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晋人家
【前情提要：阿庆前往平安大戏院，通过了身份测试，但现场情况突变，没有找到装情报的中式信封。】
阿庆心急如焚，索性在黄包车上站起来，转身把车垫整个翻了过来，也没有找到信封。阿庆心想，“坏了！情报肯定在日本浪人乘坐的那辆黄包车上。怎么办？”
这时候，拉车的年轻车夫明显感觉到车身发生震动，而且听见背后车座上有很大的动静。他一边拉车，一边侧过脸问道：“先生，要帮忙伐？”他还惦记着“请日本人吃辣火酱”的事。
阿庆没有心思回答车夫。他脑子里立刻跳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干脆到前面那辆车上把情报抢过来！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办法。动静太大，反而会坏事。暴露自己事小，丢失情报事大。看来只有稍安勿躁，先跟着那日本浪人到目的地，然后见机行事。
日本浪人的目的地是“花街”，也就是日军建立的“慰安所”。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上海成为慰安所的发源地，也是慰安所最多的地区。上海的日军慰安所，有些由军方直接设立，但委托日侨或高丽人经营，也有些由日侨或高丽人自主建立，日军为他们提供强占的民房作为场地。另外还有一些由汉奸利用原有的娼妓场所开设的淫窟。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陆海军集中驻扎在虹口、江湾、北四川路、杨树浦五角场、军工路、嘉定、南翔等地区，先后建立了十余处慰安所，其中日侨经营的慰安所数量最多。慰安所只是一个统称，各处慰安所的名称并不相同，有些叫“皇军休憩所”，也有些叫“行乐所”，日本海军的一处慰安所规模最大，名叫“海乃家”。最初“慰安妇”大多是高丽人及少数日本人，年龄为23 至24岁。随着慰安所不断扩大，来沪的日本“慰安妇”也不断增加，到1938年上半年，日籍慰安妇就达300多人。
阿庆心想，那日本浪人肯定不是普通日侨，因为慰安所一般只对日本军人和军队附属人员开放，所以更不能盲目硬抢。看日本浪人心急火燎的样子，像是要赶在慰安所当晚关门前到达，由此可以判断他要去的慰安所不会太远,最近的一处就在苏州河对岸的虬江路上。如果没有找到其他机会，阿庆准备等日本浪人在慰安所下车，紧跟着登上那辆车，就可以取走情报，然后再去和老猫和阿鑫伯在接应的地点会合。但这一来一去会花费不少时间，就怕耽搁太久会打乱了原来的计划，送情报出上海市区的行动会受到影响，而且阿庆此时也无法肯定情报是不是在那辆车上。
刚想到这里，阿庆发现黄包车渐渐慢了下来，前面日本浪人乘坐的车已经停下了。原来前方就是上海著名的西摩路菜场，几辆郊区送菜的“老虎塌车”正在从北京路方向过来左转进入菜场。
“老虎塌车”是一种人力拖行的平板车，车身用厚木板制成，两个汽车轮胎分别安装在车身两侧，前端有两个厚重的把手。拉车的人双手扶把，单肩戴上帆布拉套，行进时上身前倾，两臂张开，如猛虎下山，因此得名。
上海郊区的菜农每天晚上将一大筐一大筐的蔬菜装在老虎塌车上，用粗麻绳固定，一人拉车，一、二人推车，长途跋涉进入市区为居民送菜。劳动强度很高，没有很“结棍”的身体，不可能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有些菜农距市区近一些，可挑担进城卖菜，不必用拖车，但必须有一幅铁肩膀，也很幸苦。谁知盘中菜，颗颗皆幸苦。
“买菜”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重头戏，也是街坊邻里必不可少的话题。菜品不论数量多寡，价格贵贱，一概称之为“小菜”，称菜场为“小菜场”。上海人在家请客吃饭，纵然桌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主人总会说：“小菜呒啥（没什么小菜），饭要吃饱”。西餐则被称为“大菜”，到“德大”、“来喜”或“红房子”等西餐厅，哪怕只点一小碟土豆泥，也是去吃“大菜”。
早期的上海和江南众多乡镇一样，居民买菜必须靠赶集。后来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开始有了买菜的市场，但基本是“马路菜场”。摊贩一般在小马路上沿街叫卖，其中有摊位相对固定的“坐摊”,也有一根扁担两只筐的“流动摊”，既可落地摆摊，也可沿街叫卖。二十年代公共租界逐步取缔马路菜场，在西摩路近静安寺路的路口建室内菜场，成为上海室内菜场的“四大名旦”之一，其他三家是，三角地菜场、长寿路菜场和巨鹿路菜场。菜场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提供铺位供长期或短期租赁。据说当年上海名门出身的千金小姐黄慧如抗拒包办婚姻，与黄包车夫陆根荣私定终身，事发后遭到家庭强烈反对，两人私奔出走，曾在西摩路菜场底层租赁铺位，开设专卖卤汁熟食的小店，一时顾客盈门，生活暂时安宁，成为这场惨烈的爱情悲剧中难得的一段佳话。
在等待装菜的几辆“老虎塌车”进入西摩路菜场的时候，阿庆乘坐的黄包车也跟着慢慢停下了，旁边就是与西摩路菜场一墙之隔的酱油店“万通新酱园”。阿庆想，能不能趁停车的时机下手，既不惊动日本浪人，又能拿到他坐垫下的情报。阿庆正准备下车找机会，突然从“万通新酱园”旁边的弄堂口冲出来一条黑影，大踏步接近日本浪人乘坐的黄包车，很快在右侧的车轮上摸了一把，随之一闪就消失不见了。阿庆知道有人暗中相助，准备静观其变。
等到几辆老虎塌车都进入菜场，车流又开始畅通了。往前走了没有几分钟，日本浪人乘坐的黄包车发出了“咯噔，咯噔”金属敲击地面的声音，随即向右翻倒在地上，日本浪人被甩出座位，倒在马路上，头也差点碰到“上街沿”（人行道）。只听他发出了震天的吼叫，但没有人理会。中年车夫被黄包车的把手绊住了身体，踉跄了几步就站稳了脚。阿庆知道机会来了，刚才的黑影一定是拔了那辆黄包车右轮的气门芯，车胎没有气，只剩下钢圈。黄包车失去了平衡，哪能不翻车。
年轻的车夫一看前车翻倒在一旁，机灵地把车拉到与前车平行的位置停下。阿庆即刻纵身跳下车，趁周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日本浪人身上的时候，大踏步靠近侧翻的黄包车，用身体做遮挡，右手伸进已经松开一大块缝隙的车垫，果然摸到了一个折叠的信封。阿庆心中暗喜，随即转身跳上车，低声对车夫说， “快走！”
年轻的车夫一脸懵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听见“快走！”两字，好像有些心领神会，飞一般地拉着车向前跑去。他可能已经发现，阿庆正在做的事一定不同凡响，绝不是吃一顿“辣火酱”那么简单！
阿庆从跳下车取情报到上车离开，前后只经过几秒钟的时间。没走多远，身后还听见日本浪人在大吼大叫，前方出现与“西摩路菜场”相邻的另一个酱油店，“万虞酱园”。上海人不太会吃辣，但喜欢用酱油做菜，所谓的“浓油赤酱”正是本帮特色，菜场边上有不止一个酱油店也很常见。阿庆吩咐车夫在“万虞酱园”旁的“文德里”右转，再左转进入“南洋里”，到332弄右转，在弄堂口的“飞达车行”再右转进入江宁路，然后在“大公医院”右转进入小弄堂，不远就可以见到“新仙林书场”的招牌，书场的隔壁就是“西摩路菜场”的后门。阿庆要黄包车在弄堂和街道上七拐八拐，兜了一大圈，确定有没有人跟踪才放了心。按约定阿庆在取得情报后在西摩路菜场与老猫会合。
阿庆从后门进入菜场，在菜场一个挂着“总庶务”牌子的房间见到老猫。老猫告诉阿庆，他已经安排好送情报出市区的路线。他们俩人需装扮成送菜返回郊区的农民，一位道上的朋友会拉一辆“老虎踏车”掩护他们出关，因为他熟识关卡执勤的军警。老猫随即把阿庆带到菜场仓库后的一处僻静处，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老虎塌车”。老猫把情报包上一层油纸，藏在车身底部的缝隙内，再涂上一些泥浆，车上再堆上一些空的菜筐，应该可以不露痕迹地躲过搜查。老猫还告诉阿庆，这位道上的朋友只知道送他们出市区，其余的一概不知。
老猫安排好了以后，三人从“西摩路菜场”出发，按规划好的路线经北京路向西，到静安寺地区进入愚园路，经兆丰公园（中山公园）抵达中山桥。中山桥是日伪设岗控制出入的关卡之一，被称为“大检问所”，汪伪军警负责盘查和搜身。他们过关时，递过去几盒香烟，没问几句话就很快放行了，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些“大检问所”（可通过行人和货物）和“小检问所”（只能通过行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汪伪军警捞油水的工具。
过了中山桥“大检问所”，阿庆和老猫又走出了两里地，在一个变电站旁的僻静小路上遇见阿鑫伯。阿鑫伯身边带了几名乔装民工的彪形大汉，是青浦地区淞沪游击队第3支队的游击队员，准备武装护送情报去郊外一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出去。当时因日本人和汪伪特务在上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还经常用大功率电讯探测车和分区停电的方式查找地下电台，抗日力量的地下电台受到重创，例如军统上海站的人员和设备甚至几乎全军覆没。另外各抗日组织内部曾多次出现叛徒，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的威胁。为了保证安全，阿庆他们决定将情报带出上海市区，通过郊区电台发报。
老猫完成了把情报送出市区的任务后，就立即离开了。阿鑫伯和阿庆等人趁着夜色，带着情报马不停蹄地从中山桥奔向新华镇（北新泾镇）。新华镇是从西面进入上海市区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阿庆他们距市区最近的一处秘密电台所在地。在这里，修船、榨油、酿酒、木行、染坊、银楼、典当等行业商贾云集，舟楫繁忙，作为上海近郊的商贸重镇，有“北码头"之称，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隐隐于市”的好地方。
他们一行很快就顺利到达电台所在的山家宅，找到靠近苏州河的一所二进大院，一名发报员已等候多时。
阿鑫伯嘱咐几名大汉在四周布置好暗哨后，打开了油纸包着的中式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封信。
信上用仿柳体楷书写着短短几行字，似普通的家信：
“吾兄台鉴: 惠书敬悉，甚以为慰。久疏问候，望乞恕罪。近日眠食如常，请勿挂念。若问何时须再聚，且待铜剑五弦鸣。寒暑不均，望自珍卫。伏念宝眷平安，阖府康旺。四弟敬上。”
不过，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封信太普通了，其中没有任何有关情报的内容，也没有在空白部位发现任何密写的文字。翻来覆去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没有见到情报的内容，就无法向上级发报，这次接收情报的任务就等于泡汤了。
难道是送情报的人 “急”中出错，把普通书信当成了情报？ 要不然是因为平安大戏院上演了一出黄包车的“双包案”，让有机会接触情报的日本浪人中途掉包？是不是阿庆没有通过测试，“情报来源”根本就没有送出真的情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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