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4)恩师袁福老校长，精心栽“培”

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4)恩师袁福老校长，精心栽“培”



（敬爱的袁校长）

1979年9月，经安大庭校长同意，我“借调”到母校华师一附中上班了。

袁校长与语文组党支部书记、语文特级教师陈治平老师、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研究后，决定让我到初一年级教语文。特地安排资深语文教师刘友三老师当我的“师傅”——指导老师。



（1982年，我的恩师刘友三老师与我在东湖秋游时合影）

刘老师当时执教中央教科所新编的《语文》改革教材实验班，是湖北省六个教材改革实验班之一，由省教研室语文科教研员谭爱旭老师负责。刘老师当时年近六十，老当益壮，积极参加语文教改，在教学中坚持按照教材的编辑意图实施改革教学。刘老师教初一四班，我教初一二班。袁校长要求教导处把我每周的六节课，都安排在刘老师之后，先听刘老师是怎么上那一节课，再去上自己班的课。每周刘老师主持的集体备课，还有一位中年女教师詹恩平，一位华师刚毕业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甘晓星。每次集体备课，要求一位老师主讲，然后大家讨论，形成集体备课的基本要求，各人再去备课、上课。而且，要求我每上一节课之前，先听刘老师的课，认真写好听课笔记，详细教案，经刘老师审查同意后，再去教室上课。我们四人一间办公室，刘姥姥（大家对刘老师的昵称）住在学校教师公寓；詹老师住在学校附近；“小心肝”（也是昵称，把她的原名倒过来的谐音“晓星甘”）和我都住在校外。我们这四个人的小集体，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团队。后来，有一次在大东门公交站偶遇，才知我们两人都住在硚口区。以后下班回家，我们就经常一起走。



（甘晓星后来调到广东省中山市，退休后，她的女儿结婚时，请我们夫妇到中山聚会时合影。）

1979年9月1日秋季开学，在安大庭校长倾情全力支持下，没有拿到“调令”的我，先行回到母校工作。一边教学一边“跑”调动手续。

回到母校，袁校长要求我跟班学习教材教法，夯实课堂教学基本功。

那一年，湖北省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谭爱旭老师，负责组织全省几所重点中学试教中央教科所编的《语文》课本。华师一附中的初一（4）班，是《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执教的是年近花甲的资深老教师刘友三。

袁校长决定，让我跟着刘老师边教边学。袁校长说：“刘老师学养功底深厚，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说会写。希望你好好跟班学习。我已经跟你们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说好了，他会安排的。”

袁校长带我到语文教研组，对吴老师说：“培永从今天起。就是你的‘兵’了，强将手下无弱兵啊！相信你一定能带好他的！”

吴老师非常热情地对我说：“非常高兴欢迎你回来!你从初一开始教吧！给你一个班的课，还要跟着刘友三老师学习，我已经跟教导处协商好了，你的课与刘老师的课错开排。你必需听刘老师的每一节课，并认真写好听课笔记。刘老师有时间就去听你的课，你要虚心请刘老师评课，记录每一次评课的内容。刘老师教的是实验教材，经常要外出参加湖北省实验教材的工作会议，刘老师外出开会时，你要代刘老师去实验班上课，所以，你还要与实验班的班主任游老师加强联系，多了解学生的情况。(吴老师后来才知道，游丽昭与我是母校高中同班同学，先我一年调回母校，执教的项武义数学实验教材，是教育部与中国数学科学研究所罗声雄教授主持的数学改革实验。)先说这些吧！我带你去刘老师的办公室与他们见面吧。”

走进初一年级语文备课组办公室，吴老师对年近花甲的刘老师说：“刘老，袁校长让我带李培永来拜师啦！他从今天开始就跟着你学习。”刘老师笑着说：“谢谢校长和组长给我派一个助教来了！欢迎小李！他指着紧挨着他的一张办公桌说，对面就是你的位子，你旁边的是小甘老师，她对面的是詹老师。”

吴老师告诉我教二班的语文。刘老师当时教四班，该班使用中央教科所编的语文实验教材，是湖北省教研室的语文教改实验班之一。领导还让我与刘老师一起参加教改实验，一起备课、跟班听课。刘老师年近花甲，和颜悦色，满脸微笑地说：“听了你来学校试教的几节课，感觉你蛮会上课，现在调回来了，非常好啊！”

“刘老师，还没有办好调动手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你不必担心，袁校长既然安排了你的工作，调动手续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你不用担心。你现在住哪里呀？”

“我还住在硚口区水厂路中学。”

“哦！不要紧，离学校是远了一点，但是我们学校不坐班，我去跟教导处打个招呼，让他们早上一二节不排你的课。但是一三五早自习时间，你必需按时到教室辅导学生。你还年轻，起早床没有问题吧？”

“刘老师，没有问题，天天起早床都没有问题。先按教导处排的课表上课吧。”

“没有关系，这是学校的规矩。老师不坐班，但是上课不得迟到或缺席；还有我们每周一上午的集体备课时间，和每周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时间，是不能迟到缺席的。其他时间老师们可以自由支配。”

“谢谢刘老师！还有学校的许多规矩和要求，请您随时指教。”

“好吧！下午我带你去班上与学生见面。这里有两个班学生的名单，你先熟悉一下。”

刘老师热情开朗，说话幽默风趣。我们正说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走了进来。他笑着说：“小心肝来了！好，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的助教李培永。她叫甘晓星，是我们语文组的‘小心肝’！她和詹老师都非常关照我这个老头子。”小甘立即说：“刘老师是我们的‘刘姥姥’啊！”

刘老师老当益壮，花甲老人不仅积极参加语文教改实验，还经常参加省、市语文教学研究会的活动，在会上给全省、全市的教师代表上示范课。后来，他经常带我一起去武汉中学、武汉市实验学校等学校去听课。他说，我们学校经常有外校的老师来听课，有时还要搞公开课。不管是去外面上示范课，还是别人来听我们的课，我们都要来真的，不要搞假的。他说：“一节课不见得能表现出一个老师的水平来，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虚假之课。”他不仅教我怎么教学，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记恩师的教导，一直坚持来真的，永远给学生最真实的，把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传承下去。

跟着刘老师听课，学习如何上好语文课，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许多许多，诸如一节课如何讲清要点、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等等基本要求。跟着他外出听课，随时都可以学到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还记得，有一次听完课，回校途中，刘老师就那节课大发感慨。他说：“一个语文教师，要有驾驭教材的本领，那些什么参考书之类的东西，只能作‘参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恰当的处理教材。讲一篇课文，特别要善于要抓主要线索，好像农村过年杀猪一样，要杀到腔里去，东一刀，西一刀，猪乱叫，人累死，猪还杀不死。”

刘老师由此谈到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要做“有心人”，时时事事处处，注意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语文教学联系起来，天长日久，必有长进。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把这些心得体会随时记下了，日积月累，就能在上课时信手拈来，让课堂教学活起来。从此，我牢记刘老的这句话，每天无论多忙、多累，都坚持三记：班主任工作日记；教学后记；我的日记。

刘老师更是一位“热心人”。

1982年2月17日，刘老师转达了学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决定，本学期让我代表文科，在全校举行一次大型公开课，全校老师和所有领导都要去听课。袁校长亲自找我谈上公开课的事，他强调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全校各科老师和所有领导，都要去听课。华师教育系的肖宗六教授要来听课，并即时评课。要求我一定要认真准备，并告诉我，学校已经决定公开课于3月11日举行。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刘老师让我先在四班试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当天晚上，刘老师对我试教的这节课提出了详细而周密的意见，并告诉我，这几天要常常在脑子里“过电影”。

他说：“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紧凑完整，无懈可击。小毛病有两个：第一，讲第一部分内容太啰嗦，还要简捷明了，点到即可。要记住‘该讲的一句也不能少，不该讲的半句也嫌多’；第二，多让学生活动，想办法让学生多读，一定要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其他听课的老师们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82年3月11日下午的大型公开课结束了，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老师们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使我受益非浅。原华师一附中管教学的副校长、时任华师教育系教授肖宗六老师的总结发言，更是令人深思。他勉励我要虚心听取老教师的意见，不断争取进步。

袁校长最后让我发言。我非常感谢母校领导和老师的关怀和鼓励。分析这节课基本成功的原因，离不开学校领导的指导，与老教师们的具体帮助，特别是刘友三老师，他从始至终热情鼓励，精心指导。我现在在一附中领导和老师们面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我深知这次讲公开课是“班门弄斧”，但是，为了提高自己，我不得不“弄斧”到“班门”。我一定记住前辈的谆谆教导，虚心苦学，争取做一个完全符合省重点中学要求的语文老师。

刘老师不仅教我怎么上好课，还教我学习写教育随笔、教学论文。我在华师一附中工作期间，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陈治平老师精心指导、反复修改，并推荐到《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刊物公开发表。比如，大型公开课后，陈老师给我写的《课堂教学实录》作过修改。刘老师对我写的随笔《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也作过修改。刘老师还让我跟他一起，为华师出版社编写了《初中语文基础知识及运用》一书，后来多次再版。

每次参加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陈老师是会长，在大会上要作年会工作报告；刘老师是资深会员、著名教师，他要给大会上示范课。尽管非常忙，但是，他们两位前辈一定要帮我确定大会发言提纲，提示发言内容要点。鼓励我一定要讲好。

每次与两位老前辈一起去参加年会，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两位是老同事、老同乡，都是学识渊博的语文教育家。与他们两位一起聊天就是一种享受。刘老师风趣横生，笑声不断；陈老师严肃认真，不苟言笑，讲话句句实在。

1982年6月21日，上午，刘老师告诉我，下学期我们两个可能要分别了。他说得很有风趣也充满感情。两年来，我与刘老朝夕相处，我从心里是舍不得离开他的。他待人热情、教学有方、勤于创作。我在他的帮助下，学到了很多东西，能与这样的老教师共事确实是人生之大幸！

临别之际，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多读书，多动笔写文章。他引用闻一多与吴晗的一段谈话：“我们不停的吐出去，哪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因而要多读一点书。”

我庆幸，回母校第一位恩师刘友三老师，两年时间指导我学语文教语文，让我受益终生。

原来，袁校长得知，教育部决定，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新编的分科型初中语文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在全国各省、直辖市的两所城市重点中学、两所农村重点中学进行试教。

袁校长立即报告省教育厅和省教研室，要求参加全国第一轮语文教改实验。省教育厅和省教研室最后决定华师一附中一个班、武昌实验中学两个班、黄冈中学和沙市三中各两个班参加全国第一轮教材改革实验。

人教社的这套分编型语文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与该社传统的《语文》课本完全不一样。而且，进行这套教材改革实验的规模，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全国各省、直辖市必须有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的省级重点中学参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实验。各省市教学研究室具体负责组织工作，人教社负责编辑教材、组织实施教材改革理论和实践指导工作。每年暑假组织全国各省市的执教老师学习教材、集体备课、交流总结经验。

省教育厅和省教研室最后决定华师一附中一个班、武昌实验中学两个班、黄冈中学和沙市三中各两个班参加全国第一轮教材改革实验。

袁校长找我谈话，热情而又亲切，他说：“培永啊！让你去参加人教社编辑出版的初中分编型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是给你一次学习的好机会。这项改革实验，从初一开始，到高三结束，六年时间。你就可以完成中学教育教学一次大循环。你还年轻，这对你的教育教学成长非常有利。希望你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遇！这次教材改革实验，从教育部、人教社到省教研室都非常重视，将来会有许多学习的机会，只要你自己抓紧机会，将来一定大有作为！为了搞好我们学校这个实验班，我与你们组的支部书记陈治平老师、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研究后，决定请汪厚铎老师当你的指导老师。”



（敬爱的汪老师在他的书房。）

吴六林老师跟我谈语文教改工作问题，说：“学校决定请汪老师跟你一起备课，希望你一定多征求汪老师的意见。汪老师热心教改、知识丰富、肯动脑筋、能出点子；你要做语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刘友三老师那样，注意积累资料，多动脑筋。”他说：“这个担子很重，千万不能辜负家长和校长对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虚心向汪老师学习，多做工作，勤于思考，善于积累，经常总结，争取实验成功。

1982年9月2日，开学第一节课，汪老师听我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下午备课时，他就这节课谈了近40分钟的意见，肯定了优点，指出了问题，还就个别问题展开了讨论。汪老师对这节课很满意。以前在母校读了六年书，还不认识汪老师。短短几天接触，我觉得汪老师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绍一样，性子很急。他工作认真，学问渊博，记忆力强，独立分析问题能力很强，不随大流，敢于坚持个人见解。总而言之，我将从他那里学到许许多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汪老师第二次听我的课，课后便评讲了，他肯定优点后指出，这节课的问题是时间抓得不紧，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教学上的自由主义，往往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脱口而出。以后在教学上不能搞自由主义，一定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讲课”。“该讲的一句不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这也是刘友三老师传授给我的课堂教学经验之一。

我在实验班上的第一次公开课，严格说来是失败的，但是几位听课的老教师还是充分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指出了问题。

吴六林老师认为，老师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以后要加强学习普通话，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黄伯宜老师认为整个课堂教学的结构还可以，但是没有形成高潮。还要注意板书规范：“分”应该写“八、刀”，不能写成“人、刀”或者“入、刀”。汪老师非常体贴地说：“几个月来，你是处于内忧外患（开学之初，班级在调整，爱人生病住院）之中，讲课出现这些问题，也难怪。”

汪老师最后还告诉我：“上公开课与平时上课要两样处理，当断则断，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浪费时间，再就是紧扣时间安排，不要轻易耽误时间。”

一周后，为武钢三中来听课的老师们上了一节《想和做》的公开课。汪老师课前与我一起备课，设计教案。针对上次公开课存在的问题，汪老师一再强调在掌握时间时，宁可多几分钟，切不可安排太紧。教学目的要单一化，不要面面俱到。在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时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

他陪外校老师听课后，肯定这是一堂启发式的课，基本上达到了张志公先生“讲台上下融为一体”的要求。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吴老师让我和汪老师，商量一下12月17日大型公开课《孔乙己》的事情。届时来听课的，有200左右华师大中文系的见习生，还有各地来的近百位语文老师。

吴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教案。

汪老师语文讨论时说：“教案没有什么看头了，关键是要在课堂上发挥已经养成的好作风。”因此，他又谈到：“我认为我们的初中语文教改实验基本成功，有两大突破。一是课堂教学搞活了，这有两个经验要总结，首先是培养了学生的好习惯；再就是教学民主作风好。二是作文教学可称是最大的成功经验，老师基本上从作文堆中爬出来了。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未由于教师不批改而无兴趣，另外，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要认真从这两方面进行书面总结。

大型公开课《孔乙己》快要下课之前，学生即席提问“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中的‘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引起学生热烈讨论。最后一个学生的发言说：“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说明。”

该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在场听课的大学见习生们长时间热烈鼓掌，下课铃声在掌声中响起。公开课圆满完成了任务。

汪老师不仅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者和领路人，而且特别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初中三年试教的所有总结和论文，都是在汪老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难忘恩师赐教之恩！

更要感谢袁校长，精心栽“培”，让我在语文教学成长高速路上健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