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与沃森之误——再谈科学的真与善

真与善，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理性追求的中心。自从科学等经验实证方法从哲学思辨独立出来之后，科学方法就成为人们追求真实与真理的重要工具，科学理性也成为人对自身的期许。与科学发展同步的是对科学本身的反思，也就是科学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些“元科学”的问题。这些“应该”，就涉及到对科学本身的“正确”与“错误”的价值判断，也即科学伦理考虑。

 

作为理性求真的科学方法与过程，在科学伦理学角度来看，科学方法过程一般需要遵循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

1.真实与诚实，如实反映研究结果，对结果不夸大，结论严谨，不超过证据范围

2. 透明与可重复，研究方法可重复，公开数据可验证；

3. 尊重实验对象，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群，确保不必要伤害；

4. 避免误导与滥用，承担公共或者社会责任。

 

如果说科学方法是导向研究结果——也即真实/真相的话，科学伦理是确保研究结果是通过对世界善意方式产生，并用于善意目的。科学伦理学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而是一个随科学发展而逐步 完善的。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为人类理解了不同个体的差异是如何代际传递，并在漫长的时间积累下导致了不同物种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些在科学上拓展了我们对生物世界认知的理论，在社会学应用上催生了20世纪初前后的两大相关的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科学种族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于把自然法则当成社会伦理原则，其提出者或支持者如斯宾塞、桑默等认为：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充满竞争，个人或者群体的强者在竞争中胜出，弱者被淘汰，这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他们的支持者看来，不同民族/国家/族群在竞争环境中适应或灭亡、贫富差距、阶级分化都是进化规律，而非社会制度的问题。按照该逻辑延申到社会层面的弱肉强食或者国家层面的丛林法则到现在依然在底层有不少拥趸。

 

科学种族主义则倾向于把社会差异当成生物学事实。它们试图从科学角度寻找不同人群的生物学差异，并推断人类族群的智力、道德、文明程度等差异，都可以用生物学差异来解释。二十世纪初的的“颅骨学”（通过头骨测量来推断智力），”优生学“（主张控制劣等种族的繁衍）等理论一时成为显学，深刻影响了欧洲殖民主义，美国移民政策，也导致了极端的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出台。

 

沃森出生于1928年，其早年的成长过程恰好与这些当时的流行理论同步，很难说他没有被这些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卓越的科学家，沃森有强大的科学直觉与组织力，但是作为科学以外的个人，沃森因其对女性、肥胖者、同性恋、黑人等冒犯性言论常常让人感到不愉快。而导致沃森与科学共同体交恶的一大主要因素则是其关于对于非洲以及黑人群体在内的不同种族的智商差异的评论。以下根据公开资料做一简短回顾。

 

沃森早期因相信DNA是遗传物质并因共同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而声名大噪，其后他逐渐相信遗传基因差异可以解释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人类社会的（包含智力在内的）差异。1973年他接受《The Atlantic Monthly》采访时说：“Some people are much brighter than others;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We can’t change it, because most of it is in the genes.” （有些人比其他人聪明多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绝大部分是因为基因差异）。

 

在1980年代演讲与随笔 （后被收录进《Avoid Boring People》）中，沃森提出“Education can improve a person’s performance only to a certain point; after that, genetics sets the limit.”（教育能提升表现，但到某个限度后，基因设定了天花板）。

 

这些早期基因决定论因为讨论的是个体差异，并没有引起很多反对声浪，因为当时的研究结果基本认可个体的智商可遗传度约为40-60%，也就是说个体间（比如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智商差异约40-60%可以归因于遗传因素，剩下的一半来自于后天的环境。

 

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后，作为该计划的领导者，沃森将个体间遗传差异的推断外推到群体差异上，这一步使他的科学观点跨越了从已验证到未验证的界限。 1994年他的言论被《纽约时报》引用如下：“There is no reason to assume that the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of peoples separated geographically in their evolution should be identical. Evolution work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没有理由假设在进化中地理上分隔的人群，其智力能力完全相同。进化在不同环境中以不同方式运作。）

 

沃森的这一推断似乎被通过智商测试量表的非洲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智商测试数值差异支持。如在美国的黑人白人东亚裔以及犹太人之间的平均智商测试分数差异（如的1969Jensen的黑人白人智商分数15的差距，以及后来Lynn等人的争议性的2002-2006年间发表的系列报告总结的非洲黑人70、黑人85、墨西哥裔89，白人100，东亚裔106，犹太裔110的代表性数值）。但是科学界这些对群体智商测试分数差异的解读是谨慎的，前文提到了个体间的智商测试差异一半来自环境。而沃森后来显然在这一方向走得更远。

 

在2007年 他在《Sunday Times》采访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话，是他基因决定论的顶点式表达： “All our social policies ar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ir intelligence is the same as ours — whereas all the testing says not really.”（ 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建立在假设他们（非洲人）的智力与我们相同的基础上，而所有的测试都表明并非如此。）并补充道，“There is no firm reason to anticipate that the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of peoples geographically separated in their evolution should prove to have evolved identically.”  （ 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期，在地理上分隔、各自进化的人群，其智力能力会恰好以相同的方式进化）。

 

他的这段话，在科学上是很成问题的：

 

1. 虽然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们用肤色/文化等外在特征来进行种族/族群划分，这是是一种方便的社会学做法，但并不具有生物学上的充分依据。现有的研究以及人类实践活动表明地球上所有所有现代人类之间并无生殖隔离，都属于同一物种。

 

2. 地理隔离确实会导致种群在外貌、生理等一些特征出现差异（肤色、乳糖酒精耐受、特定疾病抵抗力或者发生等），但是人类智力的解剖学基础，如大脑皮层构造、突触网络复杂度在现代人类形成后的几乎没有发生过可观察的显著差异。在人类进化尺度来看，形成地理区隔的约至多6万年时间内，自然选择不可能支持在复杂特征上形成系统性的群体差异。

 

3. 现代群体遗传学共识认为，绝大部分（约 85–90%）基因多样性存在于同一人群内部，而不同人群之间的基因差异只占约 10–15%。因此，从全基因组的基因频率的角度来看，一个白人群体内部的基因多样性通常大于白人和黑人群体间的平均基因差异。

 

4. 现代关于智力研究的结果表明，智力本身不是单基因决定的，而是众多基因与环境交互的结果，单个基因的贡献极小，而环境影响巨大。营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社会竞争压力等能显著改变神经发育，为最终个体的测试智商分数带来巨大的波动。因此，这些Jensen与Lynn的数值被主流科学界认为反映的是社会环境不平等与教育资源差异，而不是种族间的生理智力差距。

 

5. 后续的众多回归性研究表明，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群平均智商测试得分持续上升，整个20世纪的世界平均IQ提高了约20分，其中发达国家二战前后快速上升，近几十年趋于稳定，而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后半叶仍在快速上升。这一发现被新西兰学者Flynn命名为Flynn效应。在一些黑非洲地区，2010年报道的智商测试达到了平均与世界几乎没有差距的程度。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种上升并非由于遗传变异，而是环境改善的结果：更好的营养，更普及的教育，更复杂的信息环境，更好的公共健康等等。而2000年代起，甚至有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平均智商下降的现象。

 

这些科学研究与结果的综合，让学术界形成的共识是：智力潜能（生物学因素）在不同人类群体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环境的变化能显著影响群体的智商测试分数差异。被广泛引用的不同族群智商差异的数据被科学界认为反映的是社会环境不平等与教育资源差异，而不是种族间的生理智力差距。从科学角度来说，智商不是出生时就注定的，而是遗传与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所谓群体智力差异，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将非洲等其他第三世界的智商差异全部归因于遗传进化，是科学上并无数据支持的言论。

 

沃森2007年的言论无视这些科学界的研究发展，故而被科学界广泛抵制，被认为是老调的科学种族主义言论的再现，并在社会层面引起了轩然大波。沃森本人曾经为此道歉，承认其言论并无科学依据。“I cannot understand how I could have said what I am quoted as having said.There is no scientific basis for such a belief.”  （我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那样的信念没有科学依据。）

 

这个道歉后来被认为是无诚意的公关式道歉 ，因为他本人依然保持这个观点。2019年的纪录片 《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 中，当他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Yes. I would say the difference is genetic.”， “I wish it weren’t true, but there’s a difference on the average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on IQ tests.  ”（是的，我认为这种（智力）差异是（因为）遗传（因素）。我希望事实不是这样，但黑人与白人在智商测试上平均存在差异。 ）

 

这一固执的立场最终导致他被由他发展壮大的冷泉港实验室撤销所有名誉头衔，被科学界广泛抵制。他晚年被普遍视为”拒绝承认社会复杂性、停留在20世纪遗传决定论旧思维中的科学家”。而沃森本人则回应：“科学应该允许讨论任何可能真相。”  

 

回顾这一来龙去脉，沃森的言论在科学上是被认为无依据支持的，且对反对其信念的数据采取了无视的态度，这个是与科学家的对真相的谦卑相悖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论在社会层面为分裂人类群体、歧视不同族群等违背人类共识的理念暗流提供了带着科学权威光环的支持，这个是对科学伦理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违背，有滥用其科学权威的嫌疑。

 

回到最初的讨论来看，有几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明确：

 

1. 沃森是否被神化？公众是否盲从？

从这个走向来看，沃森并未被多神化，学界虽然认可他的贡献，但是对他的未获得数据支持的观点并没有盲目追随，主流的公众反应也和科学界类似，但是其言论依然被小众的科学种族主义或者其他种族主义的立场的人认同。

 

2. 沃森是否在履行科学家说出真相的责任？

很遗憾，在我看来他做得并不好，他对新的科学发现的数据并不认同，而是坚持了他的一贯以来的偏见立场，是不够谦逊的。晚年的爱因斯坦无奈地认可了量子力学中概率学解释，沃森在这一点上是不如爱因斯坦的。

 

3. 沃森的遭遇是否是社会伦理流动变化的牺牲品？

不能一概而论。种族差异是个生物学问题可以研究，可以提出假说，可以被证伪，但是以未证实的偏见来支持歧视性的社会政策，这是科学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双重违背，既不真实，也不善意。

 

4. 沃森遭受迫害了吗？言论自由被破坏了吗？

沃森受到的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抵制与冷遇，可以说是得其所。言论自由指的是我们的言论有不被公权力限制的自由。但是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沃森在履行其未经支持的信念时，没有尽到科学家的职业与社会责任，那么被科学界抵制与公众抵制也是可以理解的事，这个因未尽责任而付出代价，不能认为是迫害。 科学家的言论并不仅仅是“作为公民”的自由，更因为其“科学家的身份”而承担额外责任 。他本人没有被公权力封禁，依然还有平台愿意让他发声，表明其作为个人的言论自由依然存在，只是不受欢迎了。

 

回顾沃森事件，我们能看到， 科学之真若失去伦理之善的约束，终将成为冷酷的工具理性；而伦理之善若失去科学之真作为根基，也会陷入空洞的道德情绪。沃森之误，正提醒我们：科学的尊严不在于其对真实的不懈追求，而在于它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善意。

 

 

前一篇讨论见：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1084/202511/5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