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室风云录(二):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12)

南涧采萍 (2025-10-03 07:12:02) 评论 (4)

亨八王后第二任:英伦玫瑰安波琳(6

在继续讲述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安·波琳的结局之前,有必要先对到1536年为止的英国宗教改革进程做一个简述。

1533年《限制上诉法案》实施后,尽管亨利八世本人并无意于对罗马教廷的教义进行任何创新或更改,但此时即便是他这个教会精神领袖也阻挡不住英格兰宗教改革步伐的加快了。

然而,罗马圣座是千年来教会结构的基石,现在这块基石被陡然抽走,英格兰整个宗教结构面临坍塌的危险。新诞生的英格兰国教是一个和旧信仰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这个转变过程不可避免会遇到阻力,也需要大量的新生力量在英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做推广。

不仅如此,新教的信条和教义以及礼拜程式都亟须制定,各种教义细节的解释也须尽快明确。但实际操作谈何容易,仅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这一个教义问题,即圣餐礼的饼和酒被神父祝福后有没有立刻转变本质成为耶稣基督真身临在,就让新旧教会之间吵得头破血流,更不用说尊圣者、尊圣母和砸偶像这些细枝末节了。

好在此时克伦威尔的领导下的英格兰议会不缺乏即有热情又有能力的精英,是以仅1534年一年内,议会就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个接一个的法案,其中对改革影响最大的是:

1,《神职人员服从法案》,The Submission of Clergy Act,再次巩固此前的修士修女大归顺,并要求英格兰境内所有神职人员宣誓服从。

2,《绝对禁止交纳教宗年金法案》, The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 Act,禁止向罗马教廷缴纳相当于英格兰教会所有新晋高级神职人员总年收入三分之一的年金;并重申英格兰是一个帝国,爱尔兰为其殖民地,严禁向罗马教廷上诉,以及国王在英格兰所有事务上具有最终裁决权。

3,《禁止教宗豁免和停止支付彼得便士法案》,Act Forbidding Papal Dispensations and Payments of Peter's Pence,重申英格兰所有宗教事务权力归国王所有,罗马圣座在英格兰的募捐许可下放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教座,并禁止以“彼得便士”之名向罗马圣座支付钱款,(Peter's Pence 是罗马教廷在欧洲各国设立的向教廷捐款项目)。

4,《第一继承法案》,First Act of Succession,褫夺凯瑟琳的女儿玛丽的王位继承权,确认安·波琳的孩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并要求所有官员、修士甚至学校学生宣誓认同。

5,《至尊法案》,The Act of Supremacy,重申亨利八世是英格兰的宗教精神领袖,并强调英格兰国教领导人无须服从教宗。法案同时效仿摩西五经中要求以色列人向神供奉头茬果实的律法,赋予亨利八世征收头熟果实和十一税之权力,并规定称国王为异教徒或分裂分子即为叛国罪。法案还给英国国教正式起名为 Ecclesia Anglicana(Church of England,英国国教,简写CoE),新教安立甘宗(圣公宗)自此正式诞生。

6,《叛国罪法案》,The Treason Act,规定违反《至尊法案》即为叛国,可判死刑。这是专门为反对宗教改革的人特制的一揽子立法;法案还规定,以叛逆方式扣留国王的城堡、堡垒、船只或火炮,并在接到命令后六天内未交还者,即构成叛国罪;同时取消对叛国罪嫌疑人的庇护。


图1:英国议会图书馆馆藏《至尊法案》第一页

这六项立法的推出,直接造成两个后果。

其一,教宗克莱孟七世立刻反击,告知亨利八世如不立刻悬崖勒马,他会颁布教令,向整个基督教国度宣布亨利八世为异教徒,同时将英格兰国家整个逐出教会。

教宗应该知道,亨利八世之所以在1534年11月推出《至尊法案》,直接原因是他在该年的3月依然下诏宣告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的婚姻合法,而这时亨利和安的女儿伊丽萨白都快满周岁了,这个教宗诏书等于是否认了小公主的合法地位,亨利不得不反击。法兰西国王佛兰索瓦一世出面调停才阻止了教宗立刻颁布诏令,同意延迟三年,以观后效。

其二就是造成英格兰国内宗教改革阵营的进一步分裂。

改革阵营中的激进派希望乘胜追击,摒弃罗马教廷的所有教义和程式。代表人物是新晋伍斯特郡主教修·拉提莫(Hugh Latimer)和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翻译圣经的剑桥学者威廉·廷代尔。

他们的主要立场是基督教派信仰完全立于圣经经文之上,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话语足够拯救灵魂。他们认为罗马教会的七圣礼以及朝圣、斋戒、圣人节日、尊偶像、拜圣者遗骨等做法不但不符合圣经教导,而且是误导信众的迷信。改革激进派在纯学术界呼声很高,特别是在剑桥和伦敦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他们也得到王后安波琳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和总理大臣克伦威尔的支持。

但他们这些标新立异的超前思维让改革阵营中的保守派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厌恶。关键是这个保守派阵营包含了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特别是在伦敦剑桥之外北方乡间的平民和修士。以温彻斯特主教嘉丁纳(Bishop Stephen Gardiner)为代表的保守派教会神职的立场是,激进派推崇的德国路德宗和瑞士加尔文主义在教义上都太过偏激,不仅不适合千年来在信仰上已经定型的普通英格兰教众,而且也没有必要完全否定旧教的教义。而1536年在林肯、约克和英格兰北方爆发的大规模民间抗议“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2:求恩巡礼,从林肯到约克抗议新教改革的示威游行


图3:求恩巡礼,二十世纪创作

这就回到我们上一篇探讨的英国宗教改革与欧洲路德宗及加尔文宗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亨利八世本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放弃天主教,他内心至始至终都是天主教徒,之所以反对教皇完全是因为教皇顽固不化地拒绝他的离婚要求,而克伦威尔和克兰默二人推进改革的本心也不是教义出发,而是英格兰政治格局和经济管理的需要。

是以1534到1536,英格兰的新教改革再次进入胶着状态。

一方面,亨利八世的“造神运动”和他对王后凯瑟琳的处理方式在国内底层引起民众不满,加上教宗和西班牙乘火打劫,多方面介入,意图在英格兰挑起事端,包括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呼吁英格兰人民通过起义造反自己拯救自己,回到“母亲教会”的怀抱。

另一方面, 此时此刻,普通法取代教会法的大业眼看就要完成,亨利八世和议会都不可能放弃已经初步建立的英格兰司法独立和自主管理结构,更不用说让亨利放弃英格兰帝国最高元首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此时认输,他今后在国际舞台上还怎么再立足?英格兰在欧洲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

眼看着锅里的汤就要燃沸漫出,而一旦汤锅倾覆,后果如何无人可以预料。关键时刻,英格兰人的务实保守和中庸之道再次为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为了弥合新教在神学定义上的混乱并调和国内矛盾,1536年,新成立的英国教会(CoE)颁发了第一份教义声明《十条信纲》(The Ten Articles),双方各退一步,将旧教和新教做了一个融合。后人认为这份纲要大概率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本人撰写,经过教士议会(the clerical Convocation)同意后,再由亨利八世本人签署颁布。

做为折衷,信纲保留罗马教会七宗圣礼(洗礼、坚振、圣餐、忏悔、病人傅油、授神职和婚姻)中洗礼、忏悔和圣餐这三宗,但同时也保留了旧教圣餐理论的最中心学说“变体论”;肯定因信称义但同时也强调善行的必要性;加上罗马教廷和英国新教都同意的两点,即肯定忏悔和救赎的因果关系,谴责再洗礼和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并将它们划为异端。

《十条信纲》为英格兰从旧教到新教的转变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过度阶段,尽管同时遭到教宗和马丁·路德的嘲笑,称它不仅没有澄清教义,反而添加了更多的混乱;但它不仅为英国国教教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基本信条框架,而且保证了英国宗教改革可以继续前行。

十条信纲之后的1537年,英国教会又颁布了《基督徒的制度》(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Man),被民间称为“主教手册”(Bishop's Book),除了概述教义,还对使徒信经、七圣礼、十诫等做出进一步解释,成为英国宗教改革期间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的教义指南。

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一直在断续的跌跌撞撞中反复。从亨利八世开始,到亨利的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登上王位,儿子爱德华六世的继承衣钵,大女儿玛丽一世的旧教复辟,再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1562年颁发《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之后,英国新教改革才算真正完成。

法律程序和教义信纲推行的同时,对英格兰地方教会的大清查也开始了。

克伦威尔的特派员1535年开春便从南到北逐一访问了境内所有修道院修女院,审查修士修女们是否仍然抱住旧教不放效忠教宗,是否还在行弥撒礼,是否拒绝效忠国王。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被绑在火柱上烧死,其中就有北方文艺复新代表人物,前总理大臣、人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因拒不宣誓承认安波琳的王后地位、拒绝宣誓承认《第一继承法案》和接到国王邀请函后拒绝出席亨利和安波琳的婚礼而被烧死。

对修道院修女院的查账也重新开始,所有修道院修女院的财产收入,从房屋田产到银器用具,从地租到十一税,再到遗嘱等民事服务收费等,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现在才知道,之前赛门·费什写的那本《为乞丐而求》中说的都是真的,这些修道院修女院真的是肥得流油,对他们的财产清算是在劫难逃了。

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1536年颁发了《解散修道院法案》(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ct)。规定年收入低于200英镑的修道院修女院一律解散,账面上看,419所修道院修女院符合解散条件,但实际上其中176所在住持和主管嬷嬷的恳请下得到暂缓执行。

此时的修道院解散规模还很小,解散门槛定的也很低,仅年收入200英镑,“正确执行教会规定”的大修道院还未被触及。一方面是因为克伦威尔做事一贯谨慎,在不确定解散修道院后果之前不敢大规模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打砸抢”的事情从无先例,即便是国王钦点的工作组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亨利八世很快意识到,他从刚登基就有的海军扩建雄心壮志,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做支撑。要想称霸欧洲,造船,无论是军舰还是商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必须超过其他国家,特别是号称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

因此,议会在1536年初成立了一个“增补法庭“(Court of Augmentations),专门负责处理从解散修道院修女院而得的财务收入裁决,包括租金和十一税,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法庭将资金转到王冠名下,以充军需。

这个世界,用大主教克兰默最先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改革的世界”(world of reformation)。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