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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儿猫女-弟弟是姐姐的“跟屁虫儿”(一)
猫儿猫女-弟弟是姐姐的“跟屁虫儿”(一)
2011-10-28 23:48:48
lilivancouver
祝福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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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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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小熊总是像个“跟屁虫儿”一般跟在姐姐丫头的后面亦步亦趋,那个样子常常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弟弟小时候的事情。
别说我这个想法让你讪笑,在我眼里,我家的一对猫儿猫女正像人类的幼儿一样心思单纯、活泼可爱,他们之间的姐弟情与我们人类幼年时的手足之情应该也无大的分别。养过猫猫狗狗的朋友铁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并会深以为是。
小时候,我弟弟也是我的“跟屁虫儿”,我走哪儿他跟哪儿,甩都甩不掉,有时候真是讨人嫌得不得了,恨不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弟弟,那我就可以尽情地跟小朋友玩而不用拖着这个小尾巴了。
雁北的早春总是刮着呼呼的西北风,黄沙漫漫。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午,五岁的我成功地金蝉脱壳,甩了三岁的弟弟,骗他说妈妈给他准备了好吃的,而我自己和小朋友们疯玩了一下午。当天已擦黑的时候,又渴又饿的我回到家里,却发现弟弟还没有到家。
那天我妈本来要回医院值夜班的,她匆匆做好了家事,一边陪我吃晚饭,一边等弟弟回家,可左等右等,这小东西仍然不见踪影。天几乎都黑了,我爸也下班回到了家,我妈打发我爸到有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孩的、我们常去玩的几位邻居家里去找一找,看看我弟弟是不是在人家家里。
七十年代中期,社会还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象我们居住的学校的家属院,那就更加安全。家长们都是学校里的老师,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熟人;各家的孩子们也都从小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小学、中学,所以大人、孩子彼此窜门子是常事儿,有的时候赶上别人家的饭点儿,孩子们被留下来吃顿饭的事情也是十分寻常。
我爸在家属院里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看到我弟弟,但听其中一位邻居说起,她曾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见到过我弟弟,逗着问他要去哪里,这小东西自信又自豪地说:“我要到马路上看汽车去!”邻居没把他的孩子话当真,由他去了。要知道,走出大大的家属院,穿过长长的、园、绕过一栋栋的建筑而达到校门外的马路上是好大的一段距离呢,对于三岁的小孩子来说,那可是个壮举,在这个学校成立几十年的历史里,还没听说过谁家三岁的孩子办到过这一点。
我爸找了一圈儿没找到,只能寄望于他自己肚子饿了已经回家。但当我爸回家之后看到我弟弟竟然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不禁有些慌了,跟我妈一合计,决定两个人一个人在院子里、邻居家继续寻找,一个人就到和家属院一墙之隔的诺大的校园里,以及校门外的马路上去找一找,试一试。
其实最慌的是我,尽管我时常嫌弟弟像一个跟屁虫儿一样粘着我让我玩得不尽兴,可心里却爱极了这个小弟弟,在日常生活中也很会疼他、照顾他。我想这可能是女孩子的天性,喜欢照顾比自己年幼、柔弱的弟妹,或者说,是把他们当了活的玩具,在他们身上开始演戏自己的母性。
爸妈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一定在家死等着等弟弟回家,哪里都不许去,然后两个人就匆匆出了门。
我小的时候算是胆大的,跟男孩子一样爬墙上树,上房揭瓦,可我有一怕,那就是怕黑夜,尤其怕黑夜里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听那黑乎乎的窗外西北风呼啸,我害怕极了,平时听到的故事里的大灰狼、妖魔鬼怪们似乎都变成了真的,就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或者家门口前埋伏着,准备把我拿下。我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拿着一只装着爆米花的碗躲在桌子下,背靠着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桌子外的一小块地方,心跳得似乎要跳出来。家里唯一有声音的、能多少给我壮一点胆子的,是那只墙上的小喇叭。
那时候,学校给家属院的每户人家都安装了一个小喇叭,就钉在门口的角落里,供职工们听我们的矿物局自己新闻、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新动向、新形势,当然,也转播省电台的各种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
那一天,喇叭里正在转播省台的农民节目,在《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想过之后,一个好听的男声响起来:“农民兄弟们,社员同志们,大家好!农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就在这时,那个男声的音量被放小,另一个男声响起来:“今派出所送来一名走失幼儿,年龄五岁,头戴灰色八路军帽,身穿花褂子蓝裤子,脚穿黑布鞋,请家长速来认领!”
我一听,这不就是我弟弟吗?他身上那件花褂子还是我穿小了给他的,那天早晨因为不想捡我这件衣服穿还躲在被窝里哭了半天呢,可他什么时候变五岁了?我也不知道是喜是悲,是放松还是惧怕,忍不住一下子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我爸在同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赶到了派出所,当他见到我弟弟时候,我弟弟正安静地坐在人家的办公室里吃着警察叔叔给他的糖果,一张小脸儿上花花的,那是泪水和黄土高坡的黄土混在一起的效果。
我爸自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听那位警察告诉我爸说,是一位下班的老工人把我弟弟送到派出所的。
那位老工人骑车经过我们校门口的时候,听见有小孩尖利得不同寻常的哭声,要是以往,这位老工人会继续骑车走掉,可那天也不知为什么,他却停下来,顺着孩子的哭声一路寻了过去,结果在一个学生们不久前为植树造林挖下的深坑里发现了我弟弟,当时,我弟弟的嗓子都要哭哑了,浑身上下都是土,浑身因为冷也因为怕而簌簌发抖。
老工人问不出他的姓字名谁,也问不出他家住哪里,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并且没有留下姓名就离开了。
雁北的早春非常寒冷,晚上的气温更低,常常可以达到零下几度。如今想来十分后怕,我弟弟要不是遇到了好心人而遇救,恐怕那天小命就得丢在那个树洞里了。
弟弟找回来让我十分得高兴,一时间对他好得不得了,陪他玩,喂他饭,晚上睡觉也搂着他,就是去幼儿园的路上也紧紧牵着弟弟的手,唯恐他再丢了,当然也不再嫌弃他做我的“跟屁虫儿”了。(要加一句的是我们的幼儿园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就在校园与家属院的交界处,十分方便,谁家的孩子都是吃饱了饭自己去的,没有家长送。)
我弟的“壮举”也很快就在学校的老师们里传开了,人人都知道李老师家的儿子有了这么一遭“玩丢失”的经历。有一天我牵着弟弟的手去幼儿园,一位碰到我们的邻居打趣说:“让姐姐找条绳子来吧,打个结儿,把你和姐姐都拴在里面,那你就再也丢不了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真的在妈妈的缝纫盒子里找到了一条长长的松紧带照做了,直到几天之后发现两个人拴在一起太不方便才作罢。
如今,我和弟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但彼此感情却一直非常好。有变化的是,我那个当年淘气的弟弟出落得十分出息,现在,更多的是他在挺我,而不是我在挺他了,但是,我知道,只要有一天他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力以赴地帮助他,正如我们小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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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我这个想法让你讪笑,在我眼里,我家的一对猫儿猫女正像人类的幼儿一样心思单纯、活泼可爱,他们之间的姐弟情与我们人类幼年时的手足之情应该也无大的分别。养过猫猫狗狗的朋友铁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并会深以为是。
小时候,我弟弟也是我的“跟屁虫儿”,我走哪儿他跟哪儿,甩都甩不掉,有时候真是讨人嫌得不得了,恨不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弟弟,那我就可以尽情地跟小朋友玩而不用拖着这个小尾巴了。
雁北的早春总是刮着呼呼的西北风,黄沙漫漫。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午,五岁的我成功地金蝉脱壳,甩了三岁的弟弟,骗他说妈妈给他准备了好吃的,而我自己和小朋友们疯玩了一下午。当天已擦黑的时候,又渴又饿的我回到家里,却发现弟弟还没有到家。
那天我妈本来要回医院值夜班的,她匆匆做好了家事,一边陪我吃晚饭,一边等弟弟回家,可左等右等,这小东西仍然不见踪影。天几乎都黑了,我爸也下班回到了家,我妈打发我爸到有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孩的、我们常去玩的几位邻居家里去找一找,看看我弟弟是不是在人家家里。
七十年代中期,社会还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象我们居住的学校的家属院,那就更加安全。家长们都是学校里的老师,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熟人;各家的孩子们也都从小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小学、中学,所以大人、孩子彼此窜门子是常事儿,有的时候赶上别人家的饭点儿,孩子们被留下来吃顿饭的事情也是十分寻常。
我爸在家属院里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看到我弟弟,但听其中一位邻居说起,她曾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见到过我弟弟,逗着问他要去哪里,这小东西自信又自豪地说:“我要到马路上看汽车去!”邻居没把他的孩子话当真,由他去了。要知道,走出大大的家属院,穿过长长的、园、绕过一栋栋的建筑而达到校门外的马路上是好大的一段距离呢,对于三岁的小孩子来说,那可是个壮举,在这个学校成立几十年的历史里,还没听说过谁家三岁的孩子办到过这一点。
我爸找了一圈儿没找到,只能寄望于他自己肚子饿了已经回家。但当我爸回家之后看到我弟弟竟然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不禁有些慌了,跟我妈一合计,决定两个人一个人在院子里、邻居家继续寻找,一个人就到和家属院一墙之隔的诺大的校园里,以及校门外的马路上去找一找,试一试。
其实最慌的是我,尽管我时常嫌弟弟像一个跟屁虫儿一样粘着我让我玩得不尽兴,可心里却爱极了这个小弟弟,在日常生活中也很会疼他、照顾他。我想这可能是女孩子的天性,喜欢照顾比自己年幼、柔弱的弟妹,或者说,是把他们当了活的玩具,在他们身上开始演戏自己的母性。
爸妈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一定在家死等着等弟弟回家,哪里都不许去,然后两个人就匆匆出了门。
我小的时候算是胆大的,跟男孩子一样爬墙上树,上房揭瓦,可我有一怕,那就是怕黑夜,尤其怕黑夜里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听那黑乎乎的窗外西北风呼啸,我害怕极了,平时听到的故事里的大灰狼、妖魔鬼怪们似乎都变成了真的,就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或者家门口前埋伏着,准备把我拿下。我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拿着一只装着爆米花的碗躲在桌子下,背靠着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桌子外的一小块地方,心跳得似乎要跳出来。家里唯一有声音的、能多少给我壮一点胆子的,是那只墙上的小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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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喇叭里正在转播省台的农民节目,在《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想过之后,一个好听的男声响起来:“农民兄弟们,社员同志们,大家好!农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就在这时,那个男声的音量被放小,另一个男声响起来:“今派出所送来一名走失幼儿,年龄五岁,头戴灰色八路军帽,身穿花褂子蓝裤子,脚穿黑布鞋,请家长速来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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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在同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赶到了派出所,当他见到我弟弟时候,我弟弟正安静地坐在人家的办公室里吃着警察叔叔给他的糖果,一张小脸儿上花花的,那是泪水和黄土高坡的黄土混在一起的效果。
我爸自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听那位警察告诉我爸说,是一位下班的老工人把我弟弟送到派出所的。
那位老工人骑车经过我们校门口的时候,听见有小孩尖利得不同寻常的哭声,要是以往,这位老工人会继续骑车走掉,可那天也不知为什么,他却停下来,顺着孩子的哭声一路寻了过去,结果在一个学生们不久前为植树造林挖下的深坑里发现了我弟弟,当时,我弟弟的嗓子都要哭哑了,浑身上下都是土,浑身因为冷也因为怕而簌簌发抖。
老工人问不出他的姓字名谁,也问不出他家住哪里,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并且没有留下姓名就离开了。
雁北的早春非常寒冷,晚上的气温更低,常常可以达到零下几度。如今想来十分后怕,我弟弟要不是遇到了好心人而遇救,恐怕那天小命就得丢在那个树洞里了。
弟弟找回来让我十分得高兴,一时间对他好得不得了,陪他玩,喂他饭,晚上睡觉也搂着他,就是去幼儿园的路上也紧紧牵着弟弟的手,唯恐他再丢了,当然也不再嫌弃他做我的“跟屁虫儿”了。(要加一句的是我们的幼儿园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就在校园与家属院的交界处,十分方便,谁家的孩子都是吃饱了饭自己去的,没有家长送。)
我弟的“壮举”也很快就在学校的老师们里传开了,人人都知道李老师家的儿子有了这么一遭“玩丢失”的经历。有一天我牵着弟弟的手去幼儿园,一位碰到我们的邻居打趣说:“让姐姐找条绳子来吧,打个结儿,把你和姐姐都拴在里面,那你就再也丢不了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真的在妈妈的缝纫盒子里找到了一条长长的松紧带照做了,直到几天之后发现两个人拴在一起太不方便才作罢。
如今,我和弟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但彼此感情却一直非常好。有变化的是,我那个当年淘气的弟弟出落得十分出息,现在,更多的是他在挺我,而不是我在挺他了,但是,我知道,只要有一天他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力以赴地帮助他,正如我们小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