苏联“变修”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九评”中的语言）；其二，“修正主义”的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其三，中国应“反修防修”。

“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首先和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出现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被毛泽东看成是基层领导“变质”的表现。当然，问题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这就是当时概括的所谓“五风”。

这一切，其中特别是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变化使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而干部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是特权。从以下所举的一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不安和焦虑。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点的农机部长陈正人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汇报了他在蹲点中产生的切身感受。

陈正人在报告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

毛泽东在陈正人的报告上批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麽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经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后来又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世前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资产阶级”。这些概念，所指应该是一致的。

毛泽东本人毫不掩饰他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和厌恶。他曾说过：“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恶极，……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3页）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官僚主义的愤怒也没有半点减弱，对官僚主义的抨击也还是那麽尖刻、锐利：“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参阅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对领导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十分担心，他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种官僚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的江山丧失，劳动群众又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为国家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为他和中共毕生奋斗、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定要把这场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亚于民主革命。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