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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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解放军叔叔写信,我也写了,写信的内容我忘记了,应该是向解放军叔叔汇报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故事吧,当然还有学雷锋的体会,做好人好事等等。总之,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收到了一位解放军叔叔的回信,是寄到学校里的,老师拿给我。我非常惊喜,打开信一看,有一张解放军叔叔的照片,非常英俊,他是江西人,叫谢立~,在福建程溪部队当兵,他说收到我的信之后,非常开心,很高兴认识我这个这个小朋友。

   在班级里,能收到解放军叔叔回信的极少,除非你写得很好。同学们很羡慕我,但是我是又高兴又害怕。

   高兴的就不用说了,因为之前我的大哥也有类似的经历,而且更加的令人羡慕。那时他们是学俄文,苏联的加加林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英雄,学校号召大家向加加林写信。信寄出去之后,他根本没有想到加加林会亲笔给他回信,大哥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经常在家里唱俄语歌曲,我只是记得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记得他总是说“哈拉少”。“哈拉少”是怎样写的俄文?我不知道,应该是问候语吧。40后50后的人都会记住学校里的那些老故事,学习雷锋好榜样,向解放军和人民英雄写信。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总是很“哈拉少”。

   话说我给谢立~写回信,他再给我回信,还说要到我家找我。他们的部队离我家石码镇只有20几公里,找我是太容易了。我非常害怕他来找我,因为我不是工农子弟,我爸爸是基督教堂的牧师,我们住在教堂里,我在给他回信的时候根本不敢说我家里的情况,我很难想象当他知道我是牧师儿子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会不会鄙视我?

   那个年代,像我这种牧师的儿子,在中国不止是“百里挑一”,可能是“千里挑一”吧,比地主资本家子女还少。在很多人眼里,很难理解我们这种家庭,既不是出生好的“好人”,也不是出生不好的“坏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的这块土地上,怎么能容许耶稣的信徒?政府怎能容许教堂里活动?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我们似乎是一种“怪人”,是怪类,很多人避而远之。我的内心十分悲哀,那时出身不好就低人一等,我们只是比地富反坏右好一点点而已。如果我是一个工农子弟,可以坦坦荡荡地和他谢立~交往。连写一封信都那么难?

  每次给他回信之后,我都如释重负,因为又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之间的通信来往一直持续了两三年,文革开始我住的教堂被占用,我们一家还是住在教堂的一角。他写信给我,说他要退伍了,在退伍之前一定要来找我。我很高兴回信,希望能见到他,但是他找我的时间不能确哪一天?那时我天天到学校参加文革活动,写大字报,发传单,上街游行,一直没有看到他来。

    有一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说他找到我家了,找不到我,所以回去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他,但是这样也好,相见不如不见,不见不如怀念。 我再也没有给他回信,我们之前的联系就此中断,直到现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革那段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中国人再也没有阶级出身的等级束缚,我们那代人心里承受的压力早已烟消云散,但有的还不能释怀,生怕有一天还会有文革。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开放,中国人的心灵越来越自由,人际交往再也不用钢笔写书信了,在电脑打出来的字,全世界都一样,用钢笔刻画一封信,每个字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充满生命的活力的。

要不是历史的原因,我和谢立~不会错过相见的喜悦。他是我在少年时代认识的一位未曾见面的好叔叔,一个神秘的军人。希望谢先生还健在,不管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都祝愿他老人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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