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逛成都——刁民罗开文

《跟我逛成都——刁民罗开文》

文/马青

2016年3月8日，罗开文房屋索赔案开庭，我去旁听。到了成都高新区法院，才发现忘带身份证。没身份证，就进不了法院大门。忙叫滴滴，转而回去拿，再急奔回法院。

上回，旁听双流出租车司机案，手机、包、打火机、水杯均不能带进法庭，记笔记也不能。因为不听法警劝告，坚持记笔记，我被没收笔记，还被叫出法庭，做笔录。这次，包、手机、水杯可以带进法庭。但是，和上次一样，不能当庭记笔记。记了几行字后，被法警叫住。

   

进法庭前，要过安检。挎包放传送带上、人走过通道式安检机不说，还要被安检探测器全身上下地伺候一遍。另外，手机等电子用品还必须锁进柜里。

开庭前，罗大爷被法院方叫到隔壁去打招呼，叫他别乱说。为啥叫他别乱说？因为，他常常当众挥舞拳头高喊：“打倒GCD！”

罗开文，成都市人，自称“学生右派活化石”。迄今为止，未平反。所以，“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一直戴在他头上。生活中的他，还真就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白色鸭舌帽戴自己头上招摇过市！你说绝不绝？哈哈！他说：“党给我的帽子，我为啥不戴？现在给我平反，我还不接受呢！平了反，我这顶帽子就不好再戴了。”

每周二下午，成都访民都在东风大桥河边聚会。以前，聚会处有个凉亭。2015年，“驯兽师”陈云飞被抓后，该凉亭被有关当局推倒。没了遮风避雨的亭子，访民们照样每周二下午来此地聚会。访民来的同时，协警、国宝、城管、公安、管市容的也成群结队地来。为啥成群结队地来？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维稳经费那么多，不消耗咋行？

罗大爷说，哪来的人民法院？所有冠之以“人民”的，都是中共的，应该叫中共法院、中共检察院！

有段时间，罗大爷在街边乞讨，他说：“同胞们，请看我的状衣！守法大老板拒绝官员索贿，变成乞丐！大老板有好大呢？大家请看《华西都市报》，喊赔300万，是不是大老板嘛？！守法大老板变成讨口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是GCD的罪恶，GCD土匪！”

厉害国公布，“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或企事业单位，实施静坐、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着状衣、出示状纸等行为进行缠访闹访”属于非法上访。所以，罗大爷的乞讨无疾而终。

1958年4月15日，罗开文在重庆机校读书时，被当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高帽子。当即，被开除学籍，送回成都监督劳动。1964年，被送至415信箱劳教三年、就业五年。之后，被强行送至成都双流县协和公社当农奴。1982年，其“劳教”平反，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没被摘。1979年，在成都华阳镇开设“开文钟表行”修理钟表。当地工商局向其索贿不成，勾结双流电视台整垮其钟表行。2000年至2003年8月，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被双流当局骗回。为赢得关注，在央视直播现场刺伤美国公民江南，被判刑三年。出狱后，自己印刷名片，向市民派发，同时，宣讲人权理念。

成都地铁开通后，只要坐地铁一号线，一过“体育馆站”，将到“倪家桥站”时，罗大爷就会陡然起立，大声对其他乘客说：“朋友们好！前面就是美领馆，王立军躲进去的地方！有冤要伸的、要喊的，就可以去美领馆！”说这段话时，罗大爷总是戴着他那顶著名的白帽子，上面，用墨汁写有七个字：“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啥要戴这顶帽子呢？2017年6月4日，四川，成都，天府广场，罗大爷拖着膝盖长骨刺的病腿，一瘸一拐地、从容地走进公安民警、特警、武警和人民解放军围成的八卦阵，面对广场上发现“反标”、睁大眼睛的执法记录仪，面对勒令他取下帽子的警察，罗大爷说：“我是罗开文，这顶帽子是中国共产党给我戴的！取下帽子，就是反党！”

罗大爷是基督徒，去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做礼拜时，他总是戴着这顶写有“反标”的帽子，去成都民运圈参加各种集会，他也戴着这顶帽子。在饭店吃饭，他总会选面对大门的位子坐。为啥？他说，坐这个位子，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顶帽子和上面的宣言——反党反社会主义。认识罗大爷的人都知道，他常常从他的布衣口袋里掏出翻墙光盘，问对方需不需要。为了这顶帽子，罗大爷无数次被警察抓进派出所。抓的次数多了，成都警察也就疲了，最后，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

我们说“反不了”的时候，罗大爷以他年老多病的身躯反抗独裁专制。如果，不仅仅是罗大爷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走进广场，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走进广场，结果是啥？

2016年3月8日 于四川成都

2025年4月26日 修改 于美国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