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 第 一 份 工 作

又到了毕业季，中国有八百万大学生走向社会，面临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的难题。我不禁想起五十多年前，自己大学毕业时的情景：人生第一份工作是由组织分配的，个人就像一颗螺丝钉，被组织拧到哪里，就在那里安身立命。自主择业与组织分配，二者究竟哪个为好？

1963年我考取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郑集老教授说这是尖端学科，专门研究生物体内的化学过程；毕业生不去研究所便去高等院校。然而三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毛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大学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基层，进研究所和高校的美梦就此破灭。

在穷乡僻壤接受了两年“再教育”，县里通知参加再分配学习班，负责的是陈干事。他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亲自朗读，竟把“贪官污吏”读成“贫官污史”。我们想笑却不敢笑，一位家庭出身过硬的老兄，斗胆指出读错了。陈干事瞪眼道：“哪里错了？明明是贫官污史嘛！”我们不明白此人意欲何为，说他指鹿为马，要给我们这些“臭老九”一个下马威，倒也不像，毕竟没人敢拿毛的光辉著作开玩笑的。会后才知道陈干事真的是白字先生，他小学文化程度，以前是粮站伙计，文革中造反当上了小官。想想自己的前途被这样的人掌握，只能认命。

不过陈干事倒也不敢乱来，因为中央文件规定，分配要尽可能结合所学专业。于是学医的去医院，读师范的去学校，学工科的去工厂。当然无论是医院、学校还是工厂，条件有好有差、距县城有近有远，谁不想分配到好些近些的单位呢？这就要看各人与陈干事拉关系套近乎的本事了。于是百余名大学生，被陈干事三下五除二，各自奔天涯，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不过也有些插曲。一位俄语专业的仁兄被分配到某中学，当时中苏交恶，在珍宝岛真刀真枪干了一仗；俄语不再吃香，外语改教英语。这位仁兄没学过英语，就找陈干事要求重新分配。他做梦都没想到，陈干事劈头盖脸一句话就把他驳倒了：“什么俄语、英语，不都是外语吗？怎么就不能教了？”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该仁兄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灰溜溜回去。于是他头一天向别的英语老师学，第二天就教学生，现贩现卖。好在那年头的英语课本，充斥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之类，倒也不难教。这位仁兄就这么捣起浆糊来，至于他发音准不准，是否误人子弟，陈干事是不管的。

如何分配理科毕业生，陈干事有点烦。以我为例，小县城根本就没有与生物化学相关的单位。不过陈干事会拆词，他对我说：“你那个生物化学，不就是生物加化学吗？现在某中学既缺生物教师，又缺化学教师。把你分配到那里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学，一举两得。”以陈干事的文化底子，能想出这个招数，也真是难为他了。然而我是万万不愿当教师的，我的父母亲在大学教书，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学生批斗。教师在我心目中成了危险职业，我实在不愿重蹈父母亲的覆辙。我明白，如果跟陈干事说“生物化学不等于生物加化学”，必定被批得灰头土脸，跟那位学俄语仁兄的下场一样。正巧我那时身体欠佳，就把病情证明给他看。陈干事只得同意我回生产队边劳动边治疗。不过他强调，病愈后还得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学。

我明白必须快想办法，否则难逃当教师的厄运，不久我打听到县糖厂新建了橡胶车间。我只在化学课学过这方面的简单知识，为了不当教师，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橡胶车间成立伊始，急需技术人员，与我一拍即合。他们三天两头找县里要人，那年头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陈干事只得同意。不过我去办手续时，他还是心有不甘地问：“你不是学生物化学的吗？搞橡胶是死物化学，不符合你专业啊？”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机一动，回答他：“生物化学、死物化学，不都是化学吗？”陈干事就此哑口无言。事后想想，我的回答与他的“俄语、英语，不都是外语吗？”可谓异曲同工，怪不得能以陈干事之矛，破了陈干事之盾。

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进了厂我才知道这碗饭不好吃：原料和中间体都易燃易爆，搞不好一个火星便厂毁人亡。身为技术员的我在那里八年，始终如履薄冰，把安全摆在首位。1976年伟大领袖驾鹤西归，第二年高等院校恢复招生。我经过刻苦努力考取研究生，专业即是生物化学。当年的旧梦总算得以重温，可这是以付出十年青春为代价的啊。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大学毕业后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是自主决定好，还是组织分配好？答案可能见仁见智，就我而言，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无疑选择前者。

我的老师、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授郑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