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君民关系的阐释，比如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唐代谏臣魏征有所谓：“君为舟也，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宋代理学家朱熹有所谓：“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是民为重也。”这些经典文献说得都很好，至少字面上说得很好，2000多年的皇权中国有时也挺拿这些话当回事，当然有时又很不当回事，证据就是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更换的家史，民要么不重要，要么重要到成了君。
到底是民重还是君重，或者君如何看待所谓民，儒家学说内部也存在争议，我不想去给他们断案，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历史现象，也就是对于那些打下江山的所谓君，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功和仁政，常常比较谦虚地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优秀国粹被发扬到近世，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各位最熟悉的：人民和英雄一起创造了历史。
一、民心在帝王、将相那里
既然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那么在英雄，也就是皇帝的这个角度和理论上来说，人民就是可以依赖的力量，总结成四个字的词，就是“民心可恃”。但是这四个字在圣旨中出现，和在现实中上演，两千余年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相互斗争的问题。尤其是当二十四史来到大清国这一章时，不管是康乾盛世，还是同治中兴，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感受更迫近，更强烈。
因为稍微了解一点大清国历史的都知道，自爱新觉罗家族武力征服成功后，民心不仅常常不给力，而且还让皇帝不安心，比如1720年，也就是康熙59年，台湾爆发由朱一贵领导的民变事件；从雍正到嘉庆元年，黔、湘地区的苗民发动了一系列反清起义，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十多次；乾隆年间，先后爆发苏四十三起义、林爽文起义；更大的民变是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历时七八年，数十万人参与，仅投入的镇压费用就达2亿两，相当于4年的大清财政收入，一下子掏空了皇家库银。嘉庆年间还有天理教的癸酉之变，虽然规模不大，但可是直击紫禁城，皇帝真睡不好觉了；道光年间发生过张丙事件、湖南瑶民起义；再之后就是各位比较熟悉的天平天国和捻军之变，将大清国的命数，直接送上倒计时。
按说这不多不少的民变，紫禁城龙椅上的那帮人，应该知道民心并不完全可靠，但是他们也清楚：刁民毕竟是少数，右派不会超过5%或10%的指标，多数群众还是可恃的良民。
那接下来，我就给各位开列一些史料，看看大清国那些聪明的统帅是怎么个“民心可恃”的。
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广东巡抚曾颁布类似告示，提出“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皆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
看到手下爱卿这么有办法，道光皇帝亲自颁布上谕：“逆夷于香港裙带路地方，公然建造楼房，安置妇孺，显有久据之意。该将军等相度情形，（于）能于逆党聚居之处，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
还是这个道光皇帝，在1842年时给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发布上谕，其中写道：“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弥。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徐广缙上任伊始即写信向前任领导林则徐请教“驱夷良策”，林则徐回复说：“民心可用”。
深得秘传的徐广缙也果然是不负众望，与广东巡抚叶名琛一道，顺从民意，拒不履行《江宁条约》（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习惯称为《南京条约》），不让外国人入广州城，而且还贴出抗敌告示：“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戟土匪，外警猾夷。”
如此人民战争，难怪道光皇帝览此奏折兴奋地朱批道：“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并赏赐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而后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无名群众英雄：“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到了英法两国与大清帝国因换约而起战事的1860年，桂良、花沙纳作为全权代表在上海跟英国代表谈判，实在扛不住英法非要派驻领事进驻北京这一条，就给咸丰皇帝发电报说：“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咸丰皇帝心领神会，于是在600里加急密诏中称：“乡民乃此次战争成败之基石，误使城乡军民各色人等齐心作战，同仇敌忾，共抗外敌，收复失地，荡平夷匪。”
看到僧格林沁亲王狙击不成、英法联军开始挺近北京之时，咸丰皇帝又发布上谕：“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至该夷所掳闽，广等处内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来归，或斩夷首来献，朕亦必予以厚赏。”
不要以为咸丰皇帝只会忽悠老百姓来硬的，他还有很多招数呢。比如他一面诏谕桂良“激发天良，力图补救”；一面密示两江总督何桂清以课税全免、开弛烟禁等为代价换得各国放弃进驻北京；一面命怡亲王载垣至前营传令“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在张家湾、八里桥等最后防御决战打响时，情急之下的咸丰皇帝向社会颁发剿杀上谕：“……现已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无论原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一百两……有能焚抢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资材，全行充赏。”
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兵临城下之际，发动“人民战争”以抵御外敌，不可谓不聪明，因为帝王们知道，作为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龙的传人们，只要给钱给利益有诱惑，哪管什么天道，谁管什么良知，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在大清国几乎等于真理。
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更是将先帝道光、咸丰的“民心论”发扬光大。这其中有好几处体现：
她先是对拳民阻止德国筑路事件复谕说不可用兵，以免“致失国家团结民心本意”。在倾向主战派后，所提的理由是：“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之后又在上谕中说：“民心既固，兵气亦扬。”1900年6月16、17日召开的各部大臣和王公议事会议上，慈禧太后针对总理衙门大臣袁昶chang认为义和团不过是造反者不可靠的观点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
不仅慈禧，这时期主战派们都开始重视起民心。例如贝勒载濂在奏折中就郑重其事地说：“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傥饬统兵大员忠信素浮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伏祈宸衷立断，以快人心。国家幸甚。”
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记载：对外主战派最狂热的代表端郡王载漪，曾公开扬言，义和团的拳民有神术，“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必收用之”。他还在总理衙门设立神坛，亲身实践，其掌管的虎神营大力吸纳义和团。他与军机大臣刚毅合奏：“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怂恿积愤已久的慈禧太后招抚义和团。
最终，慈溪太后以“不过了”式的行径公然向11国同时宣战。在宣战诏书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无深情地写道：“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这些话看上去很煽情，但禁不起推敲，因为你们掌权者真拿百姓当子孙，不当韭菜吗？如果是，你们皇家怎么不让五尺童子拿刀上战场，而只是让百姓家孩子去送命、当炮灰？
二、士绅与乡民的举动
据说有句俗语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江宁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就准备进广州城居住，钦差耆英也着手准备了。可是广州地方士绅们不太同意，其中有一个叫何有书的，给耆英上书说：让外国人进城，可能会遭到“烂匪凶徒”的“干犯”，反而会使外国人不满意。耆英也觉得上书有理，就给英国人写信说：他本来是同意外国人进城的，但是收到了80多个士绅的抗议信，他呢，经过连日考擦，发现民情的疑虑确实没有消除，所以你们得等一等，我也想想办法。
不过，这事一等就好几年。英国人有些等不及，抱怨说你们大清国不是集权专制吗？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地动山摇吗？怎么这次效率这么低呢。耆英答复说：我也没办法呀，老百姓那边不答应呀。正交涉着呢，1846年1月，果然广州城就发生了小骚乱。就是群众看到耆英贴的告示，不准反对外国人进城，就很生气，不但撕了那些告示，还四处贴红白字帖抗议外国人进城。一时间群情激愤，就包围了知府衙门，纵火焚烧。英国人一看，这不是当官的问题，确实是群众的问题，于是英国驻大清国公使兼香港总督德庇时就给英国人发邮件说：“经同意延期到广州地方当局更能控制人民的时候。”这事也惊动了伦敦，英国外相阿伯丁表态说：“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
1847年，耆英转岗调走了，顶替他的是徐广晋。英国人说再给2年期限，到1849年无论如何都该进城了。广州城内的群众听说这一消息，再次群情激奋，虽然道光皇帝跟徐广晋说：实在扛不住了，你不妨让英国人进城一次。徐广晋回复英国人说“民情未洽，众怒难犯”，婉言拒绝了英国人，并如实上奏。道光皇帝一看奏折就龙心大悦，下旨奖赏徐广晋和徐祥光等士绅。最后英国人进城了没呢？进了，那是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6年，皇帝已经是同治了。
广东人，不是思想很解放吗？
不仅广州抵制英国人进城事件，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有很多。比如1861、1862年湖南、江西地方士绅反对基督教事件，贵州提督和巡抚向全省发出公函驱逐传教士，焚烧教堂，直接杀死四个信教的贵州人。后来又发生一起杀死法国传教士和5个信徒事件。1865、1868年重庆接连发生杀死传教士、焚烧教堂事件。主要参与指挥的人，除了地方官就是士绅。
发展到1870年，最著名的就是天津的望海楼事件了。这个事情前段时间张宏杰先生专门讲过，我这里就不多说，但要提示一点，就是望海楼今天还屹立在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不知道老天津人，是不是每次走到那里会忏悔一下自己的祖上曾经多么英勇地围攻教堂，说那些外国人淹制的洋葱头是小孩被挖的眼睛。我这时想起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叫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1875、1876年福建省南平县的底层民众、商人在士绅的鼓动下，两次捣毁美国教堂。1879年，美国传教士重建了福音堂，结果士绅和民众坚持抗战，再次捣毁教堂，传教士在地方官的保护下得以逃脱。闽浙总督派人出面调查此事，士绅们也都不敢公开支持民众，结果街头有人贴出告示说：“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还说地方官员“与宋代秦桧无异”，乡绅一味巴结地方官。可见，群众的觉悟多高啊。说起福建的教案，我想起四年前去屏南，马惠东先生正在那里修缮已经破旧不堪的教会学校、医院，都是原址、原建筑，我那时知道了美以美会创建了潘美顾教会医院。我看过已经翻译但没有出版的《潘美顾回忆录》，其中写道传教士潘美顾冒着被袭击的危险，大半夜跑十几里地去给当地人看病的经历。我就想：没有信仰、如此擅长生存哲学的中国人，大概永远也想不明白这世界还有这等不顾生命安危、不怕被传染上麻风病的传教士，几十年上百年地不抛弃这片土地。我也曾不停地对自己说：昌宝，跪下去吧，这个民族欠文明世界一声感谢！这个民族欠基督一个忏悔！我甚至想对某些人说，全世界那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对基督教说三道四，唯独中国和中国人不可以，否则对不起天地良心。尤其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几本书的文化人，张嘴就对基督教巴拉巴拉，我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不裹小脚才几天呀？鲁迅嘲讽的半吊子选手是指谁呢？即使移民多年，但真正进入过、理解文明社会吗？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顺便广告一下：潘美顾教会医院已经现在已经修缮好了，马惠东先生将其命名为鼎顺艺术中心，经常举办艺术展。
忽然想起某年在去福建的棠口学校旧址时，破败的医院的墙上，还保留着文革时期的宣传标语，比如其中一句很雷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再后来的高潮就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了。在这场不容易区分官民的事件中，大清国将自己的国粹可谓展露无疑。今天，我不想举例说什么红灯照、黑灯罩、砂锅照，也不想说义和团火烧北京大栅栏，这里仅就山西巡抚毓贤的行为开列一些史料给各位：
《庚子国变记》中的《毓贤戮教记》这样写道：“（六月）十三日（7月9日）午后，……毓微服骑马带队而来，将猪头巷围住，饬兵拘诸人到辕。时被拘者约七十余人。……（毓贤）随叱令动刑。拳匪营兵咸不敢下手，毓怒，亲掣佩剑飞马将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挥刀乱砍，当日共毙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铎，西修士一，华修士五，西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余人，佣人二十余名。随将西人枭首，剖心，暴尸数日。”
（《义和团（一）》7月14日，毓贤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16岁以下者就占了五分之二。《义和团史料（下）》载：在巡抚衙门残杀教士的第二天，毓贤又“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即强迫信徒退出天主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土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
我一直有个想法，想认真统计一下大清国时期到底有多少传教士被杀、教堂被毁、中国的信众被杀。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爱国是壮举，那就在历史的红名单中记住这些革命者和革命行为；如果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野蛮未开化的丑陋行为，那就在历史的黑名单中记住这些反人类反文明的暴徒。
更多的例子，我不想举下去了，虽然我看的书不多，但要都说出来，怕是得说上三天三夜吧。
接下来，我想再升华一下。我的意思是，在行为之外，还要考察一下当年的文化人，是怎么看待英明伟大的皇帝以及大臣和士绅的。
据丹麦海军中将比尔的《1864年中国旅行记》载，在1863年参加科举取士的考试中，考生苏鲁这样衷心地写道：“咸丰皇帝是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最聪明、最伟大的皇帝，跟以前的皇帝相比简直是太阳跟灯笼一样。在咸丰十年五月间，因为皇帝心胸宽大、爱护人民，就决议把那些用尽种种花招诡计从老远地方混进来的鬼子与夷人统统赶出天下。洋鬼子极为恐惧，就向天子上表请准派遣大使，以便商谈归顺、进贡等事。这个狂妄的请求使万岁爷大为震怒，就下令今后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一见洋人，就予以杀绝。说实在的，人人皆知，在大海之外——这些大海的海水是蓝色的，然而愚蠢的夷人称之为红海——有一些居住着野人的岛屿，他们自称为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等等类似的贱名。天子看到他们的国家太穷了，就仁慈地让他们不纳税，自由自在地生活。皇恩如此浩荡，可是这些家伙心术不正。他们带来好多兵船舰队……”
偌大一个大清国有没有明白一点事理的呢？有，接下来我给各位开列几位有过出洋经历的体制内高官的意见。
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官员不履行条约，不让英国人进城的问题，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曾总结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郭嵩焘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写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浙江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不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之。”
再来看民国学者蒋廷黻在名著《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而且，“仅以民心对外人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我想，要是北大那个副校长，看到蒋廷黻教授的观点，肯定会说这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嘛！怎么能这么贬损领导和群众呢得！
三、友邦国家又是如何评价
《巴夏礼在中国》这本书中写道：“律劳卑奉巴麦尊勋爵之命准备将一封诚挚的信呈递两广总督，努力想打开与北京朝廷进行直接沟通的局面。然而，自命不凡的中国皇帝是不会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的，当时大英政府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律劳卑到达广州之后，请求与当局会面，英国人相信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会接待一个友好的外国特使。结果可想而知，他的书信被退回，他不但受到了侮辱还差点被中国当局处死。”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在1839年4月2日致巴麦尊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们与这个帝国的交往中，它的政府无端地发起侵害英国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冒犯英国政府尊严的行动，这是第一次……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
历史学家马士评说道：“封锁通路的各种障碍物是历历在目的，武装的炮台守卫着这些障碍物，而武力的抵抗是一定预料得到的。但是，中国官员们是在一套中国特有的方式中行动着，这种方式是片刻也不能欺骗人的；它表显了一种孩童式的狡黠：说当场没有负责官员，并企图使这种破裂表现为醒觉了的和愤怒的人民们的自发行动，这一举动假如不成功的话便可以予以否认，而如果成功的话便能收到其利益。” 如此精心的筹谋，结果被人家一眼窥探出究竟，不知自诩为以孔孟思想立国的咸丰君臣，看到这样的文字，该做何感想？
19世纪就生活在清国后来曾担任法国驻北京领馆领事的密福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评说：“中国的抵制外国人风潮既不是因为传教士的传教，也不是因为商人的贸易，甚至连饱受非议的鸦片都不是，不过这些原因都已经被用作借口。中国官员讨厌和外国人的任何交往，因为这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特权都是一种威胁，他们最在乎的特权就是可以巧取豪夺和为非作歹。”
英国驻津领事威妥玛1875年时曾对李鸿章抱怨说：“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
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提到，赫尔德（Herder）、黑格尔等也早认为中国陷于“可耻的停滞中”，“是个进行了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全身紧裹绸缎，上面绘着象形文字：它的体内循环就像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睡鼠”。
庚子事变中，英国驻清公使窦纳乐在使馆解围后的报告中写道：“所有在北京的欧洲人都没有料到中国政府如此笃信义和团的‘神力’，以为依靠它可以蔑视全世界……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政府会发疯，做出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所做不出的事情。”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曾描述过使馆被围后与赫德的第一次会面：“我俩互相端详对方的脸色，都为我们一辈子的工作毫无成就感到脸红。这位把中国海关收入从三百万两银子提高到三千万两的人成了中国人的屠杀对象。而我在华教了三十年的国际法，中国人到头来却对外国使节的生命视如草芥！”稍微具有平常心和人道情怀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字句，谁个能不为之反思呢？
当年久居大清帝国负责勘探铁路的美国工程师柏生士在见闻录《西山落日》中揭示道：“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都没有像中国的鸿沟那样的大、那样的深。就像已经予以解释的那样，统治阶层已经充分明白，他们的权力、特殊待遇和致富的机会都取决于对现存事物状况的维护。只要当前的官宦制度和机关制度继续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巨大或持久的向前发展。”
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调查了太平天国暴乱后写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所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包括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的认知。”
一个世纪前来华的外国人便在《使馆官员在北京——书信集》中明白地写道：“中国文学中的道德礼仪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如果真以孔孟之道或老子的准则治理国家，那百姓真是有福了！每个人的嘴里说的、笔下写的都是最崇高的道德和政治准则。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中国的男孩就要摇头晃脑地背诵包含最高尚道德情操的名言警句，但学习这些东西只是通往财富之路的手段，是贪财纳贿、搜刮民财的最好伪装。”
非洲事务专家、1896年新上任的英国驻清领事窦纳乐爵士曾扬言：“欧洲或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1899年2月窦纳乐还说过：“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
这些外国使官或亲历者自然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做评价的，也许可能存在偏颇之处或未及腠理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怀着刻骨的民族仇恨心理，如果不是强词夺理或怀有自我反思的心态，我想很多话还是值得听一听、想一想的。至少曾出使大英帝国的郭嵩焘曾经想过，而且还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还说过这样一段至今仍让大陆中国人需要重视而始终不被重视的话：“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
在讲座的最后，我想说，郭嵩焘的拳拳反思能够理解，但不知道该如何，因为作为一个国，完全可以不去说那些帝王、将相，毕竟人家屁股坐在那里了，既得利益享受着，真蠢假蠢地谁知道呢？单单来说那些士绅和乡民，他们因为愚蠢而野蛮，因为被毒害而毒害别人，他们可恶到极点，我们可以嘲讽和嘲笑他们，可是他们又都是我们的同胞乡亲，甚至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已经够可怜的，怎么能再忍心嘲笑他们？但是历史摆在那里，愚蠢又会遗传，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唯有默默为他们祈祷：愿这国度早点文明开化，愿这国人早点睁开眼睛，愿那损害人的和被损害的人都能反思和悔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