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在防疫部门，聊聊我的感受
我在的这个部门简直是命脉中的命脉，所有疫情期间的活动，都需要我这个部门的批准，疫情开始后，每天我都会受到心理冲击，见过了太多哭诉的人，太多悲剧，有很多疫情前普普通通的事，疫情以来，全部封锁静默，就变得极其困难，需要求很多人，走很多流程，才能办到。
尽管我每天认认真真办好每一件事，但是还有太多事情在我的能力之外，我只能遗憾地说：我做不到，规矩不允许。有太多规矩简直是画蛇添足，人为制造了限制，却没有任何好处。哦，我想唯一的好处就是，制定规则的人可以从中牟利。
哪种人可以在疫情中混得如鱼得水呢？有钱的人，有人脉的人，在疫情期间，认识的人越多，越舒服，平时限制的人脉，在疫情期间都是致命的，认识一个医院工作的人，那就可以开后门去医院，认识一个超市的人，那就可以拿很多拿不到的物资。这也是很多人这么希望疫情持续下去的原因。
我回想到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都有单位，到哪都要介绍证开条子的时代，很不幸，我就是那个开介绍证的人。可我一年前两年前还能全国到处旅游，快递今天买隔天到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精神十分受伤。
我做的大部分事，都和新冠没有任何关系，即使A地和B地都没有疫情，我都还是要把他们封住，控制人员活动，但我却肉眼看到疫情在严格控制下依然飞速增长，官方的新闻和我在内部了解到的数据完全对应不上，即使我编理由，我也没法说服我现在做的事有任何意义。
即使我每天都有充足的物资供应，每月都能领到不少工资，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缺衣少食，得病了也去不了医院，这些人每天都打来电话向我诉苦，但领导有规矩，不行就是不行，即使我给他办了，他也过不去路上茫茫多的卡点。而另外一些人，就算规矩明确说明不能办，他给领导打一个电话，我就得破例把所有证明和手续给他开全。我听说过这个关系网络。
终于，有一天我还是开了善心，结果我办的这件事从另一个渠道被上级领导知道了，他当即找到我把我批评了一顿，用食指指着我的脸，仿佛下一秒就能把我活活吃了，我也知道，他有这个能力。
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办公室的氛围不一样了，我似乎总是受到若有若无的排挤，原本我的工作是很忙的，许多事都是找我负责，但慢慢地我的工作都交给了别人干，就算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也不需要我来接。
过了几天，出了一个小事，我就被突然分配了下去，给了我另外一个活。我知道，这是那个大领导的安排。
我忽然松了一口气，我终于不用在第一线听到那些苦难了。
然而我还是很痛苦，我依然受到疫情的困扰，到处都有卡点，即使我去吃午饭，也需要通过两处卡点，到处都有围墙，所有门都锁上了，只有一处才有门卫紧盯值守。我需要的大部分生活物品都很稀缺，有好几个周连卫生纸都没有，快递断了两个月，烟也已经一个月没有供货了，有人还联系我，看我能不能帮他运几条烟，有好处，我没有答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同事却离奇的岁月静好【尽管他的汽车没有油，加油站一个周后才来了一辆运油车，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却被告知油加完了，又是三天后，他才加上了油】，每个人都埋头专心着自己的一小天地，每天钻研着自己的爱好，尽力装作疫情不存在。
这种岁月静好，更加衬托了我的精神挣扎，我不明白社会为什么如此割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能够如此麻木。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了他们这样的麻木？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之前平稳的现代生活对很多人只是个奢求。我甚至觉得很讽刺，官方媒体用了那么多外国和战乱国的负面新闻，也没能反衬出和平生活的珍贵，疫情以来我却深刻体验到了。
二十条，乃至乌鲁木齐人民上街带来全国开放后，我的精神自责终于好了不少，（在这里再次致敬英雄的乌鲁木齐人民），但是我身边的岁月静好，却装得好像什么也不存在一样，每一天都在发生大的变化，一个又一个城市被抗议的人群被迫放开，每天的新闻都让人倒吸冷气，他们却依然冷着脸，双眼没有一点光，绝不讨论一点事情，连艰难的生活也不聊了，一直在转移话题，即使他们的每天工作因为政策变化而突然增多或减轻。
我或许猜到他们在明哲保身，在保住自己的一点点工作，博取领导的欢心，但是，难道，难道他们没有一点点理想主义吗？没有一点点想要变好的欲望吗？没有一点点的远见吗？自身随着社会随波逐流，就像屠宰厂里的羔羊，即使自己祸到临头，也只会低沉着头。
我想到了一个比喻，是的，我们就像纳粹集中营里的守卫，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犹太人走进集中营，却再也没有走出来，就算仅剩的一个守卫还残存着些许人性，但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