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打过工的两家中餐馆
（之六）
徐家祯
(五)
（接上文）1979 年我小舅为我申请留学生签证的时候，中美刚建交不久，中国 还没有 TOEFL 的考点。而在美国念大学，是一定要有 TOEFL 成绩的。要 是要在美国读研究生，还需要考一个 GRE 的英文考试，不过也有的大学 研究院只需要 TOEFL 成绩，就够了。
所以，小舅为我申请了语言学校，到美国来先读英语，然后在美国 考 TOEFL 考试，再上大学或进研究院学习。这就是我小舅替我申请语言 学校的原因。其实，按小舅的说法:他把我担保到美国来是为了把我救出 来，所以上不上大学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只要先拿到学生签证，再打一点 工，赚一点钱，找机会能在美国留下来就可以了。到语言学校去上课只是 保持 F1 学生签证的一个手段，书念得好不好，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 而我，想法却与小舅的不同。我到美国来，当然不光希望学点英文，我还 想进大学或者研究院，得一个学位。但是，现实问题是，我不但没有上大 学的钱，而且连 TOEFL 都还没有考过。所以，暂时，我只能在语言学校 混日子，一边打工赚钱，一边等 TOEFL 考期的到来。
记得到纽约几天后，小舅带我到曼哈顿的语言学校去报到。校长见 了我，就给我一张考卷，叫我去教室做这张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叫 Placement Test (分班考试)。我进教室一看，教室里已经有两位外国学生 在做考题了，我也找张桌子坐下。我在“文革”时已经靠辞典翻译过几十万 字的英文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了，所以阅读和语法没有问题。坐下来一看考卷，题目很容易，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我把做好的考卷，检查都没 有检查一遍，就拿去给校长看。那时，比我先做的两位外国学生还在做题 目呢。
校长一看我进来，以为我大概交了一张白卷吧，否则怎么会那么快 交卷?她当场批改我的考卷，只发现三个粗心大意的小错，得了 95 分。于 是，校长就说要把我安排在最高班，也就是 Level 8。但是，校长跟我讲的 话，我却完全没有搞懂，全靠小舅在旁边当翻译。于是，校长就改变了主 意，对我用很慢的语速说:
“没关系!我先让你进 Level 6。要是你上课时觉得太容易了，来告诉 我，我把你调到 Level 7 去。要是你觉得 Level 6 还是太难，也别急，我可 以把你调到 Level 5 去。”我听懂了。于是就这样定了。
Cambridge 语言学校每个学期只有两月。一开始，即使在 Level 6， 我还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第一天上课，老师要大家把练习本拿出来做练 习，我等到别的同学都拿出练习本来了，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而班里有 几位中东来的、东欧来的同学，却能唧唧呱呱跟老师说说笑笑了。下课后， 我跟老师说:“你能不能说慢点?我听不懂。”老师同意了。我想，再看一 周，要是仍听不懂，我就去找校长，要求降级。过了几天，老师让大家去 黑板上用某个句型造个句子。我一看，平时夸夸其谈的那几位同学，写的 句子都错误百出，只有我一个人造的句子，完美无缺。老师当场表扬了我。于是，我的信心就增加了。以后，每个 Level 的考试，我都是全班第一名， 有时甚至得了满分。
“没关系!我先让你进 Level 6。要是你上课时觉得太容易了，来告诉 我，我把你调到 Level 7 去。要是你觉得 Level 6 还是太难，也别急，我可 以把你调到 Level 5 去。”我听懂了。于是就这样定了。
Cambridge 语言学校每个学期只有两月。一开始，即使在 Level 6， 我还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第一天上课，老师要大家把练习本拿出来做练 习，我等到别的同学都拿出练习本来了，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而班里有 几位中东来的、东欧来的同学，却能唧唧呱呱跟老师说说笑笑了。下课后， 我跟老师说:“你能不能说慢点?我听不懂。”老师同意了。我想，再看一 周，要是仍听不懂，我就去找校长，要求降级。过了几天，老师让大家去 黑板上用某个句型造个句子。我一看，平时夸夸其谈的那几位同学，写的 句子都错误百出，只有我一个人造的句子，完美无缺。老师当场表扬了我。于是，我的信心就增加了。以后，每个 Level 的考试，我都是全班第一名， 有时甚至得了满分。
在语言学校，各个国家的学生都有。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华人，也 逐渐出现了。我在语言班里认识了几个朋友，于是在纽约的孤独感也就减 轻了不少。
记得除了我上文提到的、我为他介绍到北京饭店去打杂的北京小阎 外，我还认识了南京来的黄培、福建来的陈跃、上海来的的小徐。他们的 年龄都比我轻，都属于“文化大革命”中出来的中学生，英语当然也比我差。 但是，他们在纽约都住在担保人家里，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 是每天总能有个家可回。有的担保人经济条件好，还不需他们自己去打工 挣钱。但是，他们大多都有打份工，赚点钱，自己搬出来住，自由自在一 点的念头，所以，还挺羡慕我的呢!
在剑桥语言学校读了半年，把他们学校最高的语言班 Level 8 都读完 了，再下去怎么办呢?那时，我的银行账户里虽然已有三千多块美金了， 但是，我知道，以后进了正规大学，学习一定非常紧张，我是没有时间打 工的。虽然以后暑假时我可以打一暑假的暑期工，但是目前的几千元，只 够付学费，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呢!
这时，我的南京同学黄培告诉我:他下学期不再在剑桥念英文了， 他的亲戚已经为他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报了一个 non-degree(不授学位)的英语课程。他怂恿我也去 Queen’s College 念 这个课程，这样，我们还可以在同一学校念书。于是，我抽了一个不用上 班的星期四，与黄培一起去皇后学院取报名单。
记得除了我上文提到的、我为他介绍到北京饭店去打杂的北京小阎 外，我还认识了南京来的黄培、福建来的陈跃、上海来的的小徐。他们的 年龄都比我轻，都属于“文化大革命”中出来的中学生，英语当然也比我差。 但是，他们在纽约都住在担保人家里，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 是每天总能有个家可回。有的担保人经济条件好，还不需他们自己去打工 挣钱。但是，他们大多都有打份工，赚点钱，自己搬出来住，自由自在一 点的念头，所以，还挺羡慕我的呢!
在剑桥语言学校读了半年，把他们学校最高的语言班 Level 8 都读完 了，再下去怎么办呢?那时，我的银行账户里虽然已有三千多块美金了， 但是，我知道，以后进了正规大学，学习一定非常紧张，我是没有时间打 工的。虽然以后暑假时我可以打一暑假的暑期工，但是目前的几千元，只 够付学费，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呢!
这时，我的南京同学黄培告诉我:他下学期不再在剑桥念英文了， 他的亲戚已经为他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报了一个 non-degree(不授学位)的英语课程。他怂恿我也去 Queen’s College 念 这个课程，这样，我们还可以在同一学校念书。于是，我抽了一个不用上 班的星期四，与黄培一起去皇后学院取报名单。
拿了报名单，回家一看，发现皇后学院的英语课程是学期制的，每半年一个学期。秋季的学期已经开始了，下一个学期要到明年一月才开始。 要是我现在报了明年的课程，拿到录取通知单，送到移民局去，即使我目 前不上学，但因为有了明年的录取通知，我还是可以合法地作为留学生身 份继续在美国留下。也就是说，我钻了美国移民局的一个空子:可以半年 不上学，但仍然保持留学生的合法身份。这半年，我就可以安心打工赚钱， 不用分心读书了。
但是，Queen’s College 离我住的 Elmhurst 很远。要坐 7 号车到终点 站 Flushing 下车，再换公共汽车去 Queen’s College。如果从七号线终点站 步行到大学，则要走半个小时。路上全程可能要一小时以上。所以，唯一 省钱、省时的办法，就是在 Flushing 找个房子。然而这么一来，我去北京 饭店打工就要花很多时间了。不过好在我那时已经不用上学，每天有足够 的时间打工，还可以慢慢想别的办法。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多积一点钱，除了一周六天下午和晚上在 北京饭店洗碗和送外卖外，星期四休息的日子，我还在曼哈顿一家湖南餐 馆送外卖。湖南餐馆的外卖生意很好，因为周围都是公寓大楼，顾客都比 较有钱，给的小费也多。不过，因为在那儿工作的时间不多，我已经把这家餐馆的名字给忘记了。记得《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中，主角王起 明也在曼哈顿一家叫“湘院楼”的湖南餐馆送外卖，还被汽车撞了。我送外 卖的那家湖南餐馆好像也就叫“湘什么楼”的，幸好我没有被汽车撞倒过。
但是，Queen’s College 离我住的 Elmhurst 很远。要坐 7 号车到终点 站 Flushing 下车，再换公共汽车去 Queen’s College。如果从七号线终点站 步行到大学，则要走半个小时。路上全程可能要一小时以上。所以，唯一 省钱、省时的办法，就是在 Flushing 找个房子。然而这么一来，我去北京 饭店打工就要花很多时间了。不过好在我那时已经不用上学，每天有足够 的时间打工，还可以慢慢想别的办法。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多积一点钱，除了一周六天下午和晚上在 北京饭店洗碗和送外卖外，星期四休息的日子，我还在曼哈顿一家湖南餐 馆送外卖。湖南餐馆的外卖生意很好，因为周围都是公寓大楼，顾客都比 较有钱，给的小费也多。不过，因为在那儿工作的时间不多，我已经把这家餐馆的名字给忘记了。记得《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中，主角王起 明也在曼哈顿一家叫“湘院楼”的湖南餐馆送外卖，还被汽车撞了。我送外 卖的那家湖南餐馆好像也就叫“湘什么楼”的，幸好我没有被汽车撞倒过。
这样一周七天，同时在两家餐馆打工干了几个月，我的南京同学黄 培告诉我，他在 Flushing 附近一家中餐馆，找到了做 waiter 的工作。他与 老板的关系不错，老板同意我去他们饭馆学做招待员。我听了很高兴。一 则，做 waiter 赚的钱比洗碗和送外卖都要多，而且与好同学在一家餐厅打 工，当然，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干活要愉快得多。于是我下决心先在 Flushing 找一个住处，这样，打工和上学都可以方便些。
记得黄培陪我打电话、看房子，找了多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不 是太贵，就是太差。最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终于在 Flushing 区的 Franklin Ave.一栋摇摇欲坠的木板房子中找到了二楼一个很小的亭子间。 这栋房子虽破旧，但是我终于离开了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早晨可以见到日 光了。
那栋房子的主人是南美人，全家都说我听不懂的外国话，他们就住 在三楼，二楼和底楼都出租。我隔壁是个埃及青年，在美国一所大学念法 律。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一天。我就连忙去 厨房煮了一碗面端给他吃。我那间房间小得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 一把椅子和一个木衣橱外，连站三个人的空位都没有。窗外就是一个破砖断瓦的垃圾堆。但是，每当我坐在窗前那张小书桌前，看着窗外一棵不知 名的树，在春天慢慢发出碧绿的嫩芽的时候，我就知道:春天快要到来了!
记得黄培陪我打电话、看房子，找了多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不 是太贵，就是太差。最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终于在 Flushing 区的 Franklin Ave.一栋摇摇欲坠的木板房子中找到了二楼一个很小的亭子间。 这栋房子虽破旧，但是我终于离开了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早晨可以见到日 光了。
那栋房子的主人是南美人，全家都说我听不懂的外国话，他们就住 在三楼，二楼和底楼都出租。我隔壁是个埃及青年，在美国一所大学念法 律。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一天。我就连忙去 厨房煮了一碗面端给他吃。我那间房间小得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 一把椅子和一个木衣橱外，连站三个人的空位都没有。窗外就是一个破砖断瓦的垃圾堆。但是，每当我坐在窗前那张小书桌前，看着窗外一棵不知 名的树，在春天慢慢发出碧绿的嫩芽的时候，我就知道:春天快要到来了!
从我住处出来，往南走，半小时就可以到皇后学院，让我每天省了 一笔车钱。春天的早晨，阳光照在路两旁住户的花园里，每家每户都种着 各种鲜花。一路欣赏各色鲜花去上学，真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我就在 Franklin Ave.这栋最破的房子中住了半年多，直到我 8 月离开纽约去夏威 夷上学。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