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每到诺贝尔奖公布，媒体总免不了一阵小骚动。科学奖落谁家，本无悬念，但榜单上那熟悉的字母组合——UC——却越来越像一种文化符号。这些消息在中文媒体，尤其是大陆的网络掀起了不小的震荡。
伯克利、圣塔芭芭拉、旧金山、洛杉矶、尔湾、圣地亚哥……几乎每年，加州大学系统总能有人捧回奖章。有人戏称：“诺贝尔奖是加州大学的年度例行公事。”这话虽然夸张，却并非全无根据。
加州大学系统在2025年打破纪录，多个校园里的教职员与校友分别获得医学、物理学与化学领域的五项诺贝尔奖。例如，伯克利（UC Berkely）的John Clarke和圣巴巴拉的Michel H. Devoret及John M. Martinis因在量子物理学方面的突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伯克利的Omar Yaghi因其在金属有机框架研发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而加州的另外两个私校，史坦福和加州理工均比伯克利建校晚，这两校加上洛杉矶加大（UCLA）,早已成为伯克利的强劲对手，许多方面均已超过了加州这所最古老的院校。
全世界有数千所大学，似乎近年获奖大多集中在美国的西部，是巧合还是形成了规律？在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讨论如火如荼，不外乎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如加州有钱，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等等。
阳光与自由的土壤
不能否认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但与学术强大的东部地区相比，最古老的伯克利（1868年）也不过才走完了一个半世纪的旅程。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是伯克利的曾曾祖父辈，实力雄厚，理所当然的稳居美国诺贝尔奖总数的首位（1901年开始统计），其次便是伯克利。
在加州的校园里，阳光、沙滩与实验室并存。学生们穿拖鞋进教室，教授骑单车去办公室。看似随性，其实是一种无形的秩序——自由带来的张力。
这种张力，恰恰是科研的源头。你可以质疑教授，可以挑战前沿假设，也可以在咖啡馆里讨论上帝粒子。没人嘲笑你“异想天开”，因为创新正是异想天开的副产品。
久而久之，“规范”被创新的火花淹没，学术的热情化作“考核”的分数。
制度之外的文化密码
有人说：美国赢在体制。其实不尽然。体制只是外壳，真正的动力在于文化。
西海岸的精神，与东岸迥然不同。东岸讲传统、讲血统，常带一份绅士气；而加州，是逃离者的乌托邦。从淘金者、嬉皮士到硅谷创业者，每一代人都在挑战旧秩序。
这种精神或文化，渗入到了学术，教育和创新企业等许多领域。
与旧大陆和东部相比，这里有创新的空气和土壤。没人在乎你显赫的家族，也没有人真的在意你耀眼的学历和履历，或来自哪一个厉害国。大家在阳光下自由翱翔，这是西部开拓者精神的前沿。
科学家不是“体制人”，而是“探索者”；教授不靠“资历”，而凭“思想的锋利”。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奖项自然成为副产品，而不是目的。
英国，日本和以色列的启示
英国开创了现代教育和科技的潮流，她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均排在诺贝尔奖获得数目的前列。不过她们的趋势如同美国的东海岸，原因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因素，不再展开。
日本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东方大国比较一下，一定让许多人不舒服。二战后在美军的占领下，看起来是多么的不自由。不过她的护照自由度引领全球，获得诺贝尔奖也时有所闻，今年的2025又出现一个，羡慕死了小红书上的留言者。
有人拼命告诉你，日本是美国的xx， 有何不好呢？现今的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尊重，而此地也成为东方大国移民的首选国。看来聪明的国人很多，那些大话套话，或政治术语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再看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按人均算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应该是世界第一。也许有人会马上想到犹太人的聪明。大慨很难否认这样的认知，谁又能证实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呢？
或许有人认为以色列是个宗教规条严厉的国家。但在犹太社会和家庭，儿童从小即被训练成为俱有独立思考精神，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的正常人格。这或许是犹太人聪明及人才辈出的真正答案。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统计名单上，也有许多中小国家，这让那些东方大国们情何以堪？
中国梦的幻想
评价大学的标准有许多选项。但作为评估教育，科研和创新的硬指标，获得诺贝尔奖的数目无疑是相对客观的指标之一。
文章可以发表很多，博士教授也可成批制造，模仿也可成批叫卖，新闻更可以天天报喜，但经得起时间考研的原创成果推出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硬核产品。
在东方大国，如果获得了诺贝尔奖，无疑是“盛世，厉害，崛起，东升西降。。。”等的绝佳注解，甚至可以归咎为组织和领袖的伟大。
与足球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体办大事神话，在诺贝尔奖的议题上，多年来大大打脸，让许多人食寝难安。
有人解读为全是西方的偏见，为何不自己搞个XX奖，夺得厉害的“话语权”？
诺贝尔奖成了东方大国数十年的魔咒之一。
相对于伯克利或加州理工等的简朴土气，东方的一些名校，高楼林立，制度森严，大门巍峨高耸。
这里，科研会议成了汇报会，成果变成“指标”，讨论则小心翼翼。年轻学者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合格”。于是大家都在合格的范围内勤奋地重复，抄袭甚至偷窃。
东方的学术与权力的边界常常模糊。论文数量成了政绩，评审会议成了交易场。
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加州的实验室在凌晨灯火通明，一边是某地的科研团队在为“获奖”设计路线图。
有人做研究，有人做剧本。还有更多的人的心思在揣测上意，讨人欢心，让擦鞋和奉承文化流行。能发表在名刊物上的作者们，署名和贡献大多是游戏的潜规则所驱使。
极权体制之下，层层压榨，年轻人仅剩的好奇心和原始创新冲动，很早就被消磨殆尽。
在美国，一个学生可以公开否定导师的理论，而导师可能会笑着说：“很好，那你证明给我看。”美国老师大多不会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知道时会直接说：“不知道”。
而在中国，一个学生若在课堂上质疑老师，可能会被提醒：“注意态度。”中国老师大多不会让学生感觉自已有不知道的问题，宁可信口胡说，也难以忍受学生去质疑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新时代下也有例外，学生可质疑或举报同学或老师，那是与政治口号不和谐的时候。
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努力和勤奋，均知道上名校，找权威。但大多不肯在学生的自由意志上，有半点松懈，因为分数和牌子才是最要紧的。
加州大学频繁获奖，其实是一种文明信号。它显示了社会对思想自由的信任。而当一个社会只奖励“安全的正确答案”，就不可能诞生“危险的天才”。
历史的回响
中国是个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古国。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鼓励或反对“出格”，及不守“X道”。任何创新或新奇的事物，都没有老祖宗的辫子好看。只是到了近代，才稍有改观，但也多注重外面的皮毛和华丽的摆设。
人类的好奇和探索意志是刻在DNA里的，中国人也不会有例外。统治者经过几千年的细心研究和碰撞，总结出了大量规范民众的传统规条，如擦鞋文化，三德子文化或狗崽子文化等等，窒息了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心灵自由意志。
从49年开始，中国的读书人或文化人，就在苦海里挣扎。你必须承认，今日社会的权势，金钱和地位等的权重，远高过孔孟之道的说教。后者只是掩饰品，主义思想的宣传才是王道。因此全中国有数百个马列学院，数千个党校。它们训练的是听话的，绝对服从的，已安装好固定程序的机器人，而非创造机器的工程师。
从读书无用论，到追求毛思想和现今的习思想。中间仅有30多年的缓冲期，幸运的是走出了一批有独立思想的人。而且大多在海外，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开拓者。这说明，创新不是x个群体的智商问题。
而如今大范围消除互联网的痕迹，封网禁言，大脑党化，程序化及一体化再次成了潮流。这一群被公认或自认最聪明的人，又想被统一在“最聪明”的领袖大脑的意志之下。
这是互联网时代以来，一个正在上演的人间奇葩。
中美差异：思想与信任的断层
科学不是逻辑体制的产物，而是文化气候的延伸。信任、包容、怀疑——这三者构成了创新的三角。缺一不可。
加州大学的荣耀，也有另一面。自由的代价是孤独，思想的代价是被误解。许多获奖者晚年并不富有，他们甚至被自己的机构边缘化。
但他们留下的，却是文明的火种。
这种火种，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政权。它属于那些愿意在夜里点灯、独自思考的人。
诺贝尔奖不是终点，而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一个文明对思想的敬意，也照出另一种文明的焦虑。
当我们羡慕加州大学的荣耀时，更应反思：
为什么有的课堂里没有自由争论的空气？
为什么科研必须先“服从”？
为什么每一次“创新大会”，都以“表彰先进”收场？
也许，真正的差距，不在实验室，而在心灵深处。
加州大学不是天堂。其它处所见的弊端，这里全有。甚至很长时间面临着自由出轨的考验，过头DEI虚假口号的渗透也常见于报端。但主体的自由文化占了上风，常识和理智在这里始终是主流意识。
当阳光再次照在伯克利山丘的晨雾上，年轻的学者推开实验室的门，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得奖，但他确信——
自由的代价
没有思想自由的空气和土壤，错把心灵探求当成显摆厉害的欲望或贪念，到头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无论大陆社交媒体如何炒作加州大学或诺贝尔奖，却几乎无人敢涉及获奖的根本内在因素。当说话的自由成为奢侈品或违禁品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将为人类文明所抛弃，奢谈创新或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话。
顺从心灵里的自由，还是抓夺牢笼里的大奖，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民族兴衰的分水岭。
从加州大学频繁获诺贝尔奖谈起
三希堂客 (2025-10-14 16:17:41) 评论 (4)最近几年，每到诺贝尔奖公布，媒体总免不了一阵小骚动。科学奖落谁家，本无悬念，但榜单上那熟悉的字母组合——UC——却越来越像一种文化符号。这些消息在中文媒体，尤其是大陆的网络掀起了不小的震荡。
伯克利、圣塔芭芭拉、旧金山、洛杉矶、尔湾、圣地亚哥……几乎每年，加州大学系统总能有人捧回奖章。有人戏称：“诺贝尔奖是加州大学的年度例行公事。”这话虽然夸张，却并非全无根据。
加州大学系统在2025年打破纪录，多个校园里的教职员与校友分别获得医学、物理学与化学领域的五项诺贝尔奖。例如，伯克利（UC Berkely）的John Clarke和圣巴巴拉的Michel H. Devoret及John M. Martinis因在量子物理学方面的突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伯克利的Omar Yaghi因其在金属有机框架研发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而加州的另外两个私校，史坦福和加州理工均比伯克利建校晚，这两校加上洛杉矶加大（UCLA）,早已成为伯克利的强劲对手，许多方面均已超过了加州这所最古老的院校。
全世界有数千所大学，似乎近年获奖大多集中在美国的西部，是巧合还是形成了规律？在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讨论如火如荼，不外乎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如加州有钱，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等等。
阳光与自由的土壤
不能否认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但与学术强大的东部地区相比，最古老的伯克利（1868年）也不过才走完了一个半世纪的旅程。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是伯克利的曾曾祖父辈，实力雄厚，理所当然的稳居美国诺贝尔奖总数的首位（1901年开始统计），其次便是伯克利。
在加州的校园里，阳光、沙滩与实验室并存。学生们穿拖鞋进教室，教授骑单车去办公室。看似随性，其实是一种无形的秩序——自由带来的张力。
这种张力，恰恰是科研的源头。你可以质疑教授，可以挑战前沿假设，也可以在咖啡馆里讨论上帝粒子。没人嘲笑你“异想天开”，因为创新正是异想天开的副产品。
久而久之，“规范”被创新的火花淹没，学术的热情化作“考核”的分数。
制度之外的文化密码
有人说：美国赢在体制。其实不尽然。体制只是外壳，真正的动力在于文化。
西海岸的精神，与东岸迥然不同。东岸讲传统、讲血统，常带一份绅士气；而加州，是逃离者的乌托邦。从淘金者、嬉皮士到硅谷创业者，每一代人都在挑战旧秩序。
这种精神或文化，渗入到了学术，教育和创新企业等许多领域。
与旧大陆和东部相比，这里有创新的空气和土壤。没人在乎你显赫的家族，也没有人真的在意你耀眼的学历和履历，或来自哪一个厉害国。大家在阳光下自由翱翔，这是西部开拓者精神的前沿。
科学家不是“体制人”，而是“探索者”；教授不靠“资历”，而凭“思想的锋利”。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奖项自然成为副产品，而不是目的。
英国，日本和以色列的启示
英国开创了现代教育和科技的潮流，她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均排在诺贝尔奖获得数目的前列。不过她们的趋势如同美国的东海岸，原因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因素，不再展开。
日本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东方大国比较一下，一定让许多人不舒服。二战后在美军的占领下，看起来是多么的不自由。不过她的护照自由度引领全球，获得诺贝尔奖也时有所闻，今年的2025又出现一个，羡慕死了小红书上的留言者。
有人拼命告诉你，日本是美国的xx， 有何不好呢？现今的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尊重，而此地也成为东方大国移民的首选国。看来聪明的国人很多，那些大话套话，或政治术语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再看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按人均算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应该是世界第一。也许有人会马上想到犹太人的聪明。大慨很难否认这样的认知，谁又能证实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呢？
或许有人认为以色列是个宗教规条严厉的国家。但在犹太社会和家庭，儿童从小即被训练成为俱有独立思考精神，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的正常人格。这或许是犹太人聪明及人才辈出的真正答案。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统计名单上，也有许多中小国家，这让那些东方大国们情何以堪？
中国梦的幻想
评价大学的标准有许多选项。但作为评估教育，科研和创新的硬指标，获得诺贝尔奖的数目无疑是相对客观的指标之一。
文章可以发表很多，博士教授也可成批制造，模仿也可成批叫卖，新闻更可以天天报喜，但经得起时间考研的原创成果推出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硬核产品。
在东方大国，如果获得了诺贝尔奖，无疑是“盛世，厉害，崛起，东升西降。。。”等的绝佳注解，甚至可以归咎为组织和领袖的伟大。
与足球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体办大事神话，在诺贝尔奖的议题上，多年来大大打脸，让许多人食寝难安。
有人解读为全是西方的偏见，为何不自己搞个XX奖，夺得厉害的“话语权”？
诺贝尔奖成了东方大国数十年的魔咒之一。
相对于伯克利或加州理工等的简朴土气，东方的一些名校，高楼林立，制度森严，大门巍峨高耸。
这里，科研会议成了汇报会，成果变成“指标”，讨论则小心翼翼。年轻学者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合格”。于是大家都在合格的范围内勤奋地重复，抄袭甚至偷窃。
东方的学术与权力的边界常常模糊。论文数量成了政绩，评审会议成了交易场。
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加州的实验室在凌晨灯火通明，一边是某地的科研团队在为“获奖”设计路线图。
有人做研究，有人做剧本。还有更多的人的心思在揣测上意，讨人欢心，让擦鞋和奉承文化流行。能发表在名刊物上的作者们，署名和贡献大多是游戏的潜规则所驱使。
极权体制之下，层层压榨，年轻人仅剩的好奇心和原始创新冲动，很早就被消磨殆尽。
在美国，一个学生可以公开否定导师的理论，而导师可能会笑着说：“很好，那你证明给我看。”美国老师大多不会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知道时会直接说：“不知道”。
而在中国，一个学生若在课堂上质疑老师，可能会被提醒：“注意态度。”中国老师大多不会让学生感觉自已有不知道的问题，宁可信口胡说，也难以忍受学生去质疑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新时代下也有例外，学生可质疑或举报同学或老师，那是与政治口号不和谐的时候。
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努力和勤奋，均知道上名校，找权威。但大多不肯在学生的自由意志上，有半点松懈，因为分数和牌子才是最要紧的。
加州大学频繁获奖，其实是一种文明信号。它显示了社会对思想自由的信任。而当一个社会只奖励“安全的正确答案”，就不可能诞生“危险的天才”。
历史的回响
中国是个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古国。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鼓励或反对“出格”，及不守“X道”。任何创新或新奇的事物，都没有老祖宗的辫子好看。只是到了近代，才稍有改观，但也多注重外面的皮毛和华丽的摆设。
人类的好奇和探索意志是刻在DNA里的，中国人也不会有例外。统治者经过几千年的细心研究和碰撞，总结出了大量规范民众的传统规条，如擦鞋文化，三德子文化或狗崽子文化等等，窒息了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心灵自由意志。
从49年开始，中国的读书人或文化人，就在苦海里挣扎。你必须承认，今日社会的权势，金钱和地位等的权重，远高过孔孟之道的说教。后者只是掩饰品，主义思想的宣传才是王道。因此全中国有数百个马列学院，数千个党校。它们训练的是听话的，绝对服从的，已安装好固定程序的机器人，而非创造机器的工程师。
从读书无用论，到追求毛思想和现今的习思想。中间仅有30多年的缓冲期，幸运的是走出了一批有独立思想的人。而且大多在海外，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开拓者。这说明，创新不是x个群体的智商问题。
而如今大范围消除互联网的痕迹，封网禁言，大脑党化，程序化及一体化再次成了潮流。这一群被公认或自认最聪明的人，又想被统一在“最聪明”的领袖大脑的意志之下。
这是互联网时代以来，一个正在上演的人间奇葩。
中美差异：思想与信任的断层
科学不是逻辑体制的产物，而是文化气候的延伸。信任、包容、怀疑——这三者构成了创新的三角。缺一不可。
加州大学的荣耀，也有另一面。自由的代价是孤独，思想的代价是被误解。许多获奖者晚年并不富有，他们甚至被自己的机构边缘化。
但他们留下的，却是文明的火种。
这种火种，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政权。它属于那些愿意在夜里点灯、独自思考的人。
诺贝尔奖不是终点，而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一个文明对思想的敬意，也照出另一种文明的焦虑。
当我们羡慕加州大学的荣耀时，更应反思：
为什么有的课堂里没有自由争论的空气？
为什么科研必须先“服从”？
为什么每一次“创新大会”，都以“表彰先进”收场？
也许，真正的差距，不在实验室，而在心灵深处。
加州大学不是天堂。其它处所见的弊端，这里全有。甚至很长时间面临着自由出轨的考验，过头DEI虚假口号的渗透也常见于报端。但主体的自由文化占了上风，常识和理智在这里始终是主流意识。
当阳光再次照在伯克利山丘的晨雾上，年轻的学者推开实验室的门，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得奖，但他确信——
自由的代价
没有思想自由的空气和土壤，错把心灵探求当成显摆厉害的欲望或贪念，到头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无论大陆社交媒体如何炒作加州大学或诺贝尔奖，却几乎无人敢涉及获奖的根本内在因素。当说话的自由成为奢侈品或违禁品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将为人类文明所抛弃，奢谈创新或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话。
顺从心灵里的自由，还是抓夺牢笼里的大奖，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民族兴衰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