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美国埋的伏笔（下）

1977年夏天，卡特内阁的国务卿万斯为了准备中美邦交正常化，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他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交了美方的建议，那就是美国在台湾撤离正式外交军事存在之后保留一个联络处，就像他们目前在北京所做的那样。不行！邓小平很是恼怒，他认为这样规模联络处的存在，就是一个不挂国旗的大使馆，完全不可接受。我猜在那个年代，自视甚高的美国人对掌管着矇昧中国的领导人，骨子里应该不会存有真正平等尊重心态的，比如他们私下会嘲笑邓小平坐在凳子上脚都沾不着地。但对主权概念如此的敏感执着，还是有点让人不知所措。

同时参与这次会谈的还有时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通过他的观察，伍德科克意识到即便是在毛之后的中国，主权方面的议题也是无法灵活的。在万斯回国后召集的一次国务院内部的研讨会上，伍德科克说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他觉得美国无法通过谈判得到中国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这关系到主权 。美国怎么能通过谈判得到中国保证用怎样的方式来恢复主权完整呢？这就像你让林肯对英国保证不用武力恢复联邦那样的不可能发生。伍德科克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国务院同僚们对如此超前的观点感到惊异。接着，伍德科克认为总统有权做他认为合理的事情，他应该准备去做任何事情以确保台湾安全，包括出售防卫性武器。不过这种权力不必明摆到谈判桌上。于是，被国务院内部称作是“伍德科克公式“的运作筹划由此诞生。

上世纪的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个颇受总统倚重的关键职位，在对国际事务的决择过程中，这个角色的意见往往是举足轻重的，这就造成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之间的互轧苗头现象。在尼克松时代是如此，卡特时代还是如此。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司基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物，眼见国务卿万斯在中国被噎了一下，一时间局面难以打开，他就找人递话给中国高层，想尽快访问北京。几天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副总统的陪同下走入白宫罗斯福厅时，见到在场的布热津司基，黄镇高调对他说，北京非常欢迎你。站在一旁的万斯惊呆了，据说当时的感受就像是坐等开宴时，面前洁白桌布上被扔上了一只死动物。

出行北京前，布热津司基提交给卡特的策略规划是这样的：他们基本认可伍德科克的观点，不必强求让中国保证一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选择美方单边表态要和平过渡，但要坚持中方不与此表态对立。 这样的话，中方可能会说在其他手段无效的时候他们要以武力保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那美国就说他要维护一个对台湾安全的持续利益，留下一个美方是否会用军事力量支撑这个利益的模糊概念。带着这样策略规划，布热津司基在1978年五月见到邓小平时，云山雾罩地说了一堆弯弯绕的话：美国有一些国内和历史的牵扯，很复杂很难办，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公式来表达我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盼，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美国想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美国在远东的存在，尽管由于从台湾的撤离而有所减少，但仍应保持一种不至导致不稳定的状态，以免被我们共同的敌手苏联有所利用。这样的考量必须在我们解决双边关系正常化和历史性地转换和台湾人民的关系时嵌入在大脑里。

我估计布热津司基是心知肚明他的这番玄虚高论对中方人员来说会是一片茫然，即便邓小平熟通英文，也会听得一头雾水。但正是这种简短模糊的说辞才是更接近卡特政府既要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又要保持对台湾销售有限范围武器的既定方案。不过邓小平还是比较待见布热津司基，至少他没再提设立台湾联络处一事，而且他对反对苏联霸权的看法也和中方比较合拍。就这样，邓小平拍版同意黄华和伍德科克重启关系正常化谈判，同时告诫美国人，他对此期望值不高。

几个月后，卡特在召见履新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将布热津斯基抛出的模糊遮挡扯了下来。他直接告诉柴，中国的领导层必须明白一件事，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在没有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完善中美关系，关系正常化后向台湾继续出售有限的防卫性军事装备是基本的。柴泽民把这番话一一记住带了回去。很快美方就收到了中国令人震惊的反馈。那是十月初的一天，国务卿万斯在曼哈顿出席中美轮流坐庄的一个饭局，见到了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黄华。当话题最终被小心地引入到这个敏感领域时，在美国外交界有着暴躁脾气名声的这位中国外长拍着桌子告诉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接受在邦交正常化后任何残存的美台安保关系，在美台安保条约作废后，决不许美国再向台湾销售武器。不然的话，两边就都别再谈了。

这次火药味十足的饭局过后，美国人觉得他们原本打算1979年开年邦交正常化的目标悬了。布热津斯基避开国务卿把伍德科克直接招到白宫和总统一起搞了个小范围探讨，最终他们决定还是要起草一份联合公报提案出来，看中国咬不咬钩。如果文本中根本不提军售这事，邓还愿意往前走，说明北京明白这里的蹊跷，美国以后还是会对台军售。于是事不宜迟，他们要先把公报草案准备出来让伍德科克带回北京，其他的事由总统事后知会给国务卿万斯就行了。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透风给柴泽民说，卡特的计划是79年开年办成两件大事，其一是和中国建交， 另外要和苏联敲定中导协约。他希望和中国的事先搞定，这样邓小平就能先于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

伍德科克带着邦交正常化草案回到北京，直等到十二月初才被中方通知去大会堂见邓小平。在那里，翻译俯低了身体把文本一句一句解读给邓小平，邓也很麻利，不用咨询身旁他人意见，直接告诉翻译那些需要改换的具体细节。邓小平问伍德科克，在美台安保条约终止前一年期的有效时间段内，美国是否同意“不再有新的武器出售给台湾的承诺”？邓说他不在意已经签署的承诺，关键是没有新的承诺，要结束对台军售。邓告诉美国人，军售只会增加台海冲突的风险对和平没有帮助。伍德科克没敢接邓的话茬，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本来他们在华盛顿定下的策略就是如此。

当华盛顿收到伍德科克发来的和邓会谈要点汇报时，布热津司基看到邓小平“不再有新军售”的提议，认为可以接受。而国务院一派觉得这事有点麻烦，文本中显然出现了纰漏，最终可能难以得到国会批准，一方面公报本身或其关联文件中没有一处指明中方理解或同意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卫武器的权力，另一方面，中方强调美国在一年期“不再有新的军售承诺”，这种模糊（ambiguity）姿态已经是跃然纸上。华盛顿给伍德科克的指令是连夜传到北京的，电文指示伍德科克要立即面呈邓小平华府的回复，因为72小时后，也就是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9时，卡特要宣布中美达成协议。 面对匆忙约见的伍德科克，邓小平很是奇怪，为什么这么着急？伍德科克的托词是：总统怕有消息泄露，他想是第一个发布这条重磅消息的人。

12月14日，柴泽民到访白宫和布热津斯基商讨内阁访问事项。结束离开前，布热津司基问柴有没有中方最新进展情况消息。柴回答说，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 特别是美国同意终止向台出售武器。布热津斯基压住惊讶说，根本不是这样的，两边同意的是一年的暂停期，这期间只是提交已经在供应线上的武器。一年过后，恢复有限的防卫性武器出售。听闻此言，柴泽民非常震惊，他马上反驳说，这不是我对此事的理解。送走柴泽民，布热津司基的心直往下沉，此时玩不转的话，会给他造成事业的崩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伍德科克连发密电，督促他务必立即约见邓小平，以确认中方高层明白美国保留对台出售军武的权力。

这时已经是北京时间15号下午四点，距原定新闻发布不到半天时间，满脸阴云的邓小平挥手猛地拍了一下座椅扶手，暴跳如雷：我们不同意！我们绝对永远不会同意！坚决反对！伍德科克缩身陷在沙发里，觉得以前的努力全都化为乌有了，像是撕碎的废纸，被人丢入马桶后冲走。没想到怒气过后，邓稳定了情绪问对面的美国人，他们觉得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这时候，伍德科克逾越了华府给他的约束指令，对邓说了一些诸如来日方长，以后会变得好起来，事情以后解决起来会更容易等等宽慰鸡汤性的劝解。这样吵来吵去，一个多小时后，老邓耸了耸肩说，好！鉴于我们被迫在11个小时内接受这些，得把破坏限制住。邓小平希望美国如果将来还要向台湾销售武器，要确保秘密进行。当然，这个问题超过了伍德科克能解答的权限。流了一天汗的白宫一干人等，看到北京传回的消息，都舒了一口气，虽说这协议既不完美又充满矛盾，好在它暂时可行。在老邓一念之差间，几乎要成为历史的布热津斯基更是如释重负，他对前来探寻美方态度的柴泽民说，美国绝对会在军售问题上谨慎行事，但这事无法保密，美国不说台湾也要让人知道。

当晚，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镜头前宣布中美达成建交协议， 双方自1979年1月一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9年2月，美国会推出《台湾关系法》。该法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终止作废的美台安保条约几乎有着相当的力度，该法案强调”任何使用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包括抵制，禁运，都会被认为是对西太平洋和平及安全的威胁，是美国严重的顾虑所在“，并直接宣称要继续向台湾出售必要的武器。自此，一个被大陆视为魔魇被台湾视为福佑的无形之手，就一直在此时紧时慢地挑逗着两岸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