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吹的道义
说一套做一套 凡骗子必定“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因此骗子决不会言行一致，决不会以身作则，必定说一套做一套。如“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决不穿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神奇新衣”。
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鼓吹的一切“原则”、“道义”、“普世价值”，强迫别人干的事自己从来不干——要别人下岗，自己却吃皇粮。砸别人的饭碗，自己却端铁饭碗。要别人当“改革代价”，自己却“先富起来”。骂别人“从来没打过仗”、“临阵脱逃”，自己却躲得远远不上战场。口口声声“民主自由”，却对反对意见蛮横声称“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
真理一开始往往被看成空话、谎话。
如何区分究竟是招摇撞骗的骗子，还是宣传真理的先驱者? 简单得很：就看是否以身作则。
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把自己同土匪军阀骗子强盗区分开来? 理论联系实际、亲身实践、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同甘共苦”、“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任何其他政党军队都做不到这些。
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检验出“普世公知”们是不是骗子，“普世公知”们不是整天高叫“公平”、“公正”、“机会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应该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别人牺牲，自己必先牺牲。要求别人奉献，自己必先奉献。要求别人艰苦奋斗，自己必先艰苦奋斗。要别人冲锋陷阵，你自己先带头上。要别人出生入死，你自己先到死亡线上转一圈。要别人下岗，自己先下岗。要砸别人的铁饭碗，自己先放弃公务员铁饭碗待遇到私营企业打工去，到私营煤矿下井挖煤去。要骂别人临阵脱逃，自己先上战场走一遭。要指责别人“没打过仗”，自己先去至少打上一仗。别的干不了不要紧，志愿帮助中国的“维和部队”，自己掏腰包到战乱地带趟地雷去。趟上一年半载的回来才有资格骂别人“没上过战场”、“临阵脱逃”了。没游过泳的没资格讽刺别人不会游泳，没打过仗的没资格嘲笑别人“没打过仗”，没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没资格骂别人“临阵脱逃”。整天拿自己不敢干、干不了的事讽刺嘲笑别人，只能证明一条：骗子。
凡说一套做一套、理论脱离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上捣鬼、“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导致自己占便宜别人吃亏者必骗子。
制造“不上当罪”。这是“知识骗子”与“普通骗子”最大的不同之处——普通骗子碰上坚决不上当的人就没辙了。除非有条件改骗为抢，否则没办法逼对方上当。而知识骗子则“天才”地发明了个“不上当罪”，专门用来迫害一切不肯上当受骗的人——谁拒绝上当受骗就制造出种种吓死人的罪名把人家妖魔化，用话语霸权强迫着人家不上当也必须上当：如“皇帝的新衣”：谁不上当受骗顺从自己谁就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
知识骗子常狂犬着：谁不上当受骗顺从自己，谁就是“脑残”、“智障”、“无知”、“劣等”、“愚民”、“暴民”、“屁民”、“极左”、“毛奴”、“改革失败者”、“别有用心”、“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文革余孽”…… 这一切其实很自然：骗子岂能靠“摆事实、讲道理”行骗? 一旦要被揭穿岂能不狗急跳墙? 制造“不上当罪”，即便不能用倒打一耙逼觉悟者上当受骗，至少也能杀一儆百把水搅混，迷惑住其他人别跟着醒悟。
知识骗子们只有用辱骂和恐吓、没有摆实事讲道理、臭架子十足、不容分说、动不动就给一切不同意见者人扣上种种大帽子和罪状者即专门制造“不上当罪”的知识骗子。
把“专拿空话忽悠人”、“用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从不干实事”、“说一套做一套”、“制造‘不上当罪’”，是不是知识骗子立刻一目了然。“普世公知”一条都不缺，说他们是“知识骗子”实实在在“姓何的嫁了姓郑的——郑何氏(正合适)”。
知识婊子：用“知识”卖身赚钱。风尘婊子是谁给钱就用身体为谁服务，无所谓真情。知识婊子是谁给钱就用“知识”为谁服务，无所谓真理。风尘婊子总是傍大款，知识婊子同样总是傍大款。在“嫌贫爱富”这点上二者是“哥俩比JB——一个屌样”。
比如“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言必称法律，只是他的“法律”有点象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可以根据情况“迎风一晃”变大变小：
碰上穷人的案子就毫不留情，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赵红霞的行为)符合刑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出卖色相录制视频，是敲诈的一个主要环节”、“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如果敲诈的是500万，并已经拿到，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行，可以重判。”(陈有西：赵红霞与雷政富的罪与罚)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有空子可钻，同样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而雷政富的问题，仅是因为不雅视频，还无法对他进行刑罚追究”、“在刑法犯罪构成上，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犯罪。因此雷政富接受性服务，不构成受贿罪”、“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下，同赵红霞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陈有西：赵红霞与雷政富的罪与罚)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没空子可钻，则立刻态度大变，坚决反对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而且义正词严举出一大堆有法不依的理由：“中国民企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民营企业财富的累积总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来，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找几个罪名易如反掌。累积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会的帽子。而这个帽子一套，人可以杀掉或者判无期，财产可以全部没收。”(陈有西在浙江通衡企业家俱乐部的演讲)
又说：“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突出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很多的观念基础，都天然地存在着抑制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基因”、“以前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认为为富肯定不仁，灭尽天下富人才有社会公平。‘均贫富’是他们的朴素理想，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普遍流行，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为私人合法财富和私有制正名，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考虑经济刑法简化问题，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防止全民违法的泛惩罚主义现象”“经济刑法这一部分，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刑法标准，有的罪名分割过细，不利于按吸收犯和牵连犯原则来定罪”、“刑罚的起刑点，在当前的物价条件和经济行为标准来看，已经严重背离现实。如受贿罪贪污罪的‘一万判一年’问题，就是严重同现实脱节的”、“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陈有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
看见没有?一碰到富人，根本不等立案就已经来了个“赦免原罪”：“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突出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很多的观念基础”、“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一句话：富人无罪，审都多余，谁起诉富人谁就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
陈有西对赵红霞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应予重判”、对雷政富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犯罪”、“雷政富接受性服务，不构成受贿罪”、“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下，同赵红霞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此时他显然不认为“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影响判决公正。但一碰上“民营企业家”，陈有西马上就变了，宣布“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影响司法公正，反对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要求“赦免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这难道不是对穷人一个样、对富人又一个样?
而对于“超级公知”茅于轼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茅于轼公然宣布自己就是要违法：“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茅于轼如此明目张胆公然挑战法律，陈有西们连屁都不放一个。什么“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严格按法律办事”、“程序正义”、“公平正义”，全让这些“法律精英”就着狗屎吃了。
陈有西如此一往情深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他推荐的“温州‘走路老板’：从数亿身家到欠债3亿”可见一斑：
“暴富钱滚钱炒楼身家数亿”、“炒房的钱太好赚，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业，没有想利润多少，风险多少。完全凭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太阳能公司，我就是跑到我表哥办公室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这个钱好赚。躺着睡觉都在赚钱”。
包括我，包括温州很多知名企业在内，当时做实业只是摆样子，提供一个平台，融资的平台，人际交往的平台。比如珠宝店，我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别人说，老潘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鞋、珠宝、建材什么都做。实际上是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
“当预期中的银行贷款无法获批的时候，潘晓勇感到了危机”、“羊城晚报：你认为，在你破产的过程中，银行起了什么作用?”“潘：推波助澜!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银行!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这个陈有西吹捧的“民营企业家”的成功诀窍一不是技术二不是管理，完完全全是疯狂而轻率的投机——“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有如此轻率盲目的“先进生产力”吗?之所以能发财全靠拿银行的钱炒房地产。只要有关系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蠢驴都能发财，一旦银行断供马上土崩瓦解。如此疯狂的盲目赌博居然会被报刊吹捧为“企业家开拓精神”、“仍然能够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闪现的企业家理想和企业家精神”，陈有西还“觉得是个很好的案例”，要拿来作为“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迫害‘民营企业家”的典型，还要大声疾呼“对温州潘晓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应当如何进行拯救，有没有办法拯救”——如何“挽救”?让国有银行继续无条件给这些投机家巨额资金，任他们肆意用人民的血汗投机倒把谋暴利。凭陈有西的常识，不可能不知道如此盲目轻率的疯狂赌棍投机客根本成不了器，根本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为什么知道还要死保到底?“为富人服务”。知识婊子的本性使然。
不光陈有西，其他“公知”都如此——“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对富人一个样，对穷人一个样，富人犯了罪必定千方百计为之辩护开脱：
刚宣布反贪、“苍蝇老虎一起打”，马上有人跳出来闹着赦免贪官：“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刚揭露张艺谋破坏计划生育，马上有人跳出来为他辩护：“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当然包括张艺谋的孩子。许多骂张艺谋的人其实是因为嫉妒，嫉妒套上正义的伪装也还是嫉妒。这种逼迫人弄死自己孩子的法律、法规、规章、办法必须蔑视它。”“必须击退通过煽动仇官、仇富来维护‘领导的看法和打手的办法’的伪民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杨支柱)、“张艺谋是违法了，但他违的是恶法。”
这些“普世公知”何曾为穷人的事如此争先恐后过?说他们对富人的事如此积极主动上心来劲不是为了钱谁信?说他们是知识婊子半点不冤。
如今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韩志国也承认，中国社会正普遍流行着“妓女意识”：“金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万能通行证，这是社会陷入迷惘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标志。‘妓女意识’对社会风气的危害要比妓女本身更为深重也更为负面。”
中国社会的“妓女意识”从何而来?“普世公知”——没有他们大肆鼓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没有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当“知识婊子”、“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妓女意识”怎么可能在中国社会泛滥成灾?
风尘婊子只卖一阵子;知识婊子一卖就是一辈子，“生命不息，卖身不止”。风尘婊子绝大多数的最终目标是从良，换句话说虽然眼下靠卖身为生，但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不管是谁，给钱就卖自己”不正当、不正常、不得已，向往着有朝一日回归正当正常;知识婊子则毫无这种向往，从内心深处就认为“不管是谁，给钱就卖自己”很正当、很正常、很惬意，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卖到底。风尘婊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行当，从不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知识婊子则无此自知之明，见钱眼开卖身求利还要声嘶力竭给自己披上道德外衣。风尘婊子老了卖不动了就不勉强卖了;知识婊子再老再丑再臭也照卖不误，一大把年纪了还老来俏、老来骚，变本加厉浓施脂粉满头插花自吹自擂满世界吆喝招揽生意——七老八十的风尘婊子没见过，七老八十的知识婊子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风尘婊子比知识婊子高尚得多，自尊得多，干净得多。
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吹的道义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美国的制度有保障伦理合理吗？
新闻：《眼看着总统家族炒股卖币 美国的制度无能为力》
“我们的排行榜每小时实时更新……竞争非常激烈，要么持有特朗普币，要么在一旁观看吧。”
当地时间4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虚拟货币“特朗普币”运营方宣布，将邀请持币量排名前220名的人参加“亲密私人晚宴”，现场有机会听取特朗普关于加密货币未来的“第一手信息”；前25名“大股东”更将获得特朗普私人接待及特别版白宫参观。消息一出，当天下午“特朗普币”就暴涨58%，一洗其暴跌88%的颓势。
眼看着总统家族炒股卖币 美国的制度无能为力？
今年1月，特朗普在正式“二进宫”前夕，趁势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随后其妻子也发行了“梅拉尼娅币”。公开数据显示，目前特朗普家族已涉足非同质化代币（NFT）、比特币“挖矿”、发布个人加密货币等业务，并通过这些项目获得近10亿美元账面收益。
从全家紧抓“带货窗口”，到炫耀亲友人均“股神”，再到如今拿进白宫当奖励犒劳“榜一大哥”……美国总统完全不加遮掩地大搞内幕交易、刺激粉丝“氪金”，种种操作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过去数日，美国股市受关税政策影响剧烈震荡，美国不少企业和民众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而特朗普的“身边人”则大赚特赚，全然不在意“先砸盘后抄底”的骂声。
眼下，有民主党参议员痛批特朗普的种种行径是“有史以来总统所做过的最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可悲的是，这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何止特朗普，美国政客用从政影响变现，靠内部信息理财，早已是华尔街人尽皆知的秘密。特别是当美国国家和民众面对危机时，政客们往往精准踩点、大肆收割，从总统到各级高官轮番坐庄、翻手云雨。
更进一步看，政府角色与商业利益之间没有界限，且不受约束，本就是美国的制度特色之一。就以“特朗普币”的疯狂营销为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表示此类代币更接近收藏品，不属于联邦证券法监管范畴。再看政客操纵股市，法律的“话语权”也微乎其微。美国在2012年出台《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仅宽泛规定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以职务之便获得的非公开信息牟取私利。且没过多久，又取消了国会议员等需要将其股票交易报告存入可搜索数据库的条款。立法权力就掌握在牟取私利的政客手中，谁能说这样大到离谱的规则漏洞不是精心设计的后门呢？
总统公然炒股卖币，游说集团系统贿赂，官商身份无缝切换，政治献金水涨船高……“合理合法”的制度型腐败早已深入美国肌体。
“特朗普币”推出时，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兴奋宣布，“是时候庆祝我们所代表的一切：胜利！”总统可以凭借身份一直“胜利”，被愚弄被损害的又是谁呢？
走资派的特色中国的批美是在放空炮。
新闻：《中国代表联合国批美：严重侵犯 严重违反 严重冲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日呼吁各国携手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冲破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的逆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当天，傅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80多个国家代表与会。
傅聪在主旨发言中说，美国滥施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本质上是以关税为手段颠覆国际经贸秩序，以美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公利，以牺牲全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服务美国的霸权利益。世界需要的是开放包容而不是封闭孤立，是主权平等而不是恃强凌弱，是公平正义而不是本国优先，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正确抉择，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共同行动。
傅聪强调，面对美方倒行逆施，中国果断采取反制措施，不仅是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是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如果美国真的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就应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态度。极限施压、威胁讹诈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多数与会代表在发言中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各国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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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特朗普在正式“二进宫”前夕，趁势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随后其妻子也发行了“梅拉尼娅币”。公开数据显示，目前特朗普家族已涉足非同质化代币（NFT）、比特币“挖矿”、发布个人加密货币等业务，并通过这些项目获得近10亿美元账面收益。
从全家紧抓“带货窗口”，到炫耀亲友人均“股神”，再到如今拿进白宫当奖励犒劳“榜一大哥”……美国总统完全不加遮掩地大搞内幕交易、刺激粉丝“氪金”，种种操作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过去数日，美国股市受关税政策影响剧烈震荡，美国不少企业和民众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而特朗普的“身边人”则大赚特赚，全然不在意“先砸盘后抄底”的骂声。
眼下，有民主党参议员痛批特朗普的种种行径是“有史以来总统所做过的最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可悲的是，这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何止特朗普，美国政客用从政影响变现，靠内部信息理财，早已是华尔街人尽皆知的秘密。特别是当美国国家和民众面对危机时，政客们往往精准踩点、大肆收割，从总统到各级高官轮番坐庄、翻手云雨。
更进一步看，政府角色与商业利益之间没有界限，且不受约束，本就是美国的制度特色之一。就以“特朗普币”的疯狂营销为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表示此类代币更接近收藏品，不属于联邦证券法监管范畴。再看政客操纵股市，法律的“话语权”也微乎其微。美国在2012年出台《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仅宽泛规定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以职务之便获得的非公开信息牟取私利。且没过多久，又取消了国会议员等需要将其股票交易报告存入可搜索数据库的条款。立法权力就掌握在牟取私利的政客手中，谁能说这样大到离谱的规则漏洞不是精心设计的后门呢？
总统公然炒股卖币，游说集团系统贿赂，官商身份无缝切换，政治献金水涨船高……“合理合法”的制度型腐败早已深入美国肌体。
“特朗普币”推出时，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兴奋宣布，“是时候庆祝我们所代表的一切：胜利！”总统可以凭借身份一直“胜利”，被愚弄被损害的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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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国代表联合国批美：严重侵犯 严重违反 严重冲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日呼吁各国携手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冲破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的逆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当天，傅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80多个国家代表与会。
傅聪在主旨发言中说，美国滥施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本质上是以关税为手段颠覆国际经贸秩序，以美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公利，以牺牲全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服务美国的霸权利益。世界需要的是开放包容而不是封闭孤立，是主权平等而不是恃强凌弱，是公平正义而不是本国优先，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正确抉择，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共同行动。
傅聪强调，面对美方倒行逆施，中国果断采取反制措施，不仅是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是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如果美国真的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就应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态度。极限施压、威胁讹诈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多数与会代表在发言中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各国稳定与发展。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接班人！》是自愿自觉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列宁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也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毛泽东也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列主义。
无产阶级接班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谁要自愿自觉做到这些，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即《共产主义接班人！》
资产阶级接班人除了家庭式的接班人外，就是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指定式的接班人。让你《先富起来》，让谁去接班，阿Q也能接班。走资派邓小平指定了胡赵当牵线木偶后，又指定了江胡习，都成了先富之人，何乐而不为。习后恐指定不下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选举产生的只能是轮流执政。谈不上谁接谁的班。拜登接了川普的班？还是川普接了拜登的班？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交班给刘少奇，林彪，但都不成后，意识到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因此，不惜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真理在人间。这真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之后，要《继续革命》！要《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让后人们明白，让千千万万个后人们懂得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文革是成功的。文革在毛泽东逝世前放收自如，完整完美地结束。文革分三个阶段：《斗》《批》《改》。《改》是个长期艰巨的工程。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没有能稳固政权，这只怪四人帮无能。华也是过渡之人，玩不过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怪华无能。
而毛泽东的《文革》影响深远。恐怕一万年之后，还会有人会淡论《文革》。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一首被传唱了几十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还有人在唱。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至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将当时衰落的中国比作“白首中华”，未来美好的中国比作“青春中华”，提出“白首中华”能否再现青春之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进而致力于青年启蒙，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进步青年就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及之后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早在党成立之前，中国最早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就已经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思想的最初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求“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同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可见，尽管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已经开始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将来投身工农运动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早期实践。
正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中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为以后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保证。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军人”；土地革命时期，党强调“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由此，党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一批批人。这些人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尽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近半数党员惨遭杀害，土地革命后期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但党还是能从挫折中奋起，革命还能在曲折中前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在打仗的同时，没有忘记从群众中发现并培养新生力量和后备干部，由此确保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党的事业总能后继有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适应全民族抗战和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需要，成批量培养各类干部和青年具备了过去不曾具备的条件。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论及干部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干部和领袖”的要求，其实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后继者——接班人的要求；部署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其实就是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接班人是干部，而干部又主要出自青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青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党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所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这里，毛泽东对“先锋分子”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从青年中培养的接班人的要求。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肯定青年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先锋队的作用”，并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接班人思想。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还没有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但提出“培养大批的新干部”、造就青年这一“革命的先锋队”，已经内在包含了培养接班人的意蕴。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正式提出接班人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还需要一代代革命者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公开提出“接班人”概念的是宋庆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几年庆祝儿童节时，宋庆龄都把少年儿童称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接班人”一词由此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而完整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并在理论上明确其重要性、必要性、条件要求、培养方式，在实践中进行大量探索的是毛泽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同时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对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随之恶化。由此，毛泽东认为，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此形势下，美国也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在国内，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更加艰巨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选拔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批干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另一方面，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干部队伍中确有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吃了“败仗”，甚至发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多次提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
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的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1964年1月，他更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年6月，出于对“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高度戒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并明确了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同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很显然，这里的“接班人”不是指一两个人，而是指千百万人，不仅包括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包括作为干部后备军的青年学生。怎样培养接班人？根据党的长期经验，毛泽东强调了两点：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实践锻炼。对于干部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为此，除进行常规化、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外，毛泽东还经常倡导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他就“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与这一思想相一致，此前的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把干部参加劳动确立为一项制度，让干部回到生产中去，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不愿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不出修正主义。对于学生来说，党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来培养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和具体路径。其中，“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解决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不能如愿，最后回想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毅然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作出这样的决策，“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之下，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文革》，毛泽东系统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宏阔视野和深邃洞察。特别是联系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使人愈加感受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直到今天，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真知灼见依然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一座无法逾越的巨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接班人！》是自愿自觉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列宁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也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毛泽东也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列主义。
无产阶级接班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谁要自愿自觉做到这些，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即《共产主义接班人！》
资产阶级接班人除了家庭式的接班人外，就是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指定式的接班人。让你《先富起来》，让谁去接班，阿Q也能接班。走资派邓小平指定了胡赵当牵线木偶后，又指定了江胡习，都成了先富之人，何乐而不为。习后恐指定不下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选举产生的只能是轮流执政。谈不上谁接谁的班。拜登接了川普的班？还是川普接了拜登的班？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交班给刘少奇，林彪，但都不成后，意识到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因此，不惜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真理在人间。这真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之后，要《继续革命》！要《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让后人们明白，让千千万万个后人们懂得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文革是成功的。文革在毛泽东逝世前放收自如，完整完美地结束。文革分三个阶段：《斗》《批》《改》。《改》是个长期艰巨的工程。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没有能稳固政权，这只怪四人帮无能。华也是过渡之人，玩不过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怪华无能。
而毛泽东的《文革》影响深远。恐怕一万年之后，还会有人会淡论《文革》。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一首被传唱了几十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还有人在唱。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至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将当时衰落的中国比作“白首中华”，未来美好的中国比作“青春中华”，提出“白首中华”能否再现青春之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进而致力于青年启蒙，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进步青年就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及之后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早在党成立之前，中国最早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就已经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思想的最初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求“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同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可见，尽管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已经开始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将来投身工农运动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早期实践。
正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中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为以后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保证。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军人”；土地革命时期，党强调“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由此，党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一批批人。这些人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尽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近半数党员惨遭杀害，土地革命后期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但党还是能从挫折中奋起，革命还能在曲折中前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在打仗的同时，没有忘记从群众中发现并培养新生力量和后备干部，由此确保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党的事业总能后继有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适应全民族抗战和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需要，成批量培养各类干部和青年具备了过去不曾具备的条件。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论及干部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干部和领袖”的要求，其实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后继者——接班人的要求；部署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其实就是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接班人是干部，而干部又主要出自青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青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党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所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这里，毛泽东对“先锋分子”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从青年中培养的接班人的要求。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肯定青年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先锋队的作用”，并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接班人思想。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还没有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但提出“培养大批的新干部”、造就青年这一“革命的先锋队”，已经内在包含了培养接班人的意蕴。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正式提出接班人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还需要一代代革命者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公开提出“接班人”概念的是宋庆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几年庆祝儿童节时，宋庆龄都把少年儿童称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接班人”一词由此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而完整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并在理论上明确其重要性、必要性、条件要求、培养方式，在实践中进行大量探索的是毛泽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同时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对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随之恶化。由此，毛泽东认为，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此形势下，美国也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在国内，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更加艰巨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选拔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批干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另一方面，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干部队伍中确有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吃了“败仗”，甚至发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多次提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
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的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1964年1月，他更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年6月，出于对“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高度戒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并明确了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同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很显然，这里的“接班人”不是指一两个人，而是指千百万人，不仅包括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包括作为干部后备军的青年学生。怎样培养接班人？根据党的长期经验，毛泽东强调了两点：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实践锻炼。对于干部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为此，除进行常规化、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外，毛泽东还经常倡导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他就“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与这一思想相一致，此前的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把干部参加劳动确立为一项制度，让干部回到生产中去，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不愿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不出修正主义。对于学生来说，党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来培养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和具体路径。其中，“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解决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不能如愿，最后回想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毅然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作出这样的决策，“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之下，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文革》，毛泽东系统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宏阔视野和深邃洞察。特别是联系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使人愈加感受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直到今天，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真知灼见依然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一座无法逾越的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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