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2、19日讲座】
当2024川普率先拿到270张选举人票以及共和党取得参众两院多数票时，“右派重大胜利”、“美国选情……全面右转”、“新右派崛起”等声音便不绝于耳。在这一声势下，包括2022年梅洛尼赢得意大利大选，2023年米莱赢得阿根廷大选，2025年位列第二的选择党被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定性为“明确的极右翼势力”……于是“右派”、“右翼民粹主义者”、“新右翼”、“极右派政党”、“极右翼联盟”充斥世界各种语言中，中文圈的各色评论家们赶场式地在“左”、“右”话术中忙着指点江山，全然不管自己输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可以借用中山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肖瑜博士的一句话：“很多人在网络山高呼着‘左’或者‘右’的标志性口号，去攻击别人的时候，他们能分清楚什么是左和右吗？”
一、坐席和身份确实分不清“左右”
是的，能否分清“左”、“右”，的确是个认知大考验，而据我的观察看，不仅中文圈，就是英文圈，真没几个人能分清。我敢下这样的判断，当然有足够的依据：
首先，我需要澄清一些流行的假共识，就是“左右”之分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先来看名流学者们的言论：号称“中右”而被誉为自由“左派”的张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写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国革命。当时，坐在三级议会右边的是支持旧体制的保皇派，坐在左边的则是雅各宾派等‘第三等级’代表。”号称保守主义者而被归为“右”的刘军宁博士，在其名作《保守主义》中写道：“左与右从单纯的方位用词变成一种政治标签，起源于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中的坐席位置。‘第三等级’作为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坐在左边，保守的一方坐在右边。从此，左与右从会场上的坐席位置，变成了政治方位与标签。”这两位分别来自法学和政治学的专业背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肖瑜教授说：“法国大革命时代，在最初的会议上，保守派、温和派或者保王党人，都坐在会议的右边，而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都坐在左边，从此就产生了‘左翼’和‘右翼’这两种称呼。”
三位名流学者的说法，差不多可以涵盖中文圈的全部共识，但我不得不说，这个共识，实在是一锅事实不清的乱炖。原因很简单：
第一，1789年5月5日开始的那次三级会议上，会议场所是临时改建的凡尔赛宫的宴乐厅（Salle des Menus-Plaisirs），坐在国王或主席台右侧是教士代表、左侧是贵族代表，第三等级坐在对面。从坐席方位和人员来说，哪里有什么“左”边是雅各宾第三等级、造反的、叛逆的，“右”边是保皇派、保守的之说呢？哪里有什么座位方位决定“左右”的说法呢？
就算三级会议从5月4日开始算，那天因为要点名核实人数，的确有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坐在圣母教堂的祭坛左边，但是他们坐在同样在左边的贵族后边，而另外一部分则坐在祭坛右边教士阶层的后边，也就是两边都有第三等级。
或者再往前追溯，会议记录上显示，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有一次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坐在主席台左侧、部分贵族坐在右侧的记录，但这次情形是这些贵族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要到教士所在的会议厅去寻求支持。
因此，通常流传的三级会议召开时，座次和人员分布决定“左右”政治立场，并赋予什么造反、支持、激进等修辞，根本找不到史料证据。由此也可以说，张千帆教授所说，完全是想当然，刘军宁博士所说的座位决定“左右”的政治标签，也是不着边际。如果肖瑜博士所说的“最初的会议”，是指5月5日，那他可能也在批评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左和右”。
不过，刘军宁博士的说法有些笼统，可能还指另外的会议场所，我给大家一一考证一下。
三级会议后，宴乐厅成了第三等级议事的专门大厅，没有贵族和教士，所以不可能出现座次左右的问题。6月20日，第三等级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后3天，宴乐厅被暂停使用，第三等级不得不移步到一座简陋的室内运动场，约40米长，15米宽，空间狭窄，四周无固定座位。在这里，576（577）名议员，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这时，因为都是第三等级，又没有座位，所以不可能是座位决定“左右”。6月20日之后，第三等级又回到宴乐厅。6月27日国王宣布三个等级合并为国民制宪议会。接下来是8月主要讨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每一条以及最终17条的文本，基本都是压倒性表决，所以不可能存在“左右”问题。再接下来就是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左右起源”于9月11日，因为这一天涉及国王是否有权否决议会的决议，最终投票的结果是673：325，反对通过授予国王悬置否决权（veto suspensif）。其实，不必做“左右”坐席的研究，因为这个结果已经表明，673人如果都是坐在左边或持“左”的立场，那这其中肯定包含了至少173个教士和贵族，而且还需要保证第三等级的500个代表全部到场、且投票全部一致，否则“左右起源”于这一议题的投票，就是站不住脚的。10月6号后，受游行人员的影响，国民议会处在断断续续开会和等待巴黎新会场期间。10月19日议会迁至巴黎大主教宫（Palais de l’Archevêché），那里的会议厅较小，约可容纳800人，空间狭窄，无法分左右坐席。
再然后就是1790年元月开始的新会议地点——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的马术厅。这个大厅从形象上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座位的左右，但是如果真的身临其境或动脑想一想，就会做一个常识判断：不可能。因为：
其一，大厅是一个长约51米、宽约15的矩形，南北两侧各有6排椅子，加上东西两侧的弧形地带，都是议员代表的坐席。主席台在南侧居中，发言人在北侧居中。这个空间虽然原计划容纳1300人，但根据与会者留下的回忆看，即便每次会议出席900人[①]，也相当拥挤。而且不容易对号入座，都是随意而坐。况且，主席台左右各只能容纳200人左右，并不具备提炼出“左右叙事”的要素。
其二，根据法国的议会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第9卷记载：1790年1月表决1789年11月9号讨论的议题——行政区划改革，虽然略有分歧，但结果顺利达成一致意见，分不出什么左派、右派，更谈不上什么“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可能存在左右之分的是另一个议题：激进派主张没收或国有化教会财产，保守派认为教会财产神圣不可侵犯。11月29日的表决结果是568：346。再比如1791年9月10日，就立法机关的组织形式进行表决时，结果是849：89通过一院制，两院制被否定。我请问，这568和849人，都是第三等级吗？左边坐得下这么多人吗？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人数，算“左”还是“右”呢？
因此说，整个国民制宪会议期间，也就是1791年9月前，也不可能存在方位上的“左”与“右”标志或方位决定政治立场之说。至于议员们根据政治立场的左右分座，或右边的长凳由君主派等保守派占据、左边的长凳由激进派占据等流行说法，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以讹传讹，都是闭着眼睛想象历史的盲从跟风。
第二，如果说第三等级就是反对旧体制的改革派或革命派或造反派，教士和贵族就是维护旧体制的守旧派或保皇派，那怎么解释众多的特例代表呢？
比如第三等级的领军人物西耶斯神父（Emmanuel-Joseph Sieyès，也译为西哀士），该算哪一派呢？因为他一方面撰写了极具煽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其中写道：“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很保守地反对废除“什一税”和没收教会土地。
还有非常具有话语权的出身伯爵的米拉波（Honoré-Gabriel Mirabeau），作为第三等级代表，主张各等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开会，每个代表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个主张在当时是比较激进的，包括大力支持政府印发纸币，但他在6月17日的第三等级辩论是否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时却提醒代表们说：空洞的言辞无法巩固你们的荣耀，唯有明智的审议和克制的行动才能做到。之后的他还不赞成废除封建制度，也不赞成抽象的《人权与公民宣言》，更主张法国应该坚持君主立宪制，并试图保护国王路易十六。
一直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杰出成员、也是三级会议期间最耀眼的明星之一的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此前参与了对君主制、神职人员、罗马天主教会财产和外省议会的攻击，但在巴士底狱事件后，看到底层群众的力量可能导致政治混乱，就希望保住君主立宪制化解危机。
在第三等级准备宣布非常时期将代表三级会议行使权力时，里昂选区的议员尼古拉·贝加斯（Nicolas Bergasse），曾提出一项更具调解性的动议，呼吁进行共同审议，暂不采取立即与第一、第二等级决裂的行动。这种审慎、保守的动议，虽然在表决时被否决，但仍有约80人赞成。这些赞成的人，难道应该被归到革命派、造反派中吗？
作为另一风云人物的穆尼埃(Jean Joseph Mounier)，起初宣称支持第三等级与教士和贵族等级合并，之后还发起著名的网球场宣言，但却在复杂心态下起草了《人权与公民宣言》，后又于1789年8月创立君主党，成员包括三级会议的另外几个代表，比如贵族拉利·托伦达尔（Lally-Tollendal）、贵族克莱蒙·托内尔（Clermont-Tonnerre）和土伦港总督马卢埃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Malouet）。这几位不久后都被视为保皇党、保守派，备受国民制宪议会左翼、旁听席上的观众和“爱国媒体”的批评。
各位说，这么多本身是教士或贵族的第三等级代表，或者有时激进，有时又保守，到底是属于造反的“左”还是保守的“右”呢？
第三，备受诟病的所谓特权阶级，真的都是众志成城地只为争取和捍卫本阶级利益吗？
教士团体中，300人左右的代表中只有51人是主教，算是有特权，但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普通的教区神父，有什么特权可享吗？如果是主教身份就必然维护本阶级利益，那怎么解释5月4日三级会议开场仪式中，作为教士代表的南锡主教亨利·德拉·法尔博士（Anne-Louis-Henri de La Fare），在弥撒之后做了布道演讲，其中直接批评宫廷的奢侈，也倡导税收改革和行政简化。如果要赞美法国大革命，那首先就要赞美南锡主教，是他的布道让第三等级在分组排序上有了不满，并影响到对传统投票规则的不满。还有让-西弗兰·莫里神父（Jean-Sifrein Maury），几乎总是反对米拉波等激进派的主张，如果据此说他是旧制度的捍卫者，那么他捍卫教会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警告政府滥发纸币是信用自杀，难道不是代表法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在说话吗？而且，1789年6月6日，也就是三级会议难产后，就有163个教士加入第三等级。该怎么评判这些人的举动呢？
我这里不得不说，这世界的确有一批黑格尔所说的精神黑暗的人群，他们一方面习惯以本土思维和文化看世界，不管世界本身如何，都只能被降格到本土层次，不然理解不了；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养成整体主义思维，习惯地认为某一阶级就只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不会考虑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义。我认为，这种低端文化的民族特色，是鲁迅、胡适等人当年忽略的最强国民劣根性。
贵族阶层也是分为三六九等，既有亲王、世袭贵族，也有公爵、伯爵的头衔，还有凭借从军经历而获得贵族头衔和过着很简朴生活的乡村贵族。而且“网球场宣言”后5天，奥尔良公爵率领47位贵族加入第三等级，与此前加入的教士阶层，共同构成国民会议。这些贵族中不乏家世显赫者，比如既曾是亲王又是主教的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国民制宪会议上与米拉波等一起强烈反对教权，还参与起草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关于将教士财产交由国家支配的法令》和《教士公民宪法》，后两者就是教会国有化的法律文件，也就是他站在了反对本阶级的立场上。
这些离开原来所在阶层的教士和贵族，在言论与行为方面丝毫不逊色第三等级，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们是“造反的”、“叛逆的”“左派”呢？
第四，不管是第三等级，还是国民议会，根本谈不上由雅各宾派代表，因为起初这批人集会可以称为“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1790年初才搬到雅各宾修道院，然后历史上才有了“雅各宾俱乐部”以及“雅各宾派”的术语。而且，即便有了雅各宾俱乐部，也不是如后来人所想象的那样，他们迅速就主导了议会的权力格局，因为国民制宪会议中占多数的是温和派。包括网球场宣言后绝大多数第三等级代表，都对局势的变坏表示担忧，不知何去何从，并没有直接选择与雅各宾派站在一起。
就是1791年10月到1792年9月间的国民立法会议中，也很难说“左”与“右”阵营明显。因为根据制宪会议决定，议员不允许连任，所以重新选举出了745位新议员，而众所周知的马拉、罗伯斯庇尔、罗丹等典型左派，以及又激进又保守的米拉波、西耶斯等，已经不在立法会议之列了。这是其一。
其二，立法会议期间，不管是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右派——斐扬派，还是通常所说的左派——吉伦特派成为强势，二者都只占议员总数的20-25%左右，所谓中间派的“平原派”（占比为40-45%）才是多数，绝对的左派山岳派或雅各宾派仅有60人左右，占比为8%。其中有些时候，如果因为吉伦特派更坚持扩展民主、对外战争而与山岳派联手，可以被描述为“左”，斐扬派因为支持君主立宪、反对进一步民主可以被说成是“右”，但是吉伦特派在法国社会问题上相当温和，前期支持君主制，后来才转向温和共和制；斐扬派虽原本属于雅各宾派，但因不赞同激进革命而分离出来，并支持君主制和温和改革。所以，该说这两个派属于“左”还是“右”？还是说一会“左”一会“右”呢？人数更多的并没有明确立场的平原派呢？他们有时候支持斐扬派，有时候支持吉伦特派，可以说是变化莫测的“骑墙派”。其中伯特兰·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最具代表性，他一会加入雅各宾派，一会脱离，一会是平原派的领军人物，一会支持君主制，一会又重新加入雅各宾派，简直可以说是“变色龙”。包括曾出任过制宪会议主席的皮埃尔·杜邦（Dupont de Nemours），前期曾支持革命，却坚决反对政府印发纸币（Assignat，阿西尼亚票），预言纸币必将导致通货膨胀与社会崩溃。各位说，巴雷尔和杜邦，是“左”还是“右”？
经过以上考证和辨析，可以得出结论：中文圈流行并达成共识的“左右起源”说，都是与历史无关的假共识和假常识。遗憾的是，不认真做学问的学者们一本正经地乱说，芸芸大众就更自以为是地在各种媒体中乱传，然后全世界欢欢喜喜地携手走进话语陷阱。对此我想深入阐发一下，也就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普遍受骗的原因，除了世人不认真读书、不喜欢追求真理外，还有基因和文化心理中，习惯站在阶级立场和整体主义思维去看待世界。这一点，整个西方世界，也没好到哪里去。
二、能够被确立和被识别的“左”
一个共识是，“左”的渊源和界定，的确来自法国大革命。
尽管从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到6月的网球场宣言的国民会议，并不存在明显的造反和叛逆的“左派”，也没有“左派”或“左翼”的命名，但可以确认“左”的历史事实和意义上的存在。
这个事实是一个过程，起因在于议会在一个月里不能做出选举决议，处于贫穷、愤怒、谣言、恐惧和狂热中的底层民众，在谣言满天飞中已经开始制造混乱和暴力事件了，比如7月12日财政部长内克尔（Jacques Necker）被解职后，巴黎民众夜间开始围堵街道，妇女们挖出铺路石，更为激进的民众在一些精英的带领下，袭击派驻巴黎的巡视部队。另外一些人在各个海关关口制造骚乱，袭击囤积粮食的嫌疑人和修道院，甚至本来为阻止暴力的王室部队，也临阵倒戈站到暴力民众一边。然后就是7月14日的著名的被讹传的攻占巴士底狱，守卫军官被杀，头颅被暴乱者用长矛挑着游街示众。再后的7月22日，财政大臣福隆（Joseph-François Foullon de Doué）和他的女婿巴黎物资总管贝尔蒂·德·索维尼（Bertier de Sauvigny）仅仅是被怀疑囤积粮食就被公开斩首，民众还将福隆的心脏掏出来带进会议厅。对此，历史学家法尔格（Farge）在《脆弱的生活》中就写道：“整个城市被戾气笼罩，任何琐碎的原因都可能成为攻击整个统治阶层的导火索。”在场者的国民公会成员也是启蒙作家的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在1783年的著作中写道：“一旦镇压力度有所缓和，混乱和无序的状况将无法控制。这些叛乱者将采取最暴力的方式，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们。”勒庞在几年后写作的《乌合之众》非常鲜活又力透纸背指出，这种大众群体心里的极端性和易变性。
正是在如何应对这些乌合之众和血腥暴力事件中，国民制宪会议中的派系分化才开始，比如布列塔尼俱乐部中的少数激进派，在1789年8月4日主导的废除领主特权会议上，成功地将三个等级的激进代表和巴黎民众带进狂热和欢庆中，然后就是在激进与温和的争辩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件”（布里索）中，出炉了流传甚广又充满原罪的《人权与公民宣言》。接着是1790年夏天成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自命为被压迫者的保护者、弊端的改革者，并在1791年6月20、21日国王路易十六逃走不成被抓后，起草了废黜国王和建立共和国的请愿书。这其中，激进分子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知道，若不激进，就不能被大众推举。
尽管从1789年5月5日-1791年7月16日间，激进派并不占议会的主流，反而是寻求改革但又相对温和的人士居多，但作为天生的广场运动的精英们，能够充分结合和利用“愚蠢和对政治一无所知”（梅西耶）的乌合之众，扩大和加速社会暴力。其中1789年7月17日的战神广场事件是催化剂，之后随着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包括温和的斐扬派、吉伦特派等受新形势影响不断妥协，激进的雅各宾派则借机不断造势、上位。之后的历史就是国王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被送上断头台。同时，罗伯斯庇尔等政界精英与媒体精英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充分利用底层的暴民，处决了未经审判的数万人。同时修道院的财产被瓜分，各种敌基督的事件层出不穷，整个法国陷于极权恐怖和血腥暴力之中。
这其中，记者出身的无神论者埃贝尔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比如1790年-1791年间，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路易十六，但同时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保守派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和莫里神父。战神广场事件发生，他态度大变，签署请愿书要求路易十六退位，等路易十六逃走后，他在报纸上采取诉诸普罗大众的方式，攻击国王路易十六和教皇庇护六世。1792年9月，他与激进派马拉一起煽动领导了针对监狱犯人、教士的“九月屠杀”，并且抨击吉伦特派太温和。1793年，他因推动全面限价令而被捕，但在无套裤汉的支持下三天就获释，然后组织巴黎各街区民众到国民公会外抗议，要求进行行政和政治清洗，降低面包固定价格，并取消对无套裤汉选举权的限制，然后胁迫国民公会逮捕31名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后连激进代表丹东、罗伯斯庇尔，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不仅如此，他还与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等发起以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为新宗教，并暴力去除基督教，驱逐神职人员，封闭教堂，取消公民的礼拜，大规模毁损宗教古迹，取缔宗教教育，强迫神职人员结婚和绝弃他们的神职，对不服从者直接判刑定为死罪。这时他完全忘记自己亲身参与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十七条就规定：“财产是社会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削。”埃贝尔不断走向激进的演变历程，也是那些激进主义者的集体写照。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左”与“极左”等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是在精英引领和底层民众或民粹的互动中逐渐演进形成的，并非是先有了“左右”立场，然去选择落座，再推动革命的发展。
作为法语的词汇——“左派”，很可能滞后于法国大革命，比如我通过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检索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1821年1月1日《通用汇编》（Tablettes universelles）上刊登了一个议员的发言：“据说我是站在反对派的一边的。（左派：是的！是的！）也有人说我是被反对派带进部里的，（是的！是真的！）我是被国王的选择带到了那里的。我曾经投过反对派的票，极左者则不然。”（M. le garde des sceaux : On prétend que je me suis rangé du côté del’opposition. ( A gauche : Oui ! oui ! ) On dit aussi que j’ai été porté auministère par l’opposition. ( Oui ! c’est vrai ! ) J’y ai été porté par lechoix du roi : à une seule époque j’ai voté avec l’opposition. Avecl’extrême gauche, jamais.）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最早使用“左”的文字记录，但我确实在此前的文献中没有检索到相关证据。之后是1825年发现几处，1849年的《人民报》还使用了“极左分子”、“极左势力”等用语。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左”或“极左”，何以会发生呢？在方式和手段上，何以一定要激进再激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写上几本书，但如果做个简单回应，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在原因和特点的探讨上，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在学理上做一个高度概括：从马拉、埃贝尔、罗伯斯庇尔等精英一面来说，有很多幕后或深层次的原因和特点，比如深受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以及稍早的爱德华·赫伯特的自然神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影响，包括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权力平等，无限推崇人的理性，并以之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反叛和丑化基督教，意图摧毁法国社会的固有传统、文化，号召人们放弃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然后在人间建造美丽新世界，并且他们自认为富有这样的时代使命。为此不管是个人还是一群体，在方式和手段上必然会不断从激进走向更激进，因为他们自信真理在握，就会在头脑和思想、意识中认定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不但完全一致，而且能够保证这个一致绝对会被实现，因此那些深思熟虑的人，坚守法治秩序的人，遇到困难和挑战就可能会暂停行动的人，都被视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必然要排除。同时，他们深知法国的社会秩序会限制他们的行动，为此需要更大量的盟军——底层民粹和青年学生，然后进行宣传和煽动，胃口吊足，大饼画好，乘乱而上，或温和推进，或激烈进行，但共性是唯我独尊、不择手段、不怕牺牲（自己和别人），当然也不畏惧以革命、正义的名义使用暴力。这股左翼思潮，在18世纪的欧洲大陆兴起，并借着法国的各种社会危机，上演了人类第一次革命极权的尝试。
虽然大革命的教训很惨痛，柏克、托克维尔当年也做了深度剖析和反省，但是滥用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冲动与诉求，已然在欧洲扎下根，并经由19世纪的不断探索，包括由前期的暴力夺权论，演变为后期的通过普选实行和平过渡，期间产生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社会主义，比如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还有中文世界鲜见的布朗基主义、伊卡利亚社会主义、李嘉图社会主义、中欧人民社会主义、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等，以及难以计数的各种社会党、工人党、宪章派、劳工联盟、左翼政党、民主党、工会等几十种，轮番地、持续不断地向欧洲千百年来传统社会秩序——个人主义和小政府主义，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发起攻坚战。
攻坚的结果是，20世纪的欧洲，一方面在激进“极左”的手段下迅速赢得了胜利，比如苏俄、法西斯和纳粹，并在其后从西向东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温和的“左”则凭借“费边战略”，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逐渐占得上风，并在“二战”后深度影响北美。
北美的加拿大不甘心被欧洲人嘲笑太落伍，早已迎头赶上，美国虽然半推半就却难挡诱惑。为此，号称“中间偏左”的哲学教授周廉，在《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中欣喜地写道：“更加符合事实的判断是，美国正在朝着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迈进。只要不搞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国社会的整体左移趋势就与哈耶克担心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周教授很睿智地看到美国的变化，即追随欧洲更加社会民主主义，这个事实判断是不错的。不过，他对于美国在这一变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直接涉及他在文章中设定的那几个条件，却缺乏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判断，似乎在没有看到哈耶克批评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到来前，会很哲学、很人大[②]地继续为自己的“左派”思想辩护，完全不顾及美国正在告别建国之父们的那套政治理念和200年的社会民情。
有一种论调很流行，比如北大的贺卫方教授说：“中国人一看到左，就把中国的左想象成民主党。”历史评论家张鸣教授也说：“中国与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套说辞之所以在中文圈颇有舆论市场，是因为肉眼可见的是：国情不同，体制差异巨大，简直可以说天壤之别，于是便达成共识。是的，如果将目光仅仅放在当下，那自然是可以这样说的，但如果目光高远一点或者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意识到全世界的“左”，宗师其实都是一个人，不同在于，有些国家继承了其青年时代的思想，欧美国度则继承了其晚年的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因为一条藤结的两个瓜，外表纵使看上去美丑分明，但DNA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不分国家和民族。但是理解这一点很难，所以作为中国式“右”派而实际是“左派”的贺教授，面对美国就只能带头自叹“迷失”“政治方向”了。
中文圈的自由左派因为缺失真相，所以特别喜欢抽象地谈问题，愿意强调和突出“温和左”与“极左”在手段和方式上的差异，却看不到温水煮青蛙与开水烫青蛙有着同样的归宿。也就是说，“左”在态度、手段和方式上，不管是温和还是激进，注定有一样的结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前期的德国和20世纪后期的阿根廷，前者“极左”、后者“温和左”，但最终殊途同归。本来这两个样本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可是相信理性建构的欧美左翼，不但不愿意承认他们失败，还像20世纪前期那些前辈左翼一样不是甩锅说纳粹和法西斯是“极右”，就是辩解说他们的尝试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于是当下的欧美各国，合起伙来妄图在制度、文化、大学和媒体等全领域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结果是大政府介入和管制已经不止是经济领域，高福利造成的财政紧张越来越难以维系，高税收已经让各国处在发展的瓶颈中，负债率已经居于高风险区域，变相言论管控以及有选择性地执法已经不是新鲜事情，甚至人口正常更替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移民弥补。
中文圈的那些名流教授们，或者因为生性“石心”在“左”，或者被欧美“左派”文化熏陶醉倒，于是也特别喜欢扮演救世主，一边自居公正地赞美着美国向社会民主主义迈进，一边倚靠着危楼左手持矛右手握盾地引领中文圈的舆论潮流，直让人怀疑知识精英到底还能不能扮演富有前瞻性的“眼睛”或“大脑”职能。
三、“右”不是实有而是话语建构
在“左右话语”的舆论潮流中，还流行着更“高级”的认知，比如贺卫方教授在2021年的《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中曾说：“一个健全的西方民主、宪政、法治体制下，在资本主义的正轨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两翼，在距离马克思很久之前英国就有辉格党，也有托利党，在美国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这真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钟摆效应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周期性的有所调整。”
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比如孙立平教授说：“不在左右，而在是否极端”；许纪霖教授说：美国两党“有右翼的极端，有左翼的极端，两个极端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秦晖教授说：“极右”离“极左”“咫尺之遥”，“有相同的‘根’”，都导致极权。查理·柯克被谋杀后，昔日的“朝阳女侠”更是潇洒地携手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里茨克（Jay Robert Pritzker）同声说：不能把查理之死仅仅归结为“左疯”，“美国社会左右极化造成的社会撕裂，才是查理·柯克的真正死因”。
这些言论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论，因为极端总是不好的，社会撕裂也是不好的，可关键的问题是，作为现实世界的政治光谱，真的存在“右”吗？或者中文世界普遍在说的“右”，真的有实指并在“极化”中撕裂社会吗？这一点，我还检索过德语、西班牙语，结果和中文一样。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还原到最初的语境——法国大革命。
按照流行的观点，“右”虽然没有实际的“座位”，但指向是确定的，也就是与第三等级持相反意见的那批人，包括国王、贵族和教士等特权阶层。可历史的事实显示，这个流行观点根本禁不住推敲：
第一，路易十六的口碑在流行观点中不怎么好，可他当年是一个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王，比如任用改革派财政大臣、废除了某些劳役、改革司法、支持农业、鼓励贸易、减低民众负担等，甚至一度采纳了削减特权、自由化经济措施、废除行会、减少关税等建言，乃至试图对贵族和教士征税。虽然在召开三级会议的问题上比较被动，但并非是人们想象得那般顽固、守旧。或者说，路易十六就是那种典型的改革过程没有把控好局势而失败的领导人，中文叫“改革死”，就像大清帝国后来遭遇辛亥革命一样，起因也是试行新政。
同样名声不好的贵族呢？可以说，三级会议能够召开，直接动因就是1787年5月“贵人会议”遭解散后，导致包括长袍贵族们在内的“贵族反叛”，并施加持续压力，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了三级会议。要知道上一次的三级会议是175年前的1614年，足见贵族们的决心和行动力，多么富有成效。对此，当年的贵族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就曾说：“贵族使革命开始。”[③]那么，这个时候的贵族们应该被定性为“右”吗？
与贵族阶层一样，教士阶层也是其中的改革动力。这一点前面已经例举过。
所以，不管国王还是贵族和主教，在那时总体上来说都是改革派，或者至少都怀着改革目的，因而同意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超过贵族和教士两个阶层的总和。（实际到会代表1139人，其中291人是神职人员，270名是贵族，578人是第三阶级。）这样的局面，某种程度上已说明他们的包容和改革的决心。因此说，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不应该被夸大，否则就是阶级决定论下的思想后遗症。
第二，历史的复杂和戏剧性在于，三个怀着共同心愿和目的的等级，在会议刚开始的投票规则上发生激烈冲突，即是更遵照上一届三级会议的传统按级投票（三个等级内部投票，然后赢家通吃，作为一票，类似美国的选举制），还是改革实行全新的一人一票。
这个问题在已经接受普选制为善或先进的人看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当年，代表权和投票权，直接涉及到传统秩序或规则，是否需要调整，也涉及到投票结果是否更有利于某一等级等问题。对此，贵族和教士等级主张按照传统惯例，第三等级主张打破惯例实行一人一票。这时，应该说遵照传统和惯例的贵族和教士就是“右”吗？或者可以问，被命名或归档为“右”就意味着腐朽、落后和不进步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各位直觉上就反对贵族和教士阶层，并很简单地赞同大胆变革和完全民主，就是对的、好的，那在无形中已处于先入为主的状态，或者说已经处于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做出对与错的判断，也就是从政治审慎的角度来说，教士和贵族并没有什么错，他们不过是要沿袭几百年的传统旧例。第三等级积极争取权益，试图借机改变规则以利于自己也不错。二者的分歧和博弈，完全属于公共政治运作的常态，不应该在事实不清和前提未论证的情况下，就主观地偏袒一方。
退一步来说，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推进，1789年7到10月间，最初不想改变投票传统和打破旧秩序的那些高级教士和贵族，或者被恐吓逃走，或者自动辞职隐居，或者移民到国外，或者自动放弃席位，或者被排除在国民制宪会议和接下来的国民立法会议之外。这时还将所谓“右派”当批判的靶子，完全是对稻草人说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第三，在事实判断下，激进变革旧秩序，被界定为“左”，那么按理，只有坚决反对变革的，才可以被界定为“右”，可是结合1789年及其后的法国实情，并不存在坚决反对者，流行观念中的所谓“右派”，只不过是那些稳健、渐进的变革者。或者说，如果贵族和教士在三级会议和制宪会议期间可以被定性为“右”，那么到了国会立法会议期间，先后处于多数和掌权的斐扬派和吉伦特派，因为步伐相对稳健，也应该被界定为“右”，否则就是双标。而且，这个“右”的界定，就是唯独站在布列塔尼-雅各宾俱乐部的视角和立场，否则站在国王和失位贵族的视角和立场看，斐扬派和吉伦特派都属于激进“左派”。再比如，1792年12月国民公会投票处决路易十六时，721个议员中，支持处决的387人，可以被视为激进左派，那作为反对者的334人，就理所当然地被界定为“右派。可尴尬的结果是，这个“右派”阵营就包括世界著名的激进左派——托马斯·潘恩。如果谁说潘恩是“右派”，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到现在为止，各位告诉我，法国大革命，作为决定问题关键的历史第一现场，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右”呢？社会巨大变革时，秉持稳健、渐进和保守的态度，就是“右”吗？这世界是否真有“左”“右”之间的居中和常态呢？
其次，要搞清楚所谓的“右”，在事实判断之外，还需要讲一些历史和常识性的道理。
比如，在地理方位和哲学思辨语境下，有左也有右；比如所谓的“相互平衡的两翼”，左右轮换也可以说是“钟摆效应”，否则我们完全无法辨别方向和进行理性讨论，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中，却只存在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法西斯和纳粹那样的“左”，而并不存在实体的“右”。
道理很简单，假定我们以洛克-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论（小政府+自由市场）作为一个轴线，并以法国为例来做一下简单的梳理。1789年前的法国社会基本上可以说处于这一轴线中，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当然毋庸置疑地向左偏离了轴线。接下来的拿破仑复辟以及施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可以说回到了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的时代，也就是依然处于正常轴线范围内，但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普选权、工人的劳动权利以及巴黎公社时期的社会公有制、工人民主等国际社会主义举措再次向左偏离，并且没有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国王亨利五世和保守派麦克马洪总统的上台，得到彻底扭转，代表左翼力量的共和派、激进派、社会主义党派，始终坚持他们的政治思想表达，直到1901年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国激进党（Radical-Socialist Party），然后是1905年法国社会党（SFIO）成立，直到1914年法国立法机构中的统一社会主义者、共和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激进派构成的“左翼”集团。这期间，1881-1882年强制实行公共教育免费，且与传统的天主教教育体系相剥离；1884年工会合法化，1898年出台针对工人的意外保险法，1910年建立国家养老金计划。随着这些社会主义元素不断增多，政府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多，权力就越来扩大，也越来越左地偏离轴线。二战后，法国共产党（PCF）和社会党（PS）成为两大政治力量，全民免费医疗、高额的养老金和失业金不断被刷新，尤其1968年学生和工人运动发动的五月风暴，促使《格雷内尔协议》（L'accord de Grenelle）[④]出台，直至1981年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成为首位民选的左翼总统[⑤]，标志着晚年马恩-伯恩斯坦路线的胜利。期间虽多有保守的政党上台，比如第三共和时期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73—1879年）、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913－1920年任总统；1912-1913、1922－1924、1926－1929年任总理）等，但只能是相对的有所矫正，无法扭转整体偏离轴线的大局。或者说20世纪以来，法国从没有恢复或接近到洛克-斯密轴线，反而是渐行渐远。
法国社会的转变轨迹，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大体一个步调。对此，曾在1976年预言苏联将解体的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于2024年出版新书《西方的失败》，其中指出，西方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且不可逆转的衰落，西方的政治体制已经沦为自由主义寡头政治。这本书以及书中的部分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两点概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在这股不断左转也不段衰落的历程中，美国节拍和节奏虽然慢一些，但从共和党的胡佛总统强力推行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始，经过民主党的罗斯福-杜鲁门长期执行社会主义新政，包括1962年前后最高法院的几个判决，让美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加快了追随欧洲的步伐，哪怕期间经历8年的里根时代和4年的后里根时代，都不能动摇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医保、福利以及食品券等，包括难以改变税收增长和凯恩斯财政激进主义，甚至在农民危机和储贷危机中，还直接实施政府补贴和介入政策。这也就是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为何在1986年以出版《政治的胜利：里根革命为何失败》中，严肃地表达对里根的不满。之后历经克林顿-奥巴马的民主党时代，无论是政府采购、医疗法案、基础建设、金融监管、能源环保等“大政府主义”，还是政府强力推行DEI、LGBT文化和社会运动，以及变相控制言论自由和选择性执法，包括贺卫方教授所说的“精英大学和主流媒体里左派似乎占据了（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这种强劲态势下，所谓保守派总统川普，即便重新上任后抡起板斧一阵砍，包括惹怒马斯克的“大而美法案”和应对37万亿美元债务的举措，也不敢大幅削减社会保障预算，否则中期选举或下届大选中，已经习惯温室的美国人，会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群众一样敢于说不[⑥]。这一点大卫·斯托克曼的两本书名就可以做最好的总结，前一本是2013年的《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 Great Deformation: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后一本是2019年的《川普巅峰：无法排干的沼泽和MAGA的幻想》（Peak Trump: The Undrainable Swamp And The Fantasy Of MAGA）。或者如果依据我的观点，美国政府现有的15个行政部门以及190万的联邦雇员、政府采购消费至少都削减一半时，再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有点现实意义。
那么，如何对这一不断偏离轴线的社会演变做一个价值判断，是更进步、良善，还是更退步、败坏？不同立场的人肯定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左派或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演变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左右”钟摆效应的正常结果；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会认为欧美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且无法回到洛克-斯密轴线。
那到底该如何辨别？我不想简单表态，因为单纯的观点之争无意义，不如思考一个经典案例：当1887年德州几个县的农民因为天灾导致歉收，国会拨款一万美元帮农民买种子，民主党的克里夫兰总统直接予以否决，理由是：“我在宪法中找不到任何允许这种拨款的条款，而且我也不认为政府应该有救济个人痛苦的权力和责任，对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来说，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无视政府权力和义务限制的倾向应该坚决予以抵制，最终应该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资助的，但政府并不应该反过来对（单独的）个人加以资助。”对比那时的总统和民主党，再看看今天“不断进步”的民主党和所谓保守的共和党，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美国一路而来的“左转”，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首先思考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政府职责应当是什么？政府总是强调或高调为民众做好事，真的是好事情吗？
当然，为了让问题更难缠，可以先定性洛克-斯密轴线本身为“右”且有严重缺陷，也即很大程度上否定洛克的“政府论”和斯密的“自由市场论”，这样的话，就可以说向“左”偏离是好的。在这一价值观下，国人熟知的进步主义、历史决定论，就是解释世界的最佳意识形态；中文世界中的“右派”、“右转”、“右翼”，就不再是人为造成的语言游戏；贺教授所钟情的类比：“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也不是文学的虚构而具有了实际意义；秦晖教授创新地定义所谓“极右”就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以及他举例说“极右”国家的代表是南美和东南亚那种“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也不是虚拟世界的自说自话，其“百科全书式”的美誉，不再是不知所云的大杂烩；媒体人笑蜀先生在《百年大变局：极右翼世界革命与人类的战国重现》中痛批普京以传统价值观为旗帜，全面启动保守主义叙事，发动俄罗斯主导的“极右翼世界革命”，不但不是制造噱头和强行拉郎配，反而是富有洞见的“历史的先声”。
可是，洛克-斯密理论真有严重缺陷并需要改正、否定吗？对此，我想引用一位00后硕士生随口说的一句话：“如果真的具备整全的文明视界，那么，在政治光谱上就应该只存在一个方向性的价值取向，而作为反文明到极端的所谓‘极左’和‘极右’，就只能出现其中的一个，绝不会两者同时出现，或出现什么左与右都是正常的、只有极左和极右才危险等看似理中客的论调，其实这种中庸思维才是严重违背本原逻辑的。”这段话中的本原逻辑，也叫本源逻辑，是建立在本源之上的思维逻辑，可指最基本规律、最初始的理路以及最根本的起点、第一原则等。进一步应用就是，洛克-斯密轴线，就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厂设置，在不反洛克-斯密理论或不反资本主义的前提下，价值判断上需认定其为“原善”（但并非完美），因此各种社会主义的“左”，就是偏离和背离这个善。
这个应用和本原逻辑，可以说与基督教神学异曲同工，因为圣经中上帝创世时设定世界秩序是“好的”、“良善的”，包括亚当和夏娃，只是因为善的缺乏导致他俩滥用自由意志，为世界带来罪恶——死亡。即如寒冷、黑暗作为实体不存在——因为是温暖和光的缺失导致，也就无法与温暖和光对立。
所以可以说，若认同和赞美“左”，就要首先否定洛克-斯密理论，否则就陷入自相矛盾的话语陷阱。通常所谓的“右”，不过是在“左”的范畴内的回调，是“左”眼中的“右”，本身并非真“右”。同理，坚持认为存在“左”与“右”或“极左”与“极右”以及“左右互补”，不过是缺乏事实支持的头脑幻想，属于伪命题。
当然，我知道英文圈和中文圈都会异口同声地举出法西斯和纳粹作为“极右”的证明，但正如我此前在文章[⑦]中分辨得那样，这同样是甩锅和抹黑的话语陷阱，只是人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还自认掌握了标准答案。
同样自认为掌握标准答案的，还有刘军宁博士。比如他在2020年《如何识别左与右》的读书会分享中，首先援引《圣经·传道书》的经文“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之后又引《希伯来书》和《马可福音》中的耶稣升到天上后“坐在上帝的右边”，再结合英文中right就是“正确的”为“右”辩护。他还神秘莫测地这样诱导说：“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座次——忤逆的革命党坐在左侧，纯粹是个偶然。这果真是个偶然吗？”我承认在《圣经》语境下，“右”有时候是代表“尊贵”、“正确”、“得胜”，“左”代表“偏离”、“被控告”[⑧]、“被诅咒”[⑨]。这一点，应该为“懂行”的刘军宁先生点赞，但他生搬硬套将圣经应用于一场语言游戏，而且是在他明确声称“没有极右”的情况下，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同时，他完全回避《圣经》中的“不利证据”，比如《申命记》5:32的经文：“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这句经文，显然是说“左”、“右”都偏离了正道的意思。《哥林多后书》6:7b的经文：“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公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句经文的背景是，罗马士兵一般是右手持矛或剑进攻、左手持盾防御。保罗借用这个比喻，说明自己在传福音时依靠神的公义，左挡右突、攻守兼备。
不止这一点，我注意到，刘军宁会经常拿圣经说事，用意和立意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他对圣经太外行，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说圣经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出埃及记，其中十诫最重要，或圣经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十诫。他还说：在他的记忆中，“耶稣关于律法从没有过任何负面的言论”，但保罗却说了很多“关于律法的负面言论”，“信保罗，还是信耶稣？我信耶稣。我落伍地停留在律法时代，而且一直。” 他又因为柯克妻子宽恕凶手的事，比较了“耶和华的思路与耶稣的思路”有很多不同，不过结论是二者“并非是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相反，两者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刘军宁博士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信仰是保守主义的根基》。我赞同这个题目的意思，但是看他经常在那没文化地胡说，真觉得这位所谓中国保守主义之父的根基，实在太浅薄，不能承受那主义之重。
也不止刘军宁，中文圈中很多自命或被誉为“右派”的名流，也长这样“身在此山中”地说“右派就是保守派，共和党”（王建勋）美国“左右之争背后是财产权大战”（杨鹏）、“左右相争乃是五彩缤纷的树叶”（赵晓）。所以，一个尴尬的现象是，虽然这些人平时与“左派”名流们相互对立，但不觉中他们又欣欣然手拉着手，让这个已经被污染的语言界和思想界愈发凌乱。
至于近期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查理·柯克事件，我有些好奇，因为他12年的舌战群儒，不过是一些粗浅常识的喋喋不休，目的是唤醒美国人回归常识和传统价值，以抗席卷欧美世界的“文马”和左翼觉醒主义，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可是很多中文圈的名流，一边赞美灯塔国的建国之父们多么睿智、宪法及其修正案多么了得，一边将柯克界定为“极右”，说他制造仇恨和“撕裂”美国社会。这么矛盾的观点，竟然能够非常舒适地集于一身？同样的舒适还表现在：他们一边习惯地以社会正义之名[⑩]，动辄拿起纳粹、法西斯的帽子就扣向政敌，一边面对枪击又非常及时、客观地呼吁“反对一切政治暴力”。这中间的内在冲突，他们同样意识不到。不过，有人意识到了，比如克莱·特拉维斯（Clay Travis）就曾不客气地反击说：“你们整整十年，把美国总统比作希特勒，……把所有支持川普、为他发声的人——包括……查理·柯克都污蔑成纳粹”，“结果当有人真的动手时，你们又装作正义凛然地说：‘我们谴责暴力。’不，这就是你们一手酿成的！”“就是左派造成的！”因为“当你们给别人贴上‘希特勒’的标签时，其实就是在向疯子们下暗示：‘去杀了他们’”。
我不想简单地介入这类争论，但要指出一点，欧美人普遍地憎恶希特勒，而不是那更坏的人，是“二战”欧美主流历史叙事的病毒后遗症，也说明欧美人从“二战”到现在，同样生活在话语陷阱之中。
四、作为话语的“右”、“极右”的历史
当我努力做了这样的史实还原和分辨后，各位应该对下一个话题产生兴趣，也就是既然历史上并不存在流行说法的“右”，为什么满世界，不管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中文，都流行说“右派”、“极右”以及相关构词呢？
这个话题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名词术语的指代性、恰当性，还涉及立场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不把握这一点，还以为自己的认知水平有多高，就只能是个笑话了。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难，除非做一番“术语考古学”：从命名到传播并形成流行观念的考证。
我同样是借助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做了检索，发现最早使用“右派”、“极右”修辞的[11]纸媒是1822年《宪政报》（Le Constitutionnel）10月6日刊发的自由派攻击反对派的文章，原话是：“维莱尔先生的辩护者对议会极右翼成员毫不留情。……他向我们保证，中间偏右派常常对极右翼的反复无常感到不满。”（L’apologiste de M. de Villèle ne ménage pas beaucoup les membres de l’extrême droite de la chambre. …Il nous assure que le centre droit gémit souvent des inconséquences de l’extrême droite.）
这个材料虽然不应该过度解读，但其中有几点也值得一说。
首先，在1822年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偏右”、“极右”作为词汇的诞生，已经是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拿破仑时代结束、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那么，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词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积淀的结果？还是后来开会基于坐席方位而定，或者是作者临时起意创新性地造词？我无法做更细的考证，所以不能多说话，但可以说的是，从文章的语境和时代背景看，“右”在被创造和使用时，已经被赋予了政治光谱和意识形态的意义[12]，即维护传统和旧秩序的所谓保皇派、守旧派。
其次，“偏右”、“极右”针对的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也就是查理十世统治时代（1820-1830年）——的部长会议主席维莱尔（Count Joseph de Villele）1821至1828年期间执掌政府。虽然这只是7年左右的时间，但一定要知道的背景是，历经大革命，法国政局和社会频繁变动，怎一个乱字了得，维莱尔执政对于那个时期的法国来说，堪称是恢复和稳定秩序的头号功臣。那么他是否属于“中间偏右”呢？这个判断取决于立场，也就是作为《宪政报》（以及《每日新闻》和《辩论报》）的自由派来说，维莱尔维护皇权，支持查理十世举行加冕仪式，严厉控制大学、中学的秩序，坚决打击反对派的借开采煤矿而制造阴谋，恢复教会管理社会的职能，对于亵渎基督教者严厉惩治等政纲举措，都属于“中间偏右”。但我的问题是，维莱尔既没有走极端的全盘复古路线，也没有偏袒激进的自由派、共和派，而采取兼顾两边又坚持原则的“中间调和路线”，如果这也算偏离坐标轴的“右”，那我想知道“中轴线”在哪里？而且顺便补充的是，当年新闻自由已经显出立场决定论的特点，一些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所以查理十世和议会推出可选的新闻审查制度，并以233对134票通过。维莱尔对此非常不满，坚决主张新闻自由，这一点与自由派不谋而合，却与保守派严重冲突。
第三，至于文中的“议会极右翼成员”以及“反复无常”的修辞。我不想多评论，因为既然是立场相反，能戴帽子时，当然要挑最丑的，这样不但可以泄愤，还可以离间所谓“中间偏右”、“右派”与“极右”之间关系，反正二者都是对立面。从这样的表现来说，新闻传播学理论上的媒体客观论，在实践中其实很难成立。包括所谓西方国家的“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大众媒体的监督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秉持公正性？是很难得出普遍性结论的。
第四，“偏右”和“极右”的词汇，日后被延续使用了，但比较少见，比如我们检索到第二次使用时，仍是出自《宪政报》1824年2月26日的文章。其中写道：“无论如何，当我们遇到那些真正的极端保皇党人、极右派人士时，比起遇到官员我们更值得欣慰；因为即便是出于党派精神的独立性，也胜过出于个人利益的奴性。”（Toujours est-il que, quand nous rencontrons de francs ultra-royalistes, des hommes de l’extrême droite, nous avons plus à nous en louer que des fonctionnaires ; car l’indépendance même de l’esprit de parti est préférable à la servilité de l’intérêt personnel.）这里的语境，可以进一步证实1822年首次使用时的意识形态化。
“右派”、“极右”在法语中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普遍使用？什么时候开始在德语、西班牙语、英语使用以及流行？我就不能在这一篇文章中一一考证了。或者我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宽泛又模糊的答案，就是这些语言中的“左”、“右”都依赖于法语，也滞后于法语语境。从时间间隔和使用频率来说，在19世纪前期并不多见，20世纪后慢慢开始流行，尤其是1930年代前后是个标志。
接下来我想引述一些评议“左”“右”的观点，以帮助各位更好地理解这两个修辞及其意义。
第一个材料来自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埃米尔·奥古斯特·沙尔蒂埃（Émile-Auguste Chartier）。他在1931年时指出：“当人们问我，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党、右翼人士与左翼人士之间的划分是否仍然合理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是左翼人士。”他的意思是，左翼人士喜欢并认同“左右叙事”，所谓“右翼”人士不会喜欢这样说。
第二个材料来自法国历史学家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他在《右与左》中说，“右”与“左”成为政治身份主要类别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了四分之三个多世纪，直到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维兰·刘易斯和海伦·刘易斯夫妇在《左右之谜：政治光谱如何误导和伤害美国》中指出：俄国革命后，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用左右两派的术语来指代主流政治，到1930年代中期，“左派”、“自由派”和“进步派”等术语，已与民主党更为扩张的政府方针联系在一起，而“右派”和“保守派”则与共和党更为严格的政府方针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材料来自托马斯·索维尔。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警示：1920年代，“墨索里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被知识分子广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杰出知识分子中也拥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里尼展开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开始在国内推行暴虐的反犹主义、在国外展开军事侵略后，这些极权主义体系才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也才为左派所谴责。但从那以后，极权主义就被描绘为‘右翼’。” 我顺便补充的是，几乎同时，中文中的“右翼民族主义”（right-wing nationalism）、“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13]）等新词被制造出来，经The Times和The Nation等流行杂志的大力传播，成功地将原本是中性词的民族主义，融合进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民族沙文主义、兽性爱国主义；将本来属于左翼叙事范畴的民粹主义，硬生生地安上了“右翼”的帽子，以至于今天被滥用于各种语言中。
第四个材料来自艾米丽·琼斯（Emily Jones）。她在《英国“左派”和“右派”的出现》（收录于马蒂斯·洛克等编《世界主义 保守主义》）中说：如今，人们使用“左翼”和“右翼”这两个词时，很少考虑其在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具体起源。保守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认真对待名称和术语。我想，艾米丽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在使用语言时要小心，否则习惯性地滥用被篡改的语言，就会陷入一种纠缠不清的话术中。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有一句很有韵味，他说：“一个人被关在一个门锁着、向内开的房间里，只要他没有意识到应该拉门而不是推门，他就永远无法逃脱。”
讲座到最后，我想再问各位一句：你们能分清楚“左”和“右”吗？我猜想大多数人分不清，因为或者完全意识不到，或者观念固化不愿改变，甚至会找理由说，一个词或词组分清分不清能怎么样，小题大做没必要。但是我想说两点：
第一，“左右”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或修辞术语，还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诡辩话术。福柯曾说，所谓的“世界的真实”，并非在语言之外，而是被话语体系（discourse）所建构。与之相关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及其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表达意义的重要工具，如果工具被蓄意造假、滥用、污染后，不仅事实被模糊、抽离，而且虚假思想随之被塑造，于是形成话语陷阱。人们普遍对此缺乏免疫，社会就会进入集体无意识，然后慢慢适应谎言，丧失警觉和思考，变成眼睛明亮的瞎子。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认知的四个障碍：族类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即人类本性的普遍局限和偏见；剧场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即不可靠的权威及其误导；洞穴偶像（Idols of the Cave），即因个人经历、教育或偏见导致的认知偏差；市场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place），即语言和词语的不精确使用导致的误解。不幸的是，世界人或者不懂这个教导，或者虽懂这个教导却无法自拔，所以永远也摆脱不开无知和愚蠢。
第二，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或批判性检验原则，是防止我们掉进话语陷阱和掩盖错误的最好方法，只是人们太自以为是、不知反省，所以中文世界流传着各种“伪说”，比如“黑格尔的哲学主张存在即合理”[14]；“伏尔泰的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15]；“西方哲学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6]；“丘吉尔说：未来的法西斯将会以反法西斯的面目出现”[17]；“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18]以及众多的伪概念、伪命题，比如“封建阶级”、“帝国主义”、“全盘西化”、“男女平等”、“种族歧视”、“制度决定论”、“社会正义”、“文化无高下”、“宗教多元论”、“恶法也是法”、“灵魂安息”、“上古中国人有信仰”、“印度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为什么近代埃及落后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让西方摆脱神权、走出黑暗的中世纪”[19]……这些伪说、伪概念、伪命题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法学、文化、信仰等很多方面，也几乎是中文圈、思想界的公共话题，还因此产生了很多名流学者和权威著作，误导了满国的一众粉丝。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词汇，它同样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射出每个人的思想底色、立场和中毒情况。
过往文章：
1、如果制度有优劣，文化岂能无高下 ——再与秦晖教授商榷
2、为什么说纳粹不是“极右”而是“极左” ——与张千帆教授再商榷
3、为何说胡适是半吊子 ——以《自由主义》为例兼于自由主义者们商
4、国运1922：民国义和团与非基督教运动
话语陷阱中的“左”“右”共识与真相缺席
歌珊人 (2025-10-31 12:46:02) 评论 (2)【2025年10月12、19日讲座】
当2024川普率先拿到270张选举人票以及共和党取得参众两院多数票时，“右派重大胜利”、“美国选情……全面右转”、“新右派崛起”等声音便不绝于耳。在这一声势下，包括2022年梅洛尼赢得意大利大选，2023年米莱赢得阿根廷大选，2025年位列第二的选择党被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定性为“明确的极右翼势力”……于是“右派”、“右翼民粹主义者”、“新右翼”、“极右派政党”、“极右翼联盟”充斥世界各种语言中，中文圈的各色评论家们赶场式地在“左”、“右”话术中忙着指点江山，全然不管自己输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可以借用中山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肖瑜博士的一句话：“很多人在网络山高呼着‘左’或者‘右’的标志性口号，去攻击别人的时候，他们能分清楚什么是左和右吗？”
一、坐席和身份确实分不清“左右”
是的，能否分清“左”、“右”，的确是个认知大考验，而据我的观察看，不仅中文圈，就是英文圈，真没几个人能分清。我敢下这样的判断，当然有足够的依据：
首先，我需要澄清一些流行的假共识，就是“左右”之分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先来看名流学者们的言论：号称“中右”而被誉为自由“左派”的张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写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国革命。当时，坐在三级议会右边的是支持旧体制的保皇派，坐在左边的则是雅各宾派等‘第三等级’代表。”号称保守主义者而被归为“右”的刘军宁博士，在其名作《保守主义》中写道：“左与右从单纯的方位用词变成一种政治标签，起源于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中的坐席位置。‘第三等级’作为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坐在左边，保守的一方坐在右边。从此，左与右从会场上的坐席位置，变成了政治方位与标签。”这两位分别来自法学和政治学的专业背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肖瑜教授说：“法国大革命时代，在最初的会议上，保守派、温和派或者保王党人，都坐在会议的右边，而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都坐在左边，从此就产生了‘左翼’和‘右翼’这两种称呼。”
三位名流学者的说法，差不多可以涵盖中文圈的全部共识，但我不得不说，这个共识，实在是一锅事实不清的乱炖。原因很简单：
第一，1789年5月5日开始的那次三级会议上，会议场所是临时改建的凡尔赛宫的宴乐厅（Salle des Menus-Plaisirs），坐在国王或主席台右侧是教士代表、左侧是贵族代表，第三等级坐在对面。从坐席方位和人员来说，哪里有什么“左”边是雅各宾第三等级、造反的、叛逆的，“右”边是保皇派、保守的之说呢？哪里有什么座位方位决定“左右”的说法呢？
就算三级会议从5月4日开始算，那天因为要点名核实人数，的确有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坐在圣母教堂的祭坛左边，但是他们坐在同样在左边的贵族后边，而另外一部分则坐在祭坛右边教士阶层的后边，也就是两边都有第三等级。
或者再往前追溯，会议记录上显示，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有一次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坐在主席台左侧、部分贵族坐在右侧的记录，但这次情形是这些贵族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要到教士所在的会议厅去寻求支持。
因此，通常流传的三级会议召开时，座次和人员分布决定“左右”政治立场，并赋予什么造反、支持、激进等修辞，根本找不到史料证据。由此也可以说，张千帆教授所说，完全是想当然，刘军宁博士所说的座位决定“左右”的政治标签，也是不着边际。如果肖瑜博士所说的“最初的会议”，是指5月5日，那他可能也在批评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左和右”。
不过，刘军宁博士的说法有些笼统，可能还指另外的会议场所，我给大家一一考证一下。
三级会议后，宴乐厅成了第三等级议事的专门大厅，没有贵族和教士，所以不可能出现座次左右的问题。6月20日，第三等级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后3天，宴乐厅被暂停使用，第三等级不得不移步到一座简陋的室内运动场，约40米长，15米宽，空间狭窄，四周无固定座位。在这里，576（577）名议员，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这时，因为都是第三等级，又没有座位，所以不可能是座位决定“左右”。6月20日之后，第三等级又回到宴乐厅。6月27日国王宣布三个等级合并为国民制宪议会。接下来是8月主要讨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每一条以及最终17条的文本，基本都是压倒性表决，所以不可能存在“左右”问题。再接下来就是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左右起源”于9月11日，因为这一天涉及国王是否有权否决议会的决议，最终投票的结果是673：325，反对通过授予国王悬置否决权（veto suspensif）。其实，不必做“左右”坐席的研究，因为这个结果已经表明，673人如果都是坐在左边或持“左”的立场，那这其中肯定包含了至少173个教士和贵族，而且还需要保证第三等级的500个代表全部到场、且投票全部一致，否则“左右起源”于这一议题的投票，就是站不住脚的。10月6号后，受游行人员的影响，国民议会处在断断续续开会和等待巴黎新会场期间。10月19日议会迁至巴黎大主教宫（Palais de l’Archevêché），那里的会议厅较小，约可容纳800人，空间狭窄，无法分左右坐席。
再然后就是1790年元月开始的新会议地点——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的马术厅。这个大厅从形象上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座位的左右，但是如果真的身临其境或动脑想一想，就会做一个常识判断：不可能。因为：
其一，大厅是一个长约51米、宽约15的矩形，南北两侧各有6排椅子，加上东西两侧的弧形地带，都是议员代表的坐席。主席台在南侧居中，发言人在北侧居中。这个空间虽然原计划容纳1300人，但根据与会者留下的回忆看，即便每次会议出席900人[①]，也相当拥挤。而且不容易对号入座，都是随意而坐。况且，主席台左右各只能容纳200人左右，并不具备提炼出“左右叙事”的要素。
其二，根据法国的议会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第9卷记载：1790年1月表决1789年11月9号讨论的议题——行政区划改革，虽然略有分歧，但结果顺利达成一致意见，分不出什么左派、右派，更谈不上什么“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可能存在左右之分的是另一个议题：激进派主张没收或国有化教会财产，保守派认为教会财产神圣不可侵犯。11月29日的表决结果是568：346。再比如1791年9月10日，就立法机关的组织形式进行表决时，结果是849：89通过一院制，两院制被否定。我请问，这568和849人，都是第三等级吗？左边坐得下这么多人吗？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人数，算“左”还是“右”呢？
因此说，整个国民制宪会议期间，也就是1791年9月前，也不可能存在方位上的“左”与“右”标志或方位决定政治立场之说。至于议员们根据政治立场的左右分座，或右边的长凳由君主派等保守派占据、左边的长凳由激进派占据等流行说法，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以讹传讹，都是闭着眼睛想象历史的盲从跟风。
第二，如果说第三等级就是反对旧体制的改革派或革命派或造反派，教士和贵族就是维护旧体制的守旧派或保皇派，那怎么解释众多的特例代表呢？
比如第三等级的领军人物西耶斯神父（Emmanuel-Joseph Sieyès，也译为西哀士），该算哪一派呢？因为他一方面撰写了极具煽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其中写道：“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很保守地反对废除“什一税”和没收教会土地。
还有非常具有话语权的出身伯爵的米拉波（Honoré-Gabriel Mirabeau），作为第三等级代表，主张各等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开会，每个代表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个主张在当时是比较激进的，包括大力支持政府印发纸币，但他在6月17日的第三等级辩论是否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时却提醒代表们说：空洞的言辞无法巩固你们的荣耀，唯有明智的审议和克制的行动才能做到。之后的他还不赞成废除封建制度，也不赞成抽象的《人权与公民宣言》，更主张法国应该坚持君主立宪制，并试图保护国王路易十六。
一直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杰出成员、也是三级会议期间最耀眼的明星之一的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此前参与了对君主制、神职人员、罗马天主教会财产和外省议会的攻击，但在巴士底狱事件后，看到底层群众的力量可能导致政治混乱，就希望保住君主立宪制化解危机。
在第三等级准备宣布非常时期将代表三级会议行使权力时，里昂选区的议员尼古拉·贝加斯（Nicolas Bergasse），曾提出一项更具调解性的动议，呼吁进行共同审议，暂不采取立即与第一、第二等级决裂的行动。这种审慎、保守的动议，虽然在表决时被否决，但仍有约80人赞成。这些赞成的人，难道应该被归到革命派、造反派中吗？
作为另一风云人物的穆尼埃(Jean Joseph Mounier)，起初宣称支持第三等级与教士和贵族等级合并，之后还发起著名的网球场宣言，但却在复杂心态下起草了《人权与公民宣言》，后又于1789年8月创立君主党，成员包括三级会议的另外几个代表，比如贵族拉利·托伦达尔（Lally-Tollendal）、贵族克莱蒙·托内尔（Clermont-Tonnerre）和土伦港总督马卢埃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Malouet）。这几位不久后都被视为保皇党、保守派，备受国民制宪议会左翼、旁听席上的观众和“爱国媒体”的批评。
各位说，这么多本身是教士或贵族的第三等级代表，或者有时激进，有时又保守，到底是属于造反的“左”还是保守的“右”呢？
第三，备受诟病的所谓特权阶级，真的都是众志成城地只为争取和捍卫本阶级利益吗？
教士团体中，300人左右的代表中只有51人是主教，算是有特权，但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普通的教区神父，有什么特权可享吗？如果是主教身份就必然维护本阶级利益，那怎么解释5月4日三级会议开场仪式中，作为教士代表的南锡主教亨利·德拉·法尔博士（Anne-Louis-Henri de La Fare），在弥撒之后做了布道演讲，其中直接批评宫廷的奢侈，也倡导税收改革和行政简化。如果要赞美法国大革命，那首先就要赞美南锡主教，是他的布道让第三等级在分组排序上有了不满，并影响到对传统投票规则的不满。还有让-西弗兰·莫里神父（Jean-Sifrein Maury），几乎总是反对米拉波等激进派的主张，如果据此说他是旧制度的捍卫者，那么他捍卫教会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警告政府滥发纸币是信用自杀，难道不是代表法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在说话吗？而且，1789年6月6日，也就是三级会议难产后，就有163个教士加入第三等级。该怎么评判这些人的举动呢？
我这里不得不说，这世界的确有一批黑格尔所说的精神黑暗的人群，他们一方面习惯以本土思维和文化看世界，不管世界本身如何，都只能被降格到本土层次，不然理解不了；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养成整体主义思维，习惯地认为某一阶级就只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不会考虑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义。我认为，这种低端文化的民族特色，是鲁迅、胡适等人当年忽略的最强国民劣根性。
贵族阶层也是分为三六九等，既有亲王、世袭贵族，也有公爵、伯爵的头衔，还有凭借从军经历而获得贵族头衔和过着很简朴生活的乡村贵族。而且“网球场宣言”后5天，奥尔良公爵率领47位贵族加入第三等级，与此前加入的教士阶层，共同构成国民会议。这些贵族中不乏家世显赫者，比如既曾是亲王又是主教的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国民制宪会议上与米拉波等一起强烈反对教权，还参与起草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关于将教士财产交由国家支配的法令》和《教士公民宪法》，后两者就是教会国有化的法律文件，也就是他站在了反对本阶级的立场上。
这些离开原来所在阶层的教士和贵族，在言论与行为方面丝毫不逊色第三等级，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们是“造反的”、“叛逆的”“左派”呢？
第四，不管是第三等级，还是国民议会，根本谈不上由雅各宾派代表，因为起初这批人集会可以称为“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1790年初才搬到雅各宾修道院，然后历史上才有了“雅各宾俱乐部”以及“雅各宾派”的术语。而且，即便有了雅各宾俱乐部，也不是如后来人所想象的那样，他们迅速就主导了议会的权力格局，因为国民制宪会议中占多数的是温和派。包括网球场宣言后绝大多数第三等级代表，都对局势的变坏表示担忧，不知何去何从，并没有直接选择与雅各宾派站在一起。
就是1791年10月到1792年9月间的国民立法会议中，也很难说“左”与“右”阵营明显。因为根据制宪会议决定，议员不允许连任，所以重新选举出了745位新议员，而众所周知的马拉、罗伯斯庇尔、罗丹等典型左派，以及又激进又保守的米拉波、西耶斯等，已经不在立法会议之列了。这是其一。
其二，立法会议期间，不管是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右派——斐扬派，还是通常所说的左派——吉伦特派成为强势，二者都只占议员总数的20-25%左右，所谓中间派的“平原派”（占比为40-45%）才是多数，绝对的左派山岳派或雅各宾派仅有60人左右，占比为8%。其中有些时候，如果因为吉伦特派更坚持扩展民主、对外战争而与山岳派联手，可以被描述为“左”，斐扬派因为支持君主立宪、反对进一步民主可以被说成是“右”，但是吉伦特派在法国社会问题上相当温和，前期支持君主制，后来才转向温和共和制；斐扬派虽原本属于雅各宾派，但因不赞同激进革命而分离出来，并支持君主制和温和改革。所以，该说这两个派属于“左”还是“右”？还是说一会“左”一会“右”呢？人数更多的并没有明确立场的平原派呢？他们有时候支持斐扬派，有时候支持吉伦特派，可以说是变化莫测的“骑墙派”。其中伯特兰·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最具代表性，他一会加入雅各宾派，一会脱离，一会是平原派的领军人物，一会支持君主制，一会又重新加入雅各宾派，简直可以说是“变色龙”。包括曾出任过制宪会议主席的皮埃尔·杜邦（Dupont de Nemours），前期曾支持革命，却坚决反对政府印发纸币（Assignat，阿西尼亚票），预言纸币必将导致通货膨胀与社会崩溃。各位说，巴雷尔和杜邦，是“左”还是“右”？
经过以上考证和辨析，可以得出结论：中文圈流行并达成共识的“左右起源”说，都是与历史无关的假共识和假常识。遗憾的是，不认真做学问的学者们一本正经地乱说，芸芸大众就更自以为是地在各种媒体中乱传，然后全世界欢欢喜喜地携手走进话语陷阱。对此我想深入阐发一下，也就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普遍受骗的原因，除了世人不认真读书、不喜欢追求真理外，还有基因和文化心理中，习惯站在阶级立场和整体主义思维去看待世界。这一点，整个西方世界，也没好到哪里去。
二、能够被确立和被识别的“左”
一个共识是，“左”的渊源和界定，的确来自法国大革命。
尽管从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到6月的网球场宣言的国民会议，并不存在明显的造反和叛逆的“左派”，也没有“左派”或“左翼”的命名，但可以确认“左”的历史事实和意义上的存在。
这个事实是一个过程，起因在于议会在一个月里不能做出选举决议，处于贫穷、愤怒、谣言、恐惧和狂热中的底层民众，在谣言满天飞中已经开始制造混乱和暴力事件了，比如7月12日财政部长内克尔（Jacques Necker）被解职后，巴黎民众夜间开始围堵街道，妇女们挖出铺路石，更为激进的民众在一些精英的带领下，袭击派驻巴黎的巡视部队。另外一些人在各个海关关口制造骚乱，袭击囤积粮食的嫌疑人和修道院，甚至本来为阻止暴力的王室部队，也临阵倒戈站到暴力民众一边。然后就是7月14日的著名的被讹传的攻占巴士底狱，守卫军官被杀，头颅被暴乱者用长矛挑着游街示众。再后的7月22日，财政大臣福隆（Joseph-François Foullon de Doué）和他的女婿巴黎物资总管贝尔蒂·德·索维尼（Bertier de Sauvigny）仅仅是被怀疑囤积粮食就被公开斩首，民众还将福隆的心脏掏出来带进会议厅。对此，历史学家法尔格（Farge）在《脆弱的生活》中就写道：“整个城市被戾气笼罩，任何琐碎的原因都可能成为攻击整个统治阶层的导火索。”在场者的国民公会成员也是启蒙作家的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在1783年的著作中写道：“一旦镇压力度有所缓和，混乱和无序的状况将无法控制。这些叛乱者将采取最暴力的方式，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们。”勒庞在几年后写作的《乌合之众》非常鲜活又力透纸背指出，这种大众群体心里的极端性和易变性。
正是在如何应对这些乌合之众和血腥暴力事件中，国民制宪会议中的派系分化才开始，比如布列塔尼俱乐部中的少数激进派，在1789年8月4日主导的废除领主特权会议上，成功地将三个等级的激进代表和巴黎民众带进狂热和欢庆中，然后就是在激进与温和的争辩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件”（布里索）中，出炉了流传甚广又充满原罪的《人权与公民宣言》。接着是1790年夏天成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自命为被压迫者的保护者、弊端的改革者，并在1791年6月20、21日国王路易十六逃走不成被抓后，起草了废黜国王和建立共和国的请愿书。这其中，激进分子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知道，若不激进，就不能被大众推举。
尽管从1789年5月5日-1791年7月16日间，激进派并不占议会的主流，反而是寻求改革但又相对温和的人士居多，但作为天生的广场运动的精英们，能够充分结合和利用“愚蠢和对政治一无所知”（梅西耶）的乌合之众，扩大和加速社会暴力。其中1789年7月17日的战神广场事件是催化剂，之后随着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包括温和的斐扬派、吉伦特派等受新形势影响不断妥协，激进的雅各宾派则借机不断造势、上位。之后的历史就是国王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被送上断头台。同时，罗伯斯庇尔等政界精英与媒体精英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充分利用底层的暴民，处决了未经审判的数万人。同时修道院的财产被瓜分，各种敌基督的事件层出不穷，整个法国陷于极权恐怖和血腥暴力之中。
这其中，记者出身的无神论者埃贝尔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比如1790年-1791年间，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路易十六，但同时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保守派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和莫里神父。战神广场事件发生，他态度大变，签署请愿书要求路易十六退位，等路易十六逃走后，他在报纸上采取诉诸普罗大众的方式，攻击国王路易十六和教皇庇护六世。1792年9月，他与激进派马拉一起煽动领导了针对监狱犯人、教士的“九月屠杀”，并且抨击吉伦特派太温和。1793年，他因推动全面限价令而被捕，但在无套裤汉的支持下三天就获释，然后组织巴黎各街区民众到国民公会外抗议，要求进行行政和政治清洗，降低面包固定价格，并取消对无套裤汉选举权的限制，然后胁迫国民公会逮捕31名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后连激进代表丹东、罗伯斯庇尔，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不仅如此，他还与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等发起以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为新宗教，并暴力去除基督教，驱逐神职人员，封闭教堂，取消公民的礼拜，大规模毁损宗教古迹，取缔宗教教育，强迫神职人员结婚和绝弃他们的神职，对不服从者直接判刑定为死罪。这时他完全忘记自己亲身参与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十七条就规定：“财产是社会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削。”埃贝尔不断走向激进的演变历程，也是那些激进主义者的集体写照。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左”与“极左”等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是在精英引领和底层民众或民粹的互动中逐渐演进形成的，并非是先有了“左右”立场，然去选择落座，再推动革命的发展。
作为法语的词汇——“左派”，很可能滞后于法国大革命，比如我通过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检索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1821年1月1日《通用汇编》（Tablettes universelles）上刊登了一个议员的发言：“据说我是站在反对派的一边的。（左派：是的！是的！）也有人说我是被反对派带进部里的，（是的！是真的！）我是被国王的选择带到了那里的。我曾经投过反对派的票，极左者则不然。”（M. le garde des sceaux : On prétend que je me suis rangé du côté del’opposition. ( A gauche : Oui ! oui ! ) On dit aussi que j’ai été porté auministère par l’opposition. ( Oui ! c’est vrai ! ) J’y ai été porté par lechoix du roi : à une seule époque j’ai voté avec l’opposition. Avecl’extrême gauche, jamais.）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最早使用“左”的文字记录，但我确实在此前的文献中没有检索到相关证据。之后是1825年发现几处，1849年的《人民报》还使用了“极左分子”、“极左势力”等用语。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左”或“极左”，何以会发生呢？在方式和手段上，何以一定要激进再激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写上几本书，但如果做个简单回应，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在原因和特点的探讨上，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在学理上做一个高度概括：从马拉、埃贝尔、罗伯斯庇尔等精英一面来说，有很多幕后或深层次的原因和特点，比如深受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以及稍早的爱德华·赫伯特的自然神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影响，包括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权力平等，无限推崇人的理性，并以之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反叛和丑化基督教，意图摧毁法国社会的固有传统、文化，号召人们放弃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然后在人间建造美丽新世界，并且他们自认为富有这样的时代使命。为此不管是个人还是一群体，在方式和手段上必然会不断从激进走向更激进，因为他们自信真理在握，就会在头脑和思想、意识中认定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不但完全一致，而且能够保证这个一致绝对会被实现，因此那些深思熟虑的人，坚守法治秩序的人，遇到困难和挑战就可能会暂停行动的人，都被视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必然要排除。同时，他们深知法国的社会秩序会限制他们的行动，为此需要更大量的盟军——底层民粹和青年学生，然后进行宣传和煽动，胃口吊足，大饼画好，乘乱而上，或温和推进，或激烈进行，但共性是唯我独尊、不择手段、不怕牺牲（自己和别人），当然也不畏惧以革命、正义的名义使用暴力。这股左翼思潮，在18世纪的欧洲大陆兴起，并借着法国的各种社会危机，上演了人类第一次革命极权的尝试。
虽然大革命的教训很惨痛，柏克、托克维尔当年也做了深度剖析和反省，但是滥用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冲动与诉求，已然在欧洲扎下根，并经由19世纪的不断探索，包括由前期的暴力夺权论，演变为后期的通过普选实行和平过渡，期间产生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社会主义，比如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还有中文世界鲜见的布朗基主义、伊卡利亚社会主义、李嘉图社会主义、中欧人民社会主义、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等，以及难以计数的各种社会党、工人党、宪章派、劳工联盟、左翼政党、民主党、工会等几十种，轮番地、持续不断地向欧洲千百年来传统社会秩序——个人主义和小政府主义，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发起攻坚战。
攻坚的结果是，20世纪的欧洲，一方面在激进“极左”的手段下迅速赢得了胜利，比如苏俄、法西斯和纳粹，并在其后从西向东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温和的“左”则凭借“费边战略”，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逐渐占得上风，并在“二战”后深度影响北美。
北美的加拿大不甘心被欧洲人嘲笑太落伍，早已迎头赶上，美国虽然半推半就却难挡诱惑。为此，号称“中间偏左”的哲学教授周廉，在《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中欣喜地写道：“更加符合事实的判断是，美国正在朝着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迈进。只要不搞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国社会的整体左移趋势就与哈耶克担心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周教授很睿智地看到美国的变化，即追随欧洲更加社会民主主义，这个事实判断是不错的。不过，他对于美国在这一变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直接涉及他在文章中设定的那几个条件，却缺乏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判断，似乎在没有看到哈耶克批评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到来前，会很哲学、很人大[②]地继续为自己的“左派”思想辩护，完全不顾及美国正在告别建国之父们的那套政治理念和200年的社会民情。
有一种论调很流行，比如北大的贺卫方教授说：“中国人一看到左，就把中国的左想象成民主党。”历史评论家张鸣教授也说：“中国与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套说辞之所以在中文圈颇有舆论市场，是因为肉眼可见的是：国情不同，体制差异巨大，简直可以说天壤之别，于是便达成共识。是的，如果将目光仅仅放在当下，那自然是可以这样说的，但如果目光高远一点或者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意识到全世界的“左”，宗师其实都是一个人，不同在于，有些国家继承了其青年时代的思想，欧美国度则继承了其晚年的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因为一条藤结的两个瓜，外表纵使看上去美丑分明，但DNA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不分国家和民族。但是理解这一点很难，所以作为中国式“右”派而实际是“左派”的贺教授，面对美国就只能带头自叹“迷失”“政治方向”了。
中文圈的自由左派因为缺失真相，所以特别喜欢抽象地谈问题，愿意强调和突出“温和左”与“极左”在手段和方式上的差异，却看不到温水煮青蛙与开水烫青蛙有着同样的归宿。也就是说，“左”在态度、手段和方式上，不管是温和还是激进，注定有一样的结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前期的德国和20世纪后期的阿根廷，前者“极左”、后者“温和左”，但最终殊途同归。本来这两个样本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可是相信理性建构的欧美左翼，不但不愿意承认他们失败，还像20世纪前期那些前辈左翼一样不是甩锅说纳粹和法西斯是“极右”，就是辩解说他们的尝试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于是当下的欧美各国，合起伙来妄图在制度、文化、大学和媒体等全领域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结果是大政府介入和管制已经不止是经济领域，高福利造成的财政紧张越来越难以维系，高税收已经让各国处在发展的瓶颈中，负债率已经居于高风险区域，变相言论管控以及有选择性地执法已经不是新鲜事情，甚至人口正常更替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移民弥补。
中文圈的那些名流教授们，或者因为生性“石心”在“左”，或者被欧美“左派”文化熏陶醉倒，于是也特别喜欢扮演救世主，一边自居公正地赞美着美国向社会民主主义迈进，一边倚靠着危楼左手持矛右手握盾地引领中文圈的舆论潮流，直让人怀疑知识精英到底还能不能扮演富有前瞻性的“眼睛”或“大脑”职能。
三、“右”不是实有而是话语建构
在“左右话语”的舆论潮流中，还流行着更“高级”的认知，比如贺卫方教授在2021年的《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中曾说：“一个健全的西方民主、宪政、法治体制下，在资本主义的正轨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两翼，在距离马克思很久之前英国就有辉格党，也有托利党，在美国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这真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钟摆效应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周期性的有所调整。”
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比如孙立平教授说：“不在左右，而在是否极端”；许纪霖教授说：美国两党“有右翼的极端，有左翼的极端，两个极端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秦晖教授说：“极右”离“极左”“咫尺之遥”，“有相同的‘根’”，都导致极权。查理·柯克被谋杀后，昔日的“朝阳女侠”更是潇洒地携手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里茨克（Jay Robert Pritzker）同声说：不能把查理之死仅仅归结为“左疯”，“美国社会左右极化造成的社会撕裂，才是查理·柯克的真正死因”。
这些言论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论，因为极端总是不好的，社会撕裂也是不好的，可关键的问题是，作为现实世界的政治光谱，真的存在“右”吗？或者中文世界普遍在说的“右”，真的有实指并在“极化”中撕裂社会吗？这一点，我还检索过德语、西班牙语，结果和中文一样。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还原到最初的语境——法国大革命。
按照流行的观点，“右”虽然没有实际的“座位”，但指向是确定的，也就是与第三等级持相反意见的那批人，包括国王、贵族和教士等特权阶层。可历史的事实显示，这个流行观点根本禁不住推敲：
第一，路易十六的口碑在流行观点中不怎么好，可他当年是一个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王，比如任用改革派财政大臣、废除了某些劳役、改革司法、支持农业、鼓励贸易、减低民众负担等，甚至一度采纳了削减特权、自由化经济措施、废除行会、减少关税等建言，乃至试图对贵族和教士征税。虽然在召开三级会议的问题上比较被动，但并非是人们想象得那般顽固、守旧。或者说，路易十六就是那种典型的改革过程没有把控好局势而失败的领导人，中文叫“改革死”，就像大清帝国后来遭遇辛亥革命一样，起因也是试行新政。
同样名声不好的贵族呢？可以说，三级会议能够召开，直接动因就是1787年5月“贵人会议”遭解散后，导致包括长袍贵族们在内的“贵族反叛”，并施加持续压力，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了三级会议。要知道上一次的三级会议是175年前的1614年，足见贵族们的决心和行动力，多么富有成效。对此，当年的贵族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就曾说：“贵族使革命开始。”[③]那么，这个时候的贵族们应该被定性为“右”吗？
与贵族阶层一样，教士阶层也是其中的改革动力。这一点前面已经例举过。
所以，不管国王还是贵族和主教，在那时总体上来说都是改革派，或者至少都怀着改革目的，因而同意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超过贵族和教士两个阶层的总和。（实际到会代表1139人，其中291人是神职人员，270名是贵族，578人是第三阶级。）这样的局面，某种程度上已说明他们的包容和改革的决心。因此说，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不应该被夸大，否则就是阶级决定论下的思想后遗症。
第二，历史的复杂和戏剧性在于，三个怀着共同心愿和目的的等级，在会议刚开始的投票规则上发生激烈冲突，即是更遵照上一届三级会议的传统按级投票（三个等级内部投票，然后赢家通吃，作为一票，类似美国的选举制），还是改革实行全新的一人一票。
这个问题在已经接受普选制为善或先进的人看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当年，代表权和投票权，直接涉及到传统秩序或规则，是否需要调整，也涉及到投票结果是否更有利于某一等级等问题。对此，贵族和教士等级主张按照传统惯例，第三等级主张打破惯例实行一人一票。这时，应该说遵照传统和惯例的贵族和教士就是“右”吗？或者可以问，被命名或归档为“右”就意味着腐朽、落后和不进步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各位直觉上就反对贵族和教士阶层，并很简单地赞同大胆变革和完全民主，就是对的、好的，那在无形中已处于先入为主的状态，或者说已经处于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做出对与错的判断，也就是从政治审慎的角度来说，教士和贵族并没有什么错，他们不过是要沿袭几百年的传统旧例。第三等级积极争取权益，试图借机改变规则以利于自己也不错。二者的分歧和博弈，完全属于公共政治运作的常态，不应该在事实不清和前提未论证的情况下，就主观地偏袒一方。
退一步来说，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推进，1789年7到10月间，最初不想改变投票传统和打破旧秩序的那些高级教士和贵族，或者被恐吓逃走，或者自动辞职隐居，或者移民到国外，或者自动放弃席位，或者被排除在国民制宪会议和接下来的国民立法会议之外。这时还将所谓“右派”当批判的靶子，完全是对稻草人说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第三，在事实判断下，激进变革旧秩序，被界定为“左”，那么按理，只有坚决反对变革的，才可以被界定为“右”，可是结合1789年及其后的法国实情，并不存在坚决反对者，流行观念中的所谓“右派”，只不过是那些稳健、渐进的变革者。或者说，如果贵族和教士在三级会议和制宪会议期间可以被定性为“右”，那么到了国会立法会议期间，先后处于多数和掌权的斐扬派和吉伦特派，因为步伐相对稳健，也应该被界定为“右”，否则就是双标。而且，这个“右”的界定，就是唯独站在布列塔尼-雅各宾俱乐部的视角和立场，否则站在国王和失位贵族的视角和立场看，斐扬派和吉伦特派都属于激进“左派”。再比如，1792年12月国民公会投票处决路易十六时，721个议员中，支持处决的387人，可以被视为激进左派，那作为反对者的334人，就理所当然地被界定为“右派。可尴尬的结果是，这个“右派”阵营就包括世界著名的激进左派——托马斯·潘恩。如果谁说潘恩是“右派”，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到现在为止，各位告诉我，法国大革命，作为决定问题关键的历史第一现场，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右”呢？社会巨大变革时，秉持稳健、渐进和保守的态度，就是“右”吗？这世界是否真有“左”“右”之间的居中和常态呢？
其次，要搞清楚所谓的“右”，在事实判断之外，还需要讲一些历史和常识性的道理。
比如，在地理方位和哲学思辨语境下，有左也有右；比如所谓的“相互平衡的两翼”，左右轮换也可以说是“钟摆效应”，否则我们完全无法辨别方向和进行理性讨论，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中，却只存在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法西斯和纳粹那样的“左”，而并不存在实体的“右”。
道理很简单，假定我们以洛克-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论（小政府+自由市场）作为一个轴线，并以法国为例来做一下简单的梳理。1789年前的法国社会基本上可以说处于这一轴线中，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当然毋庸置疑地向左偏离了轴线。接下来的拿破仑复辟以及施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可以说回到了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的时代，也就是依然处于正常轴线范围内，但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普选权、工人的劳动权利以及巴黎公社时期的社会公有制、工人民主等国际社会主义举措再次向左偏离，并且没有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国王亨利五世和保守派麦克马洪总统的上台，得到彻底扭转，代表左翼力量的共和派、激进派、社会主义党派，始终坚持他们的政治思想表达，直到1901年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国激进党（Radical-Socialist Party），然后是1905年法国社会党（SFIO）成立，直到1914年法国立法机构中的统一社会主义者、共和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激进派构成的“左翼”集团。这期间，1881-1882年强制实行公共教育免费，且与传统的天主教教育体系相剥离；1884年工会合法化，1898年出台针对工人的意外保险法，1910年建立国家养老金计划。随着这些社会主义元素不断增多，政府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多，权力就越来扩大，也越来越左地偏离轴线。二战后，法国共产党（PCF）和社会党（PS）成为两大政治力量，全民免费医疗、高额的养老金和失业金不断被刷新，尤其1968年学生和工人运动发动的五月风暴，促使《格雷内尔协议》（L'accord de Grenelle）[④]出台，直至1981年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成为首位民选的左翼总统[⑤]，标志着晚年马恩-伯恩斯坦路线的胜利。期间虽多有保守的政党上台，比如第三共和时期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73—1879年）、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913－1920年任总统；1912-1913、1922－1924、1926－1929年任总理）等，但只能是相对的有所矫正，无法扭转整体偏离轴线的大局。或者说20世纪以来，法国从没有恢复或接近到洛克-斯密轴线，反而是渐行渐远。
法国社会的转变轨迹，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大体一个步调。对此，曾在1976年预言苏联将解体的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于2024年出版新书《西方的失败》，其中指出，西方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且不可逆转的衰落，西方的政治体制已经沦为自由主义寡头政治。这本书以及书中的部分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两点概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在这股不断左转也不段衰落的历程中，美国节拍和节奏虽然慢一些，但从共和党的胡佛总统强力推行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始，经过民主党的罗斯福-杜鲁门长期执行社会主义新政，包括1962年前后最高法院的几个判决，让美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加快了追随欧洲的步伐，哪怕期间经历8年的里根时代和4年的后里根时代，都不能动摇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医保、福利以及食品券等，包括难以改变税收增长和凯恩斯财政激进主义，甚至在农民危机和储贷危机中，还直接实施政府补贴和介入政策。这也就是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为何在1986年以出版《政治的胜利：里根革命为何失败》中，严肃地表达对里根的不满。之后历经克林顿-奥巴马的民主党时代，无论是政府采购、医疗法案、基础建设、金融监管、能源环保等“大政府主义”，还是政府强力推行DEI、LGBT文化和社会运动，以及变相控制言论自由和选择性执法，包括贺卫方教授所说的“精英大学和主流媒体里左派似乎占据了（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这种强劲态势下，所谓保守派总统川普，即便重新上任后抡起板斧一阵砍，包括惹怒马斯克的“大而美法案”和应对37万亿美元债务的举措，也不敢大幅削减社会保障预算，否则中期选举或下届大选中，已经习惯温室的美国人，会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群众一样敢于说不[⑥]。这一点大卫·斯托克曼的两本书名就可以做最好的总结，前一本是2013年的《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 Great Deformation: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后一本是2019年的《川普巅峰：无法排干的沼泽和MAGA的幻想》（Peak Trump: The Undrainable Swamp And The Fantasy Of MAGA）。或者如果依据我的观点，美国政府现有的15个行政部门以及190万的联邦雇员、政府采购消费至少都削减一半时，再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有点现实意义。
那么，如何对这一不断偏离轴线的社会演变做一个价值判断，是更进步、良善，还是更退步、败坏？不同立场的人肯定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左派或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演变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左右”钟摆效应的正常结果；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会认为欧美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且无法回到洛克-斯密轴线。
那到底该如何辨别？我不想简单表态，因为单纯的观点之争无意义，不如思考一个经典案例：当1887年德州几个县的农民因为天灾导致歉收，国会拨款一万美元帮农民买种子，民主党的克里夫兰总统直接予以否决，理由是：“我在宪法中找不到任何允许这种拨款的条款，而且我也不认为政府应该有救济个人痛苦的权力和责任，对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来说，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无视政府权力和义务限制的倾向应该坚决予以抵制，最终应该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资助的，但政府并不应该反过来对（单独的）个人加以资助。”对比那时的总统和民主党，再看看今天“不断进步”的民主党和所谓保守的共和党，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美国一路而来的“左转”，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首先思考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政府职责应当是什么？政府总是强调或高调为民众做好事，真的是好事情吗？
当然，为了让问题更难缠，可以先定性洛克-斯密轴线本身为“右”且有严重缺陷，也即很大程度上否定洛克的“政府论”和斯密的“自由市场论”，这样的话，就可以说向“左”偏离是好的。在这一价值观下，国人熟知的进步主义、历史决定论，就是解释世界的最佳意识形态；中文世界中的“右派”、“右转”、“右翼”，就不再是人为造成的语言游戏；贺教授所钟情的类比：“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也不是文学的虚构而具有了实际意义；秦晖教授创新地定义所谓“极右”就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以及他举例说“极右”国家的代表是南美和东南亚那种“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也不是虚拟世界的自说自话，其“百科全书式”的美誉，不再是不知所云的大杂烩；媒体人笑蜀先生在《百年大变局：极右翼世界革命与人类的战国重现》中痛批普京以传统价值观为旗帜，全面启动保守主义叙事，发动俄罗斯主导的“极右翼世界革命”，不但不是制造噱头和强行拉郎配，反而是富有洞见的“历史的先声”。
可是，洛克-斯密理论真有严重缺陷并需要改正、否定吗？对此，我想引用一位00后硕士生随口说的一句话：“如果真的具备整全的文明视界，那么，在政治光谱上就应该只存在一个方向性的价值取向，而作为反文明到极端的所谓‘极左’和‘极右’，就只能出现其中的一个，绝不会两者同时出现，或出现什么左与右都是正常的、只有极左和极右才危险等看似理中客的论调，其实这种中庸思维才是严重违背本原逻辑的。”这段话中的本原逻辑，也叫本源逻辑，是建立在本源之上的思维逻辑，可指最基本规律、最初始的理路以及最根本的起点、第一原则等。进一步应用就是，洛克-斯密轴线，就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厂设置，在不反洛克-斯密理论或不反资本主义的前提下，价值判断上需认定其为“原善”（但并非完美），因此各种社会主义的“左”，就是偏离和背离这个善。
这个应用和本原逻辑，可以说与基督教神学异曲同工，因为圣经中上帝创世时设定世界秩序是“好的”、“良善的”，包括亚当和夏娃，只是因为善的缺乏导致他俩滥用自由意志，为世界带来罪恶——死亡。即如寒冷、黑暗作为实体不存在——因为是温暖和光的缺失导致，也就无法与温暖和光对立。
所以可以说，若认同和赞美“左”，就要首先否定洛克-斯密理论，否则就陷入自相矛盾的话语陷阱。通常所谓的“右”，不过是在“左”的范畴内的回调，是“左”眼中的“右”，本身并非真“右”。同理，坚持认为存在“左”与“右”或“极左”与“极右”以及“左右互补”，不过是缺乏事实支持的头脑幻想，属于伪命题。
当然，我知道英文圈和中文圈都会异口同声地举出法西斯和纳粹作为“极右”的证明，但正如我此前在文章[⑦]中分辨得那样，这同样是甩锅和抹黑的话语陷阱，只是人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还自认掌握了标准答案。
同样自认为掌握标准答案的，还有刘军宁博士。比如他在2020年《如何识别左与右》的读书会分享中，首先援引《圣经·传道书》的经文“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之后又引《希伯来书》和《马可福音》中的耶稣升到天上后“坐在上帝的右边”，再结合英文中right就是“正确的”为“右”辩护。他还神秘莫测地这样诱导说：“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座次——忤逆的革命党坐在左侧，纯粹是个偶然。这果真是个偶然吗？”我承认在《圣经》语境下，“右”有时候是代表“尊贵”、“正确”、“得胜”，“左”代表“偏离”、“被控告”[⑧]、“被诅咒”[⑨]。这一点，应该为“懂行”的刘军宁先生点赞，但他生搬硬套将圣经应用于一场语言游戏，而且是在他明确声称“没有极右”的情况下，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同时，他完全回避《圣经》中的“不利证据”，比如《申命记》5:32的经文：“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这句经文，显然是说“左”、“右”都偏离了正道的意思。《哥林多后书》6:7b的经文：“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公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句经文的背景是，罗马士兵一般是右手持矛或剑进攻、左手持盾防御。保罗借用这个比喻，说明自己在传福音时依靠神的公义，左挡右突、攻守兼备。
不止这一点，我注意到，刘军宁会经常拿圣经说事，用意和立意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他对圣经太外行，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说圣经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出埃及记，其中十诫最重要，或圣经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十诫。他还说：在他的记忆中，“耶稣关于律法从没有过任何负面的言论”，但保罗却说了很多“关于律法的负面言论”，“信保罗，还是信耶稣？我信耶稣。我落伍地停留在律法时代，而且一直。” 他又因为柯克妻子宽恕凶手的事，比较了“耶和华的思路与耶稣的思路”有很多不同，不过结论是二者“并非是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相反，两者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刘军宁博士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信仰是保守主义的根基》。我赞同这个题目的意思，但是看他经常在那没文化地胡说，真觉得这位所谓中国保守主义之父的根基，实在太浅薄，不能承受那主义之重。
也不止刘军宁，中文圈中很多自命或被誉为“右派”的名流，也长这样“身在此山中”地说“右派就是保守派，共和党”（王建勋）美国“左右之争背后是财产权大战”（杨鹏）、“左右相争乃是五彩缤纷的树叶”（赵晓）。所以，一个尴尬的现象是，虽然这些人平时与“左派”名流们相互对立，但不觉中他们又欣欣然手拉着手，让这个已经被污染的语言界和思想界愈发凌乱。
至于近期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查理·柯克事件，我有些好奇，因为他12年的舌战群儒，不过是一些粗浅常识的喋喋不休，目的是唤醒美国人回归常识和传统价值，以抗席卷欧美世界的“文马”和左翼觉醒主义，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可是很多中文圈的名流，一边赞美灯塔国的建国之父们多么睿智、宪法及其修正案多么了得，一边将柯克界定为“极右”，说他制造仇恨和“撕裂”美国社会。这么矛盾的观点，竟然能够非常舒适地集于一身？同样的舒适还表现在：他们一边习惯地以社会正义之名[⑩]，动辄拿起纳粹、法西斯的帽子就扣向政敌，一边面对枪击又非常及时、客观地呼吁“反对一切政治暴力”。这中间的内在冲突，他们同样意识不到。不过，有人意识到了，比如克莱·特拉维斯（Clay Travis）就曾不客气地反击说：“你们整整十年，把美国总统比作希特勒，……把所有支持川普、为他发声的人——包括……查理·柯克都污蔑成纳粹”，“结果当有人真的动手时，你们又装作正义凛然地说：‘我们谴责暴力。’不，这就是你们一手酿成的！”“就是左派造成的！”因为“当你们给别人贴上‘希特勒’的标签时，其实就是在向疯子们下暗示：‘去杀了他们’”。
我不想简单地介入这类争论，但要指出一点，欧美人普遍地憎恶希特勒，而不是那更坏的人，是“二战”欧美主流历史叙事的病毒后遗症，也说明欧美人从“二战”到现在，同样生活在话语陷阱之中。
四、作为话语的“右”、“极右”的历史
当我努力做了这样的史实还原和分辨后，各位应该对下一个话题产生兴趣，也就是既然历史上并不存在流行说法的“右”，为什么满世界，不管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中文，都流行说“右派”、“极右”以及相关构词呢？
这个话题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名词术语的指代性、恰当性，还涉及立场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不把握这一点，还以为自己的认知水平有多高，就只能是个笑话了。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难，除非做一番“术语考古学”：从命名到传播并形成流行观念的考证。
我同样是借助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做了检索，发现最早使用“右派”、“极右”修辞的[11]纸媒是1822年《宪政报》（Le Constitutionnel）10月6日刊发的自由派攻击反对派的文章，原话是：“维莱尔先生的辩护者对议会极右翼成员毫不留情。……他向我们保证，中间偏右派常常对极右翼的反复无常感到不满。”（L’apologiste de M. de Villèle ne ménage pas beaucoup les membres de l’extrême droite de la chambre. …Il nous assure que le centre droit gémit souvent des inconséquences de l’extrême droite.）
这个材料虽然不应该过度解读，但其中有几点也值得一说。
首先，在1822年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偏右”、“极右”作为词汇的诞生，已经是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拿破仑时代结束、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那么，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词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积淀的结果？还是后来开会基于坐席方位而定，或者是作者临时起意创新性地造词？我无法做更细的考证，所以不能多说话，但可以说的是，从文章的语境和时代背景看，“右”在被创造和使用时，已经被赋予了政治光谱和意识形态的意义[12]，即维护传统和旧秩序的所谓保皇派、守旧派。
其次，“偏右”、“极右”针对的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也就是查理十世统治时代（1820-1830年）——的部长会议主席维莱尔（Count Joseph de Villele）1821至1828年期间执掌政府。虽然这只是7年左右的时间，但一定要知道的背景是，历经大革命，法国政局和社会频繁变动，怎一个乱字了得，维莱尔执政对于那个时期的法国来说，堪称是恢复和稳定秩序的头号功臣。那么他是否属于“中间偏右”呢？这个判断取决于立场，也就是作为《宪政报》（以及《每日新闻》和《辩论报》）的自由派来说，维莱尔维护皇权，支持查理十世举行加冕仪式，严厉控制大学、中学的秩序，坚决打击反对派的借开采煤矿而制造阴谋，恢复教会管理社会的职能，对于亵渎基督教者严厉惩治等政纲举措，都属于“中间偏右”。但我的问题是，维莱尔既没有走极端的全盘复古路线，也没有偏袒激进的自由派、共和派，而采取兼顾两边又坚持原则的“中间调和路线”，如果这也算偏离坐标轴的“右”，那我想知道“中轴线”在哪里？而且顺便补充的是，当年新闻自由已经显出立场决定论的特点，一些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所以查理十世和议会推出可选的新闻审查制度，并以233对134票通过。维莱尔对此非常不满，坚决主张新闻自由，这一点与自由派不谋而合，却与保守派严重冲突。
第三，至于文中的“议会极右翼成员”以及“反复无常”的修辞。我不想多评论，因为既然是立场相反，能戴帽子时，当然要挑最丑的，这样不但可以泄愤，还可以离间所谓“中间偏右”、“右派”与“极右”之间关系，反正二者都是对立面。从这样的表现来说，新闻传播学理论上的媒体客观论，在实践中其实很难成立。包括所谓西方国家的“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大众媒体的监督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秉持公正性？是很难得出普遍性结论的。
第四，“偏右”和“极右”的词汇，日后被延续使用了，但比较少见，比如我们检索到第二次使用时，仍是出自《宪政报》1824年2月26日的文章。其中写道：“无论如何，当我们遇到那些真正的极端保皇党人、极右派人士时，比起遇到官员我们更值得欣慰；因为即便是出于党派精神的独立性，也胜过出于个人利益的奴性。”（Toujours est-il que, quand nous rencontrons de francs ultra-royalistes, des hommes de l’extrême droite, nous avons plus à nous en louer que des fonctionnaires ; car l’indépendance même de l’esprit de parti est préférable à la servilité de l’intérêt personnel.）这里的语境，可以进一步证实1822年首次使用时的意识形态化。
“右派”、“极右”在法语中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普遍使用？什么时候开始在德语、西班牙语、英语使用以及流行？我就不能在这一篇文章中一一考证了。或者我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宽泛又模糊的答案，就是这些语言中的“左”、“右”都依赖于法语，也滞后于法语语境。从时间间隔和使用频率来说，在19世纪前期并不多见，20世纪后慢慢开始流行，尤其是1930年代前后是个标志。
接下来我想引述一些评议“左”“右”的观点，以帮助各位更好地理解这两个修辞及其意义。
第一个材料来自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埃米尔·奥古斯特·沙尔蒂埃（Émile-Auguste Chartier）。他在1931年时指出：“当人们问我，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党、右翼人士与左翼人士之间的划分是否仍然合理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是左翼人士。”他的意思是，左翼人士喜欢并认同“左右叙事”，所谓“右翼”人士不会喜欢这样说。
第二个材料来自法国历史学家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他在《右与左》中说，“右”与“左”成为政治身份主要类别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了四分之三个多世纪，直到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维兰·刘易斯和海伦·刘易斯夫妇在《左右之谜：政治光谱如何误导和伤害美国》中指出：俄国革命后，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用左右两派的术语来指代主流政治，到1930年代中期，“左派”、“自由派”和“进步派”等术语，已与民主党更为扩张的政府方针联系在一起，而“右派”和“保守派”则与共和党更为严格的政府方针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材料来自托马斯·索维尔。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警示：1920年代，“墨索里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被知识分子广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杰出知识分子中也拥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里尼展开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开始在国内推行暴虐的反犹主义、在国外展开军事侵略后，这些极权主义体系才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也才为左派所谴责。但从那以后，极权主义就被描绘为‘右翼’。” 我顺便补充的是，几乎同时，中文中的“右翼民族主义”（right-wing nationalism）、“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13]）等新词被制造出来，经The Times和The Nation等流行杂志的大力传播，成功地将原本是中性词的民族主义，融合进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民族沙文主义、兽性爱国主义；将本来属于左翼叙事范畴的民粹主义，硬生生地安上了“右翼”的帽子，以至于今天被滥用于各种语言中。
第四个材料来自艾米丽·琼斯（Emily Jones）。她在《英国“左派”和“右派”的出现》（收录于马蒂斯·洛克等编《世界主义 保守主义》）中说：如今，人们使用“左翼”和“右翼”这两个词时，很少考虑其在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具体起源。保守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认真对待名称和术语。我想，艾米丽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在使用语言时要小心，否则习惯性地滥用被篡改的语言，就会陷入一种纠缠不清的话术中。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有一句很有韵味，他说：“一个人被关在一个门锁着、向内开的房间里，只要他没有意识到应该拉门而不是推门，他就永远无法逃脱。”
讲座到最后，我想再问各位一句：你们能分清楚“左”和“右”吗？我猜想大多数人分不清，因为或者完全意识不到，或者观念固化不愿改变，甚至会找理由说，一个词或词组分清分不清能怎么样，小题大做没必要。但是我想说两点：
第一，“左右”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或修辞术语，还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诡辩话术。福柯曾说，所谓的“世界的真实”，并非在语言之外，而是被话语体系（discourse）所建构。与之相关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及其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表达意义的重要工具，如果工具被蓄意造假、滥用、污染后，不仅事实被模糊、抽离，而且虚假思想随之被塑造，于是形成话语陷阱。人们普遍对此缺乏免疫，社会就会进入集体无意识，然后慢慢适应谎言，丧失警觉和思考，变成眼睛明亮的瞎子。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认知的四个障碍：族类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即人类本性的普遍局限和偏见；剧场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即不可靠的权威及其误导；洞穴偶像（Idols of the Cave），即因个人经历、教育或偏见导致的认知偏差；市场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place），即语言和词语的不精确使用导致的误解。不幸的是，世界人或者不懂这个教导，或者虽懂这个教导却无法自拔，所以永远也摆脱不开无知和愚蠢。
第二，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或批判性检验原则，是防止我们掉进话语陷阱和掩盖错误的最好方法，只是人们太自以为是、不知反省，所以中文世界流传着各种“伪说”，比如“黑格尔的哲学主张存在即合理”[14]；“伏尔泰的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15]；“西方哲学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6]；“丘吉尔说：未来的法西斯将会以反法西斯的面目出现”[17]；“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18]以及众多的伪概念、伪命题，比如“封建阶级”、“帝国主义”、“全盘西化”、“男女平等”、“种族歧视”、“制度决定论”、“社会正义”、“文化无高下”、“宗教多元论”、“恶法也是法”、“灵魂安息”、“上古中国人有信仰”、“印度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为什么近代埃及落后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让西方摆脱神权、走出黑暗的中世纪”[19]……这些伪说、伪概念、伪命题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法学、文化、信仰等很多方面，也几乎是中文圈、思想界的公共话题，还因此产生了很多名流学者和权威著作，误导了满国的一众粉丝。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词汇，它同样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射出每个人的思想底色、立场和中毒情况。
过往文章：
1、如果制度有优劣，文化岂能无高下 ——再与秦晖教授商榷
2、为什么说纳粹不是“极右”而是“极左” ——与张千帆教授再商榷
3、为何说胡适是半吊子 ——以《自由主义》为例兼于自由主义者们商
4、国运1922：民国义和团与非基督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