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特殊的年代：我难忘的1978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特殊年代就有一群特殊年代的人物。我们77、78级大学生，是从两千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特殊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我们的命运与经历都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我们都是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儿，在最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是一群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人的高考故事都独一无二，而这段记忆，对我而言，既沉重又珍贵。这一节，我就来说说我的高考故事吧。
1976年3月底，我结束了短暂的“从政”生涯，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崇明县中心医院药剂科。药剂科分为门诊药房、药库、普通制剂室和灭菌制剂室（我们习惯称之为“药厂”）。我们每三个月在这四个部门轮转一次，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工作，生活仿佛又没了方向。这条毫无目标的漫漫长路，又开始消磨我的意志。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时间转眼到了1977年。1977年10月，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一个划时代的消息：国家恢复高考了！这一重大新闻如同惊雷划破沉寂，让我从漫无目的的日常中猛然惊醒。我自知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参加77级高考时间显然来不及，便决定从长计议，准备1978年的高考。我评估了一下，政治、语文和化学基础尚可，无需花太多时间复习。我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自学数学和物理上，一切从零开始。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著名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丛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影响深远。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我当机立断，托新华书店的朋友购买了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籍，包括数学和物理共八本。这套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非常适合自学。但很快，它就变得“洛阳纸贵”，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
由于基础太差，我自学得非常吃力。比如，物理学里的速度和加速度，我搞了两天还没弄明白，心想：有了速度，为什么还需要加速度？无奈之下，我意识到自己需要老师的辅导。
我听说崇明中学新来了一位数学老师施老师，是中心医院小儿科护士长的先生，便慕名前去拜访。当他得知我的来意后，立刻拿出一张1977年浙江省的数学考卷让我做。半个小时后，他回来看我，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做了两道分解因式的题目，每道4分，共得了8分。他失望地摇了摇头，但碍于他太太的面子，还是接受了我，让我参加他正在办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左右的小小数学补习班。
补习班每周两次在外科主任家中进行。除了我没有任何初高中数学基础以外，其他参加补习班的都是应届生或社会上的往届毕业生，都有一定的数学基础。补习课上，施老师主要分析和讲解1977年各省市的数学考卷，并由此延伸讲解相关定理和定律。
起初，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回家自学，下班后抓紧时间看《数理化自学丛书》。慢慢地，我跟上了进度，施老师问的问题我也能举手回答。几个月后，我基本能毫无错误地回答施老师的问题。临近高考时，他评价我说：“你是我这十几个人补习班里最有希望的一个。”
物理复习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找不到认识的物理老师帮忙补习。听说镇上开了一个高考物理补习班，我想报名，但补习班只为应届毕业生和知青开设，名额有限，像我这种已有工作的在职考生不能报名。通过疏通关系，我得以参加旁听。我单程骑一个小时左右的自行车赶到补习班时，大教室里已聚集了近百人，课桌椅全部坐满，很多人都站着听课。我只能搬一个小板凳，坐在教室门口旁听。另外，每次回上海休假探亲，我都会去拜访我实习医院药剂科肖主任的女婿，他是哈军工毕业，在上海龙华飞机场做工程师。他总会安排一定时间帮我复习物理。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这是我一生中最用功、最努力的时光。那个阶段，我精力好像特别充沛，其实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我要上大学，我要离开崇明。我白天上班，8小时工作之余，每晚都学到深夜，周日也整天学习。好在我轮岗到灭菌制剂室时，大型输液流水线出了些问题，这段时间我正好可以躲在灯检室里抓紧复习。
1978年的夏天好像特别漫长、特别炎热。我住的职工宿舍是四人一间的平房，空气流通极差，闷热难当。我只能在室外复习，左手捧书，右手摇着蒲扇，同时还得承受大群蚊虫的攻击。为了不影响他人，晚上我只能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继续挑灯夜战。我内心充满矛盾，既希望高考早点到来，来个“图穷匕首见”，早点结束这艰难的复习之旅；又希望它晚点来，再多给我一些复习数学和物理的时间。
78年的高考如期而至，考场设在县城的崇明中学。7月20日上午考政治，感觉还行，及格应该没问题。下午考物理，试题难度比77年大得多，感觉这局彻底输了。7月21日上午考数学，对我打击最大。大多数题目要不是看不懂，就是看懂了却不知如何作答，又输一局。下午考化学发挥正常。对我抱有厚望的施老师在考场门口等我，问我考得如何。我回答说考砸了，要准备1979年再考，让他非常失望。他后来说，1978年的数学考题确实相对难了一些。7月22日上午考语文，再次正常发挥。下午考外语，我选择的是英文（不计入总分）。五门总分以500分计算，我总体感觉考得很不好，觉得希望渺茫。
三天考试总算熬过去了，但我整个人垮了。一回到医院就病倒了，我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星期。体重从平时的120斤降到98斤，创下历史新低。我想着稍稍休息一段时间，重振旗鼓，再次向1979年高考冲刺。
一个月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门诊药房上班，突然接到一位在崇明教育局的远房亲戚的电话，他说我们县中心医院有一位考生成绩过线了，但不确定是否是我。高考后，我对自己毫无信心，一直不抱任何希望。药剂科的同事都劝我去看看，于是我脱下白大褂，借了一辆自行车去了县招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一查，果然是我！我的总成绩是361分，比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仅高一分。我数学59分，物理61分，勉强及格。反倒是几乎没怎么复习的政治、语文和化学都考了80分左右，其中语文记得是81分。这种“文理倒挂”的成绩，在当年理工医农类的考生中非常罕见。
我欣喜若狂，顿时感觉有种从未有过的“腾云驾雾”感，头晕站不稳。从三楼的招生办办公室，我扶着楼梯，花了近20分钟才慢慢走下楼。我真切地理解了《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疯癫”的样子。以后在我的整个人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
报填志愿分两类：全国重点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各五个。由于我是已有专业的在职职工考生，招生办规定志愿只能限于医学或药学类院校。这10个志愿我都没有填满，重点院校我填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和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普通院校我填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和苏州医学院医疗系。
最终，我被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录取。在我们中心医院，乃至整个卫生系统几百名考生中，我是1978年高考中唯一一个被录取考上大学的。中心医院里几百名医护人员都纷纷与我握手表示祝贺，我仿佛成了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的确，在整个崇明县中心医院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崇明回到上海。随后，医院院办在县“九三”会堂举办了一个中型的欢送宴会。
华东化工学院虽然是重点院校，但工科类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学校。工科对高等数学的要求很高，而数学恰恰是我最薄弱的一科。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华东化工学院报到，当第一学期看到有位同学转校去了上海科技大学时，我便萌生了去意。我去上海高教局了解，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是否能转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得到“可以转，但要对方学校同意”的答复。
我犹豫了一下，毕竟是从重点院校转到地方院校，有点可惜，便想等读完第一学期看情况再做最后决定。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第一学期我居然考了个全优，包括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我飘飘然起来，觉得上工科大学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便打消了转学的念头。如果当时坚持转学去了上海二医，也许上海的三甲医院里就多了一个医生，也可能是主任医生。但世界上没有如果，也没有后悔药可吃。我从此安心在华东化工学院完成学业，开启了那颠簸的生物医药职业生涯和四处漂泊的人生旅程。
(六) 特殊的年代：我难忘的1978
申城小学生 (2025-08-22 16:30:41) 评论 (0)(六) 特殊的年代：我难忘的1978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特殊年代就有一群特殊年代的人物。我们77、78级大学生，是从两千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特殊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我们的命运与经历都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我们都是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儿，在最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是一群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人的高考故事都独一无二，而这段记忆，对我而言，既沉重又珍贵。这一节，我就来说说我的高考故事吧。
1976年3月底，我结束了短暂的“从政”生涯，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崇明县中心医院药剂科。药剂科分为门诊药房、药库、普通制剂室和灭菌制剂室（我们习惯称之为“药厂”）。我们每三个月在这四个部门轮转一次，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工作，生活仿佛又没了方向。这条毫无目标的漫漫长路，又开始消磨我的意志。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时间转眼到了1977年。1977年10月，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一个划时代的消息：国家恢复高考了！这一重大新闻如同惊雷划破沉寂，让我从漫无目的的日常中猛然惊醒。我自知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参加77级高考时间显然来不及，便决定从长计议，准备1978年的高考。我评估了一下，政治、语文和化学基础尚可，无需花太多时间复习。我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自学数学和物理上，一切从零开始。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著名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丛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影响深远。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我当机立断，托新华书店的朋友购买了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籍，包括数学和物理共八本。这套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非常适合自学。但很快，它就变得“洛阳纸贵”，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
由于基础太差，我自学得非常吃力。比如，物理学里的速度和加速度，我搞了两天还没弄明白，心想：有了速度，为什么还需要加速度？无奈之下，我意识到自己需要老师的辅导。
我听说崇明中学新来了一位数学老师施老师，是中心医院小儿科护士长的先生，便慕名前去拜访。当他得知我的来意后，立刻拿出一张1977年浙江省的数学考卷让我做。半个小时后，他回来看我，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做了两道分解因式的题目，每道4分，共得了8分。他失望地摇了摇头，但碍于他太太的面子，还是接受了我，让我参加他正在办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左右的小小数学补习班。
补习班每周两次在外科主任家中进行。除了我没有任何初高中数学基础以外，其他参加补习班的都是应届生或社会上的往届毕业生，都有一定的数学基础。补习课上，施老师主要分析和讲解1977年各省市的数学考卷，并由此延伸讲解相关定理和定律。
起初，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回家自学，下班后抓紧时间看《数理化自学丛书》。慢慢地，我跟上了进度，施老师问的问题我也能举手回答。几个月后，我基本能毫无错误地回答施老师的问题。临近高考时，他评价我说：“你是我这十几个人补习班里最有希望的一个。”
物理复习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找不到认识的物理老师帮忙补习。听说镇上开了一个高考物理补习班，我想报名，但补习班只为应届毕业生和知青开设，名额有限，像我这种已有工作的在职考生不能报名。通过疏通关系，我得以参加旁听。我单程骑一个小时左右的自行车赶到补习班时，大教室里已聚集了近百人，课桌椅全部坐满，很多人都站着听课。我只能搬一个小板凳，坐在教室门口旁听。另外，每次回上海休假探亲，我都会去拜访我实习医院药剂科肖主任的女婿，他是哈军工毕业，在上海龙华飞机场做工程师。他总会安排一定时间帮我复习物理。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这是我一生中最用功、最努力的时光。那个阶段，我精力好像特别充沛，其实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我要上大学，我要离开崇明。我白天上班，8小时工作之余，每晚都学到深夜，周日也整天学习。好在我轮岗到灭菌制剂室时，大型输液流水线出了些问题，这段时间我正好可以躲在灯检室里抓紧复习。
1978年的夏天好像特别漫长、特别炎热。我住的职工宿舍是四人一间的平房，空气流通极差，闷热难当。我只能在室外复习，左手捧书，右手摇着蒲扇，同时还得承受大群蚊虫的攻击。为了不影响他人，晚上我只能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继续挑灯夜战。我内心充满矛盾，既希望高考早点到来，来个“图穷匕首见”，早点结束这艰难的复习之旅；又希望它晚点来，再多给我一些复习数学和物理的时间。
78年的高考如期而至，考场设在县城的崇明中学。7月20日上午考政治，感觉还行，及格应该没问题。下午考物理，试题难度比77年大得多，感觉这局彻底输了。7月21日上午考数学，对我打击最大。大多数题目要不是看不懂，就是看懂了却不知如何作答，又输一局。下午考化学发挥正常。对我抱有厚望的施老师在考场门口等我，问我考得如何。我回答说考砸了，要准备1979年再考，让他非常失望。他后来说，1978年的数学考题确实相对难了一些。7月22日上午考语文，再次正常发挥。下午考外语，我选择的是英文（不计入总分）。五门总分以500分计算，我总体感觉考得很不好，觉得希望渺茫。
三天考试总算熬过去了，但我整个人垮了。一回到医院就病倒了，我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星期。体重从平时的120斤降到98斤，创下历史新低。我想着稍稍休息一段时间，重振旗鼓，再次向1979年高考冲刺。
一个月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门诊药房上班，突然接到一位在崇明教育局的远房亲戚的电话，他说我们县中心医院有一位考生成绩过线了，但不确定是否是我。高考后，我对自己毫无信心，一直不抱任何希望。药剂科的同事都劝我去看看，于是我脱下白大褂，借了一辆自行车去了县招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一查，果然是我！我的总成绩是361分，比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仅高一分。我数学59分，物理61分，勉强及格。反倒是几乎没怎么复习的政治、语文和化学都考了80分左右，其中语文记得是81分。这种“文理倒挂”的成绩，在当年理工医农类的考生中非常罕见。
我欣喜若狂，顿时感觉有种从未有过的“腾云驾雾”感，头晕站不稳。从三楼的招生办办公室，我扶着楼梯，花了近20分钟才慢慢走下楼。我真切地理解了《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疯癫”的样子。以后在我的整个人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
报填志愿分两类：全国重点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各五个。由于我是已有专业的在职职工考生，招生办规定志愿只能限于医学或药学类院校。这10个志愿我都没有填满，重点院校我填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和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普通院校我填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和苏州医学院医疗系。
最终，我被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制药专业录取。在我们中心医院，乃至整个卫生系统几百名考生中，我是1978年高考中唯一一个被录取考上大学的。中心医院里几百名医护人员都纷纷与我握手表示祝贺，我仿佛成了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的确，在整个崇明县中心医院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崇明回到上海。随后，医院院办在县“九三”会堂举办了一个中型的欢送宴会。
华东化工学院虽然是重点院校，但工科类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学校。工科对高等数学的要求很高，而数学恰恰是我最薄弱的一科。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华东化工学院报到，当第一学期看到有位同学转校去了上海科技大学时，我便萌生了去意。我去上海高教局了解，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是否能转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得到“可以转，但要对方学校同意”的答复。
我犹豫了一下，毕竟是从重点院校转到地方院校，有点可惜，便想等读完第一学期看情况再做最后决定。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第一学期我居然考了个全优，包括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我飘飘然起来，觉得上工科大学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便打消了转学的念头。如果当时坚持转学去了上海二医，也许上海的三甲医院里就多了一个医生，也可能是主任医生。但世界上没有如果，也没有后悔药可吃。我从此安心在华东化工学院完成学业，开启了那颠簸的生物医药职业生涯和四处漂泊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