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志，别让台岛成了中国的“痔”
痔核（疣痔：hemorrhoids?piles）、痔瘻（穴痔：anal fistula）、裂肛（切痔：anal fissure）３疾患是３大肛門疾患。
中文汉字的“痔”，是“病”字头里一个“寺”。但现在人类为什么会得痔疮病到现在都无法说得清楚，哪怕是现代科学也没有完全解读痔病理，就难怪古代人得了这病就只有去“寺院”等待生命的结束了。尤其是痔漏，现代日本都写成“痔漏”古代人得了“痔瘻”的“瘻”（“病”字头里一个“骷髅”的髅字旁）象征着得了“痔瘻”要么进寺庙逐渐成为骷髅。
唐朝僧人义净曾引用阿难陀的著作，并翻译成汉文本的《佛说疗痔病经》，以让中土僧人诵咒。古印度《妙闻集》（公元4～5世纪），有类似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文字记载，但强调了伤口的清洁。
“痔”的病名最早见于成书于西周时的《山海经》中：“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痔疮，是位于肛管的血管组织，在正常情形下可协助控制排便。但当它肿胀或发炎时，会呈现病态或变成痔疮（英语：Hemorrhoids，英文与痔垫为同一字）。在英文中，痔对应着两个单词：“hemorrhoids”，起源于古希腊，意为出血；“piles”，源于拉丁文，是以痔的外形似球而命名的。痔疮的症状依其发生位置及种类而定。内痔通常无痛，但在排便时会产生鲜红色的便血。外痔则通常会造成肛门周围疼痛或肿胀，且通常颜色较深。症状通常会于数日后改善，但外痔愈合后可能会形成皮肤赘瘤。造成痔疮的明确原因至今尚未明朗，但有些会增加腹腔压力的因素可能会提高发生痔疮的风险。这些风险因子包含便秘、腹泻、如厕过久等等，妊娠期间发生痔疮的比例也较高。诊断方法为肛门指诊及视诊。许多人会误将任何发生于肛门周围的疾病称为痔疮，因此诊断时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更危险的潜在因子。大肠镜及乙状结肠镜可以协助排除其他更危险的因子。
一般来说，痔疮通常会自行改善，此类患者不需特别治疗。可以多摄取膳食纤维、多补充流质食物。若有疼痛，则可给予非甾体抗炎药并多休息。可以给予外用药膏涂抹，但疗效缺乏证据支持。若症状持续无法改善，则可考虑进行手术。
约50%至66%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会罹患痔疮，且男女罹患比例相当。罹患痔疮的年龄一般介于45至65岁之间，富人罹患此病的比例较高，且预后一般相当良好。目前已知关于痔疮的最古老记载，是在公元前1700年的古埃及莎草纸上。
1095年，宋朝苏轼在惠州患上痔疮，因行动不便，不得不“休粮断酒肉”，后来用乌麻治愈。
1582年3月（明神宗万历十年3月），内阁首辅张居正因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淤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自作主张命医生割除痔疮，但血气大损，拖到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病逝。
到了近代如胡适等人嗜好抽烟，曾苦于痔疮多年。1922年7月发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由谢元大夫诊治。1925年冬，胡适到上海治疗痔疮。
在国外以“吾之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著名的拿破仑患有痔疮，发作时足以让他无法骑马。
马丁-路德，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原为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于十六世纪初发动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最终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路德强烈质疑圣座关于藉金钱换取上帝赦罪的教导。由于痔疮发作成天蹲在厕所里读圣经。
以凡尔赛宫殿为中心建立法国波旁王朝最盛期的路易十四，国内外威严尊贵，被称为“太阳之王”的绝对君主也深受痔疮的困扰。1686年48岁的他不得不接受王室外科医费利克斯操刀的手术治疗。
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1885在莱比锡指挥门德尔松的清唱剧《圣•保罗》获得巨大的成功，后被聘为布拉格歌剧院指挥。还曾在莱比锡、布达佩斯、维也纳等地歌剧院任指挥，遂成为当代最伟大的指挥之一，是现代音乐会演出模式的缔造者。代表作有交响乐《巨人》、《复活》和《大地之歌》等等。一生饱受痔疮的折磨。
日本得痔疮的名人就更多了。 近代的伊藤博文（痔核）、夏目漱石（痔瘻）是著名的“痔主”，
作为丰臣秀吉的爱将，加藤清正有“打虎将軍”的称号，受到痔的折磨。
大岡忠相(oookatadasuke)有“名奉行大岡越前守”称号历史上六名的更有演劇、講談、落語的达人，一生受痔拖累。
用150天从东北、北陸、近畿地方約2,400km步行留下名著《奥之細道》的松尾芭蕉的老毛病裂肛与疝気。
杉田玄白，70岁以后还每天出诊、83岁开始写《(荷)兰学事始》、84岁著《耄耋独語》、翌年著述《(医事不如自然》活到85岁也是得痔而苦。
明治時代的代表军人乃木希典大将，左目几近失明脚留弾片患风湿病、中耳炎，中年患有高难度痔疮病。
明治代表的歌人正岡子規在奈良旅游时，因痔疮发作坐在法隆寺門前的茶店吟出不朽的诗歌。
野口英世对世界的医学者做出巨大贡献，努力、忍耐、不屈之人战前战后都作为著名的传奇人物之一。当今的一千日元的头像就是野口英石，饱受痔疮的煎熬。
2020年10月8日在斐济举办的双十酒会，事隔十日遭外媒爆料当天两岸外交官“打了场架”，此事闹上国际媒体版面可谓让双方都丢尽了脸。毫无疑问，中共外交官闯入台湾的双十酒会现场拍照侦查，有“不请自来”的不对，而据了解，两岸双方外交官各自侦搜对方活动贵宾，早已是常态，差别只在于这次动了手。
事后，台湾指责大陆“耍流氓”、大陆指责台湾“贼喊捉贼”，口水战的背后更是两岸外交战场更加紧张的信号。这个信号，随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明确提出“台伪称”，显然对台湾更为不利。
在国民党执政的2008年到2016年，国共都依循双方宪政体系，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自己不会从中国当中分裂出来，凭着这样的互信、相互理解以及各自表述一个中国、亦即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两岸达成外交休兵的默契，马英九在任八年内只有冈比亚对台断交（北京亦不与其建交），其余台湾邦交国都“健在”。
不仅如此，马英九时期台湾还屡屡获邀进入世界卫生大会（WHA）、国际民航组织（ICAO）成为观察员，实际上拓宽了国际生存空间。当时，中共实力虽然增长迅速，但并没有在国际上直接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虽然也不承认），循此，台湾在斐济、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无邦交国的馆处，甚至都仍使用着“中华民国”名称。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对“中华民国”本身并无眷恋，甚至一上台就废止马英九执政时的课纲微调、教育史观上重新朝着日本殖民视角迈进；在外交领域上，蔡政府也推动“正名”，2017年初将对日窗口“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2019年又将对美窗口“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甚至在两岸都无邦交的索马里兰建立办事处时，蔡英文都宁可选择“台湾”而弃“中华民国”之名。2017年至2019年，中共也顺势推动将其邦交国内的5个“中华民国代表团”逐渐改为“台北办事处”。归根结柢，从结果来检讨，若问是谁把原来的两岸模糊性以及台湾外交生存空间抹煞掉？固然两岸双方都有责任，但显然最主要还是在蔡英文上任后种种行为，包含修改历史课纲和文化“去中”、一面倒向美国、推动旨在与大陆脱钩的新南向等。尤其是蔡英文近年对“中华民国”本身加挂无括号台湾的“注疏”、并将中华民国限缩在“七十年”内、以及2019年元旦谈话以降的“抗中保台”，都加剧了中共强调赫尔斯坦原则的决心。
但是蔡英文一面倒向美国、不断替美国站在反中的第一线，不仅换不到实质上的外交关系，台湾人民还被迫吞下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牛，甚至要独力面对两岸军事日益紧张的风险。距离2020年蔡英文的大胜已结束了9个月，但两岸政策却未见调整，“抗中”也从2018年底以来的选举工具、持续朝着不理性的战略梭哈升华，且蔓延到外交上。
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像得了痔疮、痔漏的患者一样，总会因为关键时期，“逢中必反”、成为大国过招时列强手中的牌。特朗普将大陆中国比作白宫办公桌，台湾只不过是桌子上的“铅笔”；然而对于大陆是一个奋斗者来说，台湾就像其身上的“痔漏”（虽然台湾的外形更形象地好似某一消化“器官”）......(略)。
当年毛泽东不喜欢动手术，连周恩来的癌症初期也坚持要“保守疗法”，所以对于台湾问题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1949年至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并经历了以战争方式直接解放台湾和分步骤解放台湾两个阶段的尝试。1956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作为工作的重点，其中从1958年开始，加强了防止台湾从祖国领土上分裂出去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同美国政府谈判、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迫使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庇护下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需要出发，又鉴于中共军队无法越过第七舰队向台湾发动进攻，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