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还是污水：曹锟头上的两座大山 ——兼与尚小明教授商榷

今天讲曹锟，是因为前几次讲座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他，比如在讲共和危机时，留给朋友们一个疑问：北京兵变，到底是不是袁世凯主谋并授意曹锟干的；在针对群友“如果我能做梦组阁”的提问时，我回答说：理想中的总统人选第一位是曹锟时，群友表示被惊讶到。还有就是我出的100道检测题中也涉及了曹锟，结果没有几个人答对。所以今天我必须做个交代了。不过，2019年时，我在一个付费平台讲过一次曹锟，是从小商贩如何逆袭当上总统这个角度讲的，也就是市面上很烂俗的成功学，虽然内容上不算没节操吧，但也确实是为稻粱谋的迎合之举，实属无奈，但我保证今天所讲，跟那次只有极少的重复内容。

在那次讲课的末尾，我写下这样一句话：“曹锟是严重被误读、被丑化的民国总统，可与李鸿章、袁世凯试比高。”这句话是否客观？具有多少学术含量？各位可以在今天做个宣判。这个宣判是给我的，当然也是给曹锟同志的，因为如果他确实策划了兵变、又搞了贿选，那么首先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因为我为这样的坏人辩护，肯定是良心大大地坏了；但如果他确实很无辜，或者指控的证据不足，那说明历史书和其他历史学家都错了。

先来看压在曹锟头上的第一座大山，也就是1912年2月底到3月初，当蔡元培等专使团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时，北京发生兵变，不但市民遭殃被抢，连公使团、外国租界区都受了牵连。结果是袁世凯无法南下，留在北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

这等于说，因为兵变，改变了历史。当然，也因此留下了口舌，那就是各位熟知的教科书叙事。先来看《中国近代史纲要》（蓝皮的那本全国大学本科通用教材）：“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这一句话中，西方列强调兵的事，我在讲共和危机时解释过，人家是担心再来一次义和团，所以不得不准备派兵保护侨民，这事我今天就不再多解释了。另一句“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隐含的信息就是兵变是袁世凯的把戏，而且是通过部下来演了这个把戏。这个部下是谁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还想引用另外一部很多人都很看重的历史书，就是徐中约教授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其中写道：“袁无意离开他势力强大的北方，前去革命党势力强大的南方。他指使手下士兵发动骚乱，以证明他必须继续留在北京。革命党领袖别无选择。”徐中约是1923年出生在上海的人，1946年燕京大学毕业，1954年在哈佛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一直留在美国教书。我说这些信息的意思是，徐中约并未受过1949年后的“新中国”的教育熏陶，但他却能够在这一历史问题上与大陆历史教科书殊途同归，这其中也是有学问的。

那么这个被袁世凯指使的部下是谁呢？主流学者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写道：“29日晚七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即在北京发动兵变。”这样袁世凯成为兵变主谋、曹锟是直接的元凶的历史结论就被决定了。

袁世凯是否是主谋？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种说法都得不到支持，比如参看当年《时报》的报道，以及袁世凯的侍卫陶树德、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曹锟的部署陈文运、在袁世凯身边的交通部的叶恭绰和幕僚唐在礼、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等诸多人的回忆文章，尤其是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当年总统府秘书许宝蘅的日记，更进一步证实此事跟袁世凯无关。这里我就不提供具体证据了。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的尚小明教授，以及金满楼、冯学荣等非主流学者都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文章，各位感兴趣可以参看。

那兵变跟袁世凯无关，是不是跟曹锟有关呢？毕竟哗变的军队就是他统领的。而且有众多的材料都说曹锟就是指挥人。比如1912年出版的胡鄂公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以及1916年的《袁世凯全传》与《袁世凯轶事》，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居正的《梅川日记》以及《胡汉民自传》。1930年代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还认为兵变为袁世凯“用杨度计，嗾令第三镇曹锟所部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哗变”。此外还有主流学术界比较认可、并经常征引的湖北籍南京临时参议员刘成禺在1946年写就的《世载堂杂忆》，其中写道：“唐少川告予曰：‘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

以上这些同盟会阵营的说法，尚小明教授已经详细考辩过，尤其是针对刘成禺胡编的《世载堂杂忆》的驳辩，都很令人信服。简单一句总结以上材料就是：胡编乱造、漏洞百出、以讹传讹。我这里同样不浪费时间再去一一罗列、辨析。

让我感兴趣的是，具有相当历史学功力的尚小明教授，在为袁世凯辩污的同时，却认定兵变的事就是曹锟所为，他在文章中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就已经在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和第三镇统制曹锟等密谋发动兵变，以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在明确这个事实后，尚小明教授接着分析说：“袁南下就职将直接威胁他和袁周围其他一些人的前途和既得利益，因此，他才利用其在北洋将领中的影响，私自策划了这样一场兵变。这当中，不能排除袁克定策划兵变，是担心袁世凯南下就职后，其‘皇太子’的美梦将会破灭，因此他以袁若南下北洋军将会遭到裁减这样一种可以说得出口的煽风点火之词，挑唆曹锟等制造兵变，从而达到阻止袁南下就职的目的。袁的幕僚张一麐曾暗示袁克定发动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清帝虽已逊位，当时尚有禁卫军护卫，袁克定的目的未能达到。”

尚小明教授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从他文章中看，直接依据是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和第三镇参谋杨雨辰的回忆文章，间接依据是张一麐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

先来看直接依据。袁静雪在回忆文章中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袁静雪的回忆文章，撇清了袁世凯，但把矛头指向了哥哥袁克定和曹锟。

与这一材料相印证的是杨雨辰在回忆文章《壬子北京兵变真相》中的一段话。为了显示这个材料的细节，我多引用一些。他说：“到了二月二十三日（旧历正月初六日），袁克定又找曹锟到他家去，这天我也去了。……袁克定又把那天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加重语气强调说：‘难道大清皇上逊位，北洋军官也要逊位吗？’袁克定‘启发’了半天，大家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曹锟就说：‘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袁克定听了，不住点头说：‘只要你们一闹，把他们吓跑了，那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外交团也能出来说话，不放总统南下。这样建都北京就不成问题了。’在兵变发生以后，袁世凯曾把曹锟叫去厉声申斥了一顿。据曹锟事后在闲谈中说：‘那一天可把我吓坏了。宫保把我叫去，大声喝道：“跪下。”我立刻跪下了。接着他就把两个大眼珠子狠狠地瞪住我说道：“你摸摸你的脖子，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没有？”接着把我大骂了一顿，才叫我“滚蛋”。这么冷的天，吓得我混身是汗。我跟宫保多少年，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与尚小明教授对着这两则材料深信不疑不同，我表示严重怀疑，理由如下：

首先，二人的回忆文章，都是1949年后的产物，而且都是当年政协组织人手撰写回忆录，然后在政协的刊物上发表。基于此前我的阅读经验和研究心得，可以说所有这类回忆材料，不仅这两人，均要保持高度质疑态度，因为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包括上次讲座时提到袁静雪说袁克定编造假的《顺天时报》骗袁世凯那事，就已经证明她并没有说真话，而且十足地说了假话。

其次，袁静雪回忆文章中提到她不过是说“事后听说”，又没有交代从哪里、何人听说的。这样的材料，本身就需要警惕，我不清楚看重材料的尚小明教授为何这么看重这个材料？

我更加不理解的是，能够详细考证并驳斥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为何尚教授竟然还相信杨雨辰的回忆？在我看来，那个回忆材料看上去跟刘成禺的叙述没什么大区别，虽然形象又生动，甚至细节都惟妙惟肖，但是难掩其中的胡编滥造。比如，他说2月23日袁克定找曹锟就商议如何阻止专使团不让袁世凯南下，可是2月19日袁世凯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说准备南下。袁克定跟着袁世凯历练官场多年，应该懂得政治家在大历史关键时刻，会言出必行，遵守承诺，不会随便降低信用。就是不懂这个道理，袁克定和曹锟怎么会在动议兵变前就会知道兵变一定能吓坏专使团并阻止袁世凯南下呢？还有，袁世凯南下本来不过就是去履行一下就职临时总统的仪式，也没有决定就将南京定为首都，从此不回北京办公了，何来“北洋军官也要逊位”、（袁世凯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建都北京不成问题”这类的说法呢？甚至还说“外交使团也能出来说话”！看来这位杨参谋还真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做个参谋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

再有，袁世凯即使对曹锟多有提携之恩，但是在1912年的那个时候会不会说出“跪下”“滚蛋”这类黑社会大哥说的话？袁世凯虽然没有功名，但也可以说是知书达理之人，何况已经身居高位，会这么没有教养地训斥一个下级高级官员？那时当官的难道也以粗鄙标榜自己吗？所以，对此我表示严重怀疑。

最后，如果袁世凯真是粗鲁地训斥了曹锟，曹锟会这么风光荣耀地跟自己的一个手下参谋绘声绘色地讲述这类走麦城的经历吗？那曹锟得多么缺心眼才能做出这类蠢事来呢？而且即便是曹锟的文化素养低一些，毕竟出身不够好，但是不是张口就跟下属说“他妈的”这样的粗话，我还是表示怀疑，起码看看曹锟那秀气、厚实的书法，我觉得他差得可能就是一纸文凭或者书协主席之类的幌子而已。

基于以上分析，我虽然没有更确凿的材料直接反驳和证明袁静雪和杨雨辰的回忆文章是虚假材料，但是起码不会盲目相信。我希望同样重视史料分辨的尚小明教授对此保持怀疑态度。

再来看间接依据，也就是尚小明教授引证的张一麐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的那句话。因为张一麐作为袁世凯的最亲近的幕僚之一，他的材料当然需要引起重视。为了更加清晰、全面地辨析这个材料，我在这里多引用几句，各位来跟我一起做个判断。他说：“丙辰之事（指1916年袁世凯更改国体）不自丙辰而始，发其所由来久矣。诸君不记民元正月之北京兵变乎？当南京政府之决议，请袁项城南迁践位也。时则专使蔡元培宋教仁入京就馆，某公子者，素选事召各镇中下级军官开会密议，议决以兵入东华门，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是时禁卫军为冯国璋所统，不与谋，故火焚东华门，禁卫军抵御不能入，兵无所洩，遂大掠东西二城，以及于天津（此事有某君告余，暂隐其名）。此一事也。葵丑之役（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

余下的内容与北京兵变无关，我就不再多引用了。尚小明教授说：“袁的幕僚张一麐就曾暗示袁克定发动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清帝虽已逊位，当时尚有禁卫军护卫，袁克定的目的未能达到。”

我很奇怪，即便就是袁克定幕后指使发动了兵变，但材料本身和尚小明教授所引用和阐述的都是“夺清帝位”，不是“以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更和“挑唆曹锟等制造兵变”扯不上任何关系，我实在不知道这位历史学教授怎么鬼斧神工地将二者嫁接起来。

另外就张一麐的这番话来说，也值得怀疑。因为兵变发生在2月29日，而清帝逊位的诏书已经在2月12日颁布了，29日，南北和谈已经结束了，袁世凯被举荐为临时总统，开始讨论南下就职的事项了。袁克定这时发动兵变“夺清帝位”，这是要闹哪样呢？难不成要夺那个“逊位”？可见这个材料本身就有问题。如此令人质疑的材料，尚小明教授却推论说什么袁克定的太子美梦，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有点未卜先知了。

那么前一个袁静雪和杨雨辰的回忆材料需要质疑，这一个材料又不能坐实，这样的两个材料加在一起，能够让尚小明教授就此得出袁克定幕后指使、曹锟前台唱戏发动兵变的结论？我再次不得不表示友邦惊诧。

以上是关于曹锟和1912年北京兵变之间的关系的辨析。这座大山虽然也很沉重，但是相比“贿选总统”，那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接下来再来看1923年曹锟当总统这事。

与北京兵变的故事一样，贿选总统这一说法，也是当年历史进行时就有人这么说，而且说的人更多，包括美国的《时代》杂志都跟着这么说，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都这么说，包括台湾那边的教授以及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都这么说。下面我就给各位简单梳理一下当年人的说法：

先来看最直接或者可能也是最早公开表达的一位，就是当时浙江省籍众议员邵瑞彭，在大选刚开始，拿到5000元的支票兑现后，直接将支票正、反面拍照，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并通电各省。

本来大选前就有贿选传言，经这一举报和通电，就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实”了。再加上1年后冯玉祥同志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执政，司法总长章士钊签署逮捕受贿议员令，检察官奉命至相关银行检查账簿，共搜得支票收据660多张，涉案金额110万元。这等于“事实”被证实是事实了，一年前本来就沸沸扬扬的贿选案，在一年后成为名满全世界的铁案。

那时虽然不流行网络写手，但是诸如《新国民杂志》《顺天时报》《时代杂志》（美国），议员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赵晋源的《贿选记》，以及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1931）、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等当年的媒体、著作迎风而上，曹锟和1923年的民国总统大选，就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直到今天。

这中间，据我有限的读书来看，不承认曹锟贿选的凤毛麟角。印象中好像刘仲敬兄提过几句，不过那纵横四海的评论风格，不允许他做详细的考证，给出足够的证据。专业学者中，四川大学的杨天宏教授发表过长文《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应该是最为有代表性的。虽然杨教授以法律视角来审视那一历史事件，我认为已经基本还原和澄清了这个100年的历史传说，尽管其中的一些论述我并不是完全满意。

不过也好，各位既然已经做陪审员一年多了，今天就和我一起做一个历史审判：如果裁定曹锟贿选，咱也跟着主流学界一起继续骂曹锟，骂那个几乎烂掉的五色旗民国；如果裁定曹锟没有贿选，或者至少不做有罪推定，那咱就好好读史料（而不是简单读书），或者通过我那100道题，检测一下头脑中毒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然后碰到骂曹锟贿选的人，就摆事实讲道理地怼他们。

我想，600多张5000元的支票已经是事实，用主流说法就是铁证如山了，但是如何来看待5000元的支票标的问题？我以为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核心问题。我的意思是，发5000元支票的这个事实中，为何要发，目的是什么，必须搞清楚。

为了把这一问题搞清楚，我想先带各位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年引起历史反应的要素是什么。我的风格，废话少说，直接上材料：

第一个材料来看《鲁迅日记》，从他1912年进教育部，直到1926年南下厦门，有很多地方写到薪水的问题，他用的语言是“奉泉”。来看1923年的三则日记：6月19日：“下午收奉泉五十一元，正月分之一成七（17%）也。”9月26日：“收三月份奉泉五十六元（似有误，应为51元），一月之一成七。”10月18日：“下午收教育部补足正月分奉泉十（元）。”什么意思？就是教育部欠鲁迅薪水，10月份了，才发了1、2月份的工资，而且每次发工资，只能发17%，还有10元一次的。（4元的次数也有）当年教育部的陈诒让写过《在北京教育部时代的鲁迅》，文中说：“那时北洋政府已在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教育部次长代部傅獄棻弄得焦头烂额，部中有一次组织索薪团，职员二百余人全体参加，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从下午起至翌日天明，我们轮流换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至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

第二个材料来看1923年2月14日，议员汤漪致函吴景濂称：“宪法委员会办事经费，前承宪法会议转咨政府另筹拨发，定案以后，仅领到九、十两个月。九月系现洋，十月则系定期兑换券，十一月至今共欠发四个月。年关放款，仅由财政部发放二月份一个月，且又搭放半数流通券，实属无法对付。委员会经费甚少，在事人员薪津极薄，年关已近，求领数十元而不可得，何以对人？故已函请敬舆总理（张绍曾）设法饬部筹发两月经费，以缓眉急，尚恳代为设法协催，俾过年关。”这真是旧社会，议会竟然穷得没钱过年。再来看《众议院同人就旅京生活艰难事致吴景濂函》，其中写道：“同人等聚处京门，生活甚难，端阳节关仅发现洋百四十元，迄今又经月余，杳无消息。同人等现状，苦难维持，急迫万分。请问阁下究竟有维持本会之能力否？如自揣才不足以济时，智不足以应变，即请明白宣示，同人各回本籍，别谋生业，以免流离京市，形同饿莩，贻羞国会，而腾笑友邦也。否则辞职让贤，勿尸首席，亦无不可，惟执事图之。”我很奇怪，政府穷成这样了，就没有一个人想方设法割韭菜？不会加大征税吗？税种、税率都大幅提高，不可以解决问题吗？或者干脆抓起来几个富商吃大户不很简单吗？民国的人真是笨得够可以的了。

如果各位还有记忆，我在讲《共和危机》那次讲座中提及民国成立之初，就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这个危机，虽然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总统任期时表现不一，但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也就是钱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益世报》1923年10月19日《各机关人员当色喜矣》：欠薪总额，财政部曾汇集1923年全年数据呈交当局，计各机关欠薪9，874，300余元，各军欠饷17，503，200余元。

如今黎元洪总统被逼下台，总统府无法履行职责，下一任总统大选就被推上议事日程。根据那时的法律，选举总统是由议员代选。于是议员们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

可是，需要选举时，议长吴景廉还没解决那些议员生活困难的问题呢，不解决问题，有一些议员已离京罢工回老家去，已经严重影响议会的工作了。议会为了制止这种现象，1923年3月9日众议院第三期常会议程之一为讨论修正岁费案。江西籍议员黄序鹓等提出：（一）将议院法第八十条修正为：议员无故缺席连续三次者应酌定五日以内停止其发言，连续至六次者酌定十日以内停止其出席，经停止出席期满后仍无故缺席连续至三次者除名。（二）将议院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甲款修正为：岁费每年3600元（原为5000元），（余下的1400元）大会出席费每次20元，委员会出席费每次10元。也就是说，议员们不上班会被扣钱，正常上班除了工资外，还有会议补贴。

可是光说给补贴，财政没钱怎么给呢？所以即使留在北京的也表示，不给发工资就不去上班，不去投票。国民重托重要，但是一家老小的温饱首先重要。尤其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博弈，还有200多的议员被奉系、皖系等反对力量动员去了上海。这其中涉及曹锟等逼迫黎元洪逃难等历史，这里我就不展开了，也不对他们的政治斗争做是非评价。反正根据当时的选举法，如果投票人数未达到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选举无效。

议长吴景廉和掌控北京局势的总统候选人曹锟，当然首先得解决议员出席的问题，否则总统选举没有办法进行。于是曹锟和吴景廉等民国栋梁开始四处筹钱，具体过程和手段我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就是绞尽脑筋，各种方法，终于把钱凑齐了，并约定如果能到北京参加投票（法律规定必须现场投票），5000元支票就可以兑现。

于是在外地的议员们，开始纷纷回京，最后出席选举会议的是593人，曹锟得480票，当选民国第三任正式总统。

这个过程中，有这样两个问题比较关键。一个是欠薪是不是5000元左右，如果多给了那就涉嫌贿赂；照实发放，或者给得还不足，那就不能认定是贿赂。第二个是发放支票是否有附带条件。也就是如果领取支票的同时，必须答应选举曹锟为总统，那这钱就可以说是贿赂；如果没有附加条件，那这钱就不能直接认定为贿赂。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几个材料分享给各位。

《顺天时报》刊登的《积欠国会岁费之总计》称：据国会方面消息，政府积欠两院民二、民六及民十一岁旅等费每人合计4600余元，按报到议员人数计算，非有3，200，000元现款不能应付。反对曹锟的众议员骆继汉在各政团商议是否领取支票时明确表示：我们任期三年，应得岁费与旅费共15600元，扣除护法时期已领的钱，单是北京开会期间的旅费和岁费，“也有五千元以上”。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时规定年薪，还有交通费、活动交际费，要根据地理位置距离北京远近不同，补贴也会有差距，所以实际上政府欠议员的钱数并不是确定一致的。比如1923年8月28日《蒋雁行致曹锟密电》中透露：为联络南下议员回京，政府曾许以：“回京费二百、三百、四百及多数五百元者不等……此间之出席薪费，仍旧照发，以全面子；并各给以五百元之川资，即可北上，决无问题……据佩绅在沪所得信息，奉省筹60万，浙省20万，以40万给参议院，以40万补发在沪人员正费。”

这几个材料可以证明，政府欠议员的钱数不低于5000元，所以我们不能认定这钱是贿款。

关于第二个问题，曾领取了5000元支票的议员汪建刚证实，“虽然接受了众议院会议科所送补发的岁费五千元，但并未附带什么条件，也没有在选票上写过曹锟的名字，自认为比较干净，常常向人撇清”。

另外，从到场593人的议员中，只有480人投票给了曹锟，也就等于还有113个议员拿了支票，但并未投票给曹锟，其中33票投给了孙文，20票投给了唐继尧，还有12张废票。这等于说即使曹锟有附加协议，也还有100多人就是不吃这一套。

再说，600多张支票，全员都领取了，说明他们都认为这是自己赢得的工资，而不是选票的贿赂款。否则以我对民国议员们的了解，如果附带选举条件的贿赂款，一定有人当场拒绝领取支票，因为我知道民国那时期的有些中国人，还是要脸的。如果各位觉得我这样说只能是推断的话，那我告诉各位当冯玉祥同志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后，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开始严肃介入这个案件，包括我讲座刚开始时提到的600多张支票的银行存根，都是这时候查出来。要知道，新上任的政府与前任政府可不是和平交接，而是武力政变，也就是视前任政府为敌对面，所以当时很多人提议直接将那些议员抓起来，但是调查后章士钊并没有下达这个命令，因为证据不足，因为欠薪在先，这一点可以看出章士钊还是懂法和守法的。这一点也还要间接地感谢段祺瑞，否则要是受雇于苏俄的冯玉祥直接主宰政府，那结果是不好说的。简单说，作为政变上台的后任政府都没有给所谓的贿赂选举定案，那谁还敢那么自信地说曹锟贿选并继续以讹传讹呢？

至于坊间流传的辜鸿铭拿了5000元后没参与投票，不但悠哉悠哉，还笑骂曹锟贿赂，我实在不以为然。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史料是真的，那么我并不认为辜鸿铭多么潇洒倜傥，反而认为这不过就是旧式文人、儒家书生的习气而已，说好听点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说不好听点，叫对不起共和国公民和议员这一身份。再深一步说，如果作为议员的辜鸿铭认定曹锟贿选，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出真相，为什么得了便宜还卖乖？你的责任感和使命哪里去了？你也太中国智慧了吧？

顺便再说，胡适曾经说过：曹锟要做大总统，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5000元一票去贿选呢？他借用马君武的话回答说，曹锟肯花5000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使人们对民主宪政怀抱乐观，因为国会选票在曹锟眼里至少还值40万元。我那100道题中，就是利用了这个流行的观点，结果答对的没有几个人。

回过头来看那位领取又兑现支票然后举报的邵议员，到底是大义凛然还是另有所图呢？刘楚湘在《癸亥政变纪略》中披露：据直系人士云，邵瑞彭领取支票出面控告曹锟贿选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劳。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

另外一个材料是东三省议员给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写信：“近有景佐纲者，伊系奉张（遗）派来都，专查在京三省议员已出席者，伊书夜到寓劝以万不可再出席，又以种种方法恐吓，而新由奉返京者，伊亦特特监视行动，因而孟昭汉高家骥及蒙古议员被伊阻住十六七人之多，实为大选障碍物。......请兄设法取缔为是，不然大选前途及人数均有危险。”

这两个材料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也就是大选期间，政敌同时还在进行破坏大选的活动。而那位举报的邵议员是不是太套路、太不择手段了。我看如果真有历史的耻辱柱，他应该榜上有名才是。

两个问题之外，我想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欠薪，即使是补发薪水，该由什么部门来做这个事呢？显然政府欠薪，当然得由政府的财政部门出面解决这个事。可是因为政府财政根本没钱可支出，这笔钱如果进了财政部的账户，那么除了议会外，还有其它部门也都欠薪，最起码就包括鲁迅服务的教育部，这钱该怎么支出？当然不能仅可着议会，否则其他部的人又得轮班上财政部抗议了。但是这钱，不经由财政部出而经由众议院会议科来发，那么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来说，难免别人，尤其是反对派诟病。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但并不是没有可挑剔之处。

讲座到这里，我想曹锟贿选的问题，各位应该有一些初步认识了。我今天在这里不敢说完全给曹锟翻案，因为证据还不那么充分，但必须说，指控别人起码要证据充分，尤其是涉及大历史事件，涉及道德品质时，如果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随意诬陷别人，不能搞有罪推论。这一点，学者和教授们更应该引起注意，否则难免不被人说脑子坏了。

在讲座结尾之际，我不想做简单回顾，也不想再多为曹锟说几句话。我想直接回应上次讲座中提及为何在组阁中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就是曹锟。我的回答基于两点，而这两点，都不是我本人的研究，而是借鉴别人的观点。一个人是议员陈九韶，基本属于无名状态，他曾说：曹氏既无袁、段之凶，亦无袁、段之才，推为总统，或有利于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并借此完成制宪，将国家带入宪政轨道，故投票支持曹，其投票与接受支票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另一个人是民国外交官顾维钧，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我就是基于这两位的观点，说出了曹锟是我理想中的第一总统人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