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科学为何渐行渐远，我们该如何修复？
在现代社会的治理舞台上，政治权力的掌握往往并不依赖于个人的知识储备、专业能力或理性判断。相反，忠诚、顺从以及对领袖意志的坚定执行，才是政治体系中最被看重的特质。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皆有体现，程度不同而已。
科学界的价值观则大相径庭。科学依赖于怀疑精神、证据积累与同行评议，强调不断质疑自我与他人的观点，力求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中接近真理。科学的进步来自群体智慧的碰撞，而非统一思想的集结。
这种制度性差异也反映在人才选拔的标准上。政治体制常常奖励那些“听话”的人，而非有独立见解和批判性思维的人。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工程师、科学家、甚至有远见的企业家，往往在公共治理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反，那些专擅权谋、擅长构建“效忠网络”的政治操盘手则能屡屡高升。
为何这种严重的结构性脱节能持续存在？它是否源自人类的社会本能？还是制度设计本身就奖励了服从而非理性？
演化心理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早期人类社会依赖部落协作维生，团体统一意志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生存概率。在这种压力下，人类演化出了对“权威”高度敏感的社会心理机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领袖效应”。研究表明，大脑对权威信息和群体认同有天然的奖赏反馈，这种机制在政治传播中被广泛利用。
然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远非原始部落所能比拟。管理金融系统、制定科技政策、规划城市发展，都需要高度专业化和理性分析的支持，而非简单的口号和动员。因此，当政治系统仍沿用以“忠诚”为核心的选人用人机制时，权力与能力的背离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如何打破这一困局？答案并不简单，但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
一、制度改革：将知识与能力纳入政治选拔标准。设立独立的公共事务考核体系，吸纳各领域专家参与决策机制，强化实证数据在政策制定中的权重。例如，类似于新加坡公务员制度中的“能力导向”与绩效考核机制，值得借鉴。
二、文化更新：重新塑造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期待。媒体与教育应更多强调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与公共责任，而非“魅力”、“人设”或“忠诚度”。当社会的舆论重心从“谁最听话”转向“谁最有远见、谁最有能力解决问题”时，政治生态也会随之改变。
三、科技助力：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与透明化平台，打破信息不对称，提升政策执行与评估的效率。技术可以协助治理，也可以成为反腐工具和能力评估的辅助系统，从而在结构上倒逼“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
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会一蹴而就。政治作为一种权力游戏，自有其自我维护机制。在缺乏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很少有既得利益者愿意主动推动改变。正因如此，变革的希望反而寄托在普通公民、学术界与技术社区的协力推动上。
从长远看，一个更加理性、公正、开放的政治生态，才是推动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基石。在这场系统性变革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制度创新，更需要一场深刻的文明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