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点儿政治，从扎卡维之死说开去

		文章来源: 黄杨 于 2006-06-10 09:08:38

恐怖分子扎卡维被炸死的消息一经传出，西方世界振奋不已。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声明，说扎卡维之死，能够让和平与安定提早降临伊拉克。其实，消灭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并不等于该恐怖组织的消亡，人们没有必要过早乐观。再说，以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对付恐怖主义活动，做得最好也就是治标不治本。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渴望和平，反对战争，主张用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文明国家所接受。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暴力却无处不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伊拉克战争，从每天发生的家庭暴力到雨后春笋般的人肉炸弹，无不证明暴力又是人们解决争端的惯用手段。 暴力对人类的危害显而易见。仅二次大战就有五千多万人被夺去生命，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几乎变成一片废墟。鉴于现代化的暴力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鉴于主权国家（State）无力承担制止战争的责任，战后，联合国诞生了。人们寄希望于新型的国际政治组织来阻止战争，保障世界和平。 不幸的是，在联合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战争依然连绵不断，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从柬埔寨，苏丹，索马里的内战到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暴力像一头疯狂的巨兽，为害人间。人们不禁要问，非暴力在现代社会就行不通吗？ 其实，解决争端并非一定要使用暴力。历史上，使用外交手段化解危机的事例比比皆是，即便一些涉及到政权更迭和引发重大社会变革的政治运动，也有以非暴力闻名于世的。上世纪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 提到非暴力，人们自然会联想起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它导致了印度最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这个以非暴力为主流的民族独立运动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有着鲜明的区别。 但是，甘地倡导的非暴力究竟有没有普遍意义，能否作为解决当代国际争端的一种选择，仍有待深入研究。虽然，甘地具有浓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非暴力思想为陷入现代主义迷津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但要说服人们相信甘地还是非常困难的。 在印度近代历史上，当印度那帮主张精英政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们在面对英国殖民主义重压而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甘地从发掘印度民族文化着手，重新解释了非暴力，使宗教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创立和发展了以非暴力为核心内容的甘地主义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理论武器。 甘地认为，以暴力为后盾的英国殖民统治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印度之所以沦为英国殖民地是因为印度人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把印度拱手送给了英国。要摆脱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就要拒绝现代文明，首先以非暴力的方式获得精神上的独立。 甘地主义最大限度地发动起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使印度的独立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因此，甘地也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和“国父”。 甘地的非暴力概念是在传统的非暴力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暴力一词最早见于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广森林奥义书》，梵文写作ahimsa，意为“不杀”或“不害”。印度的古代宗教都宣扬非暴力信条，耆那教以严格奉行非暴力而著称，把非暴力置于信徒们正行的五戒之首，要求对一切生物实行绝对的不害。非暴力的概念在佛教中有了发展，作为一种戒律，它不仅消极的要求不害，而且还增加了泛爱众生的内容。印度教也把非暴力列为“五德”之一，但是，对非暴力的解释则非常灵活。《摩奴法典》规定，猎杀动物作为牺牲或食物，以及在自卫中杀人都可以称为非暴力行为。 甘地的非暴力概念尽管与传统意义相似，其本身却有着 鲜明的特点。它包含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爱和消极的方面----不害。前者包括后者，代表着非暴力的本质。 甘地在使用非暴力的概念阐述其政治思想时，主要强调的是非暴力的本质方面，即爱的精神。他清楚地认识到，耆那教所宣扬的绝对不杀生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做不到。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情况下杀生是不可避免的；或者，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杀人亦不可避免。 甘地在其主办的《青年印度》上曾经举例强调过杀人与非暴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指出：“假设有个人手中持刀，到处乱砍乱杀，杀死他所遇到的任何人，而没有人敢于活捉他。无论是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受到社会的赞许，并被看作是仁爱之人”。甘地认为，只有摆脱了仇恨，愤怒，自私等恶念，这些行为都可以成为非暴力行为。 甘地的非暴力概念是其在南非领导印度人反对殖民当局实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形成的。起初，人们把甘地领导的以和平方式抵制政府的不合理法令的反抗运动称为“消极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当时的传媒也以此称呼该运动。然而，甘地对这种说法特别不满意，他认为把非暴力抗争活动称为“消极抵抗”是一种误解。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了这种抗争的形式，而未理解它的本质。因此，他发明了“坚持真理”（Satyagraha）一词，把他所领导的非暴力斗争定义为“坚持真理”运动。 甘地把“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斗争同消极抵抗作了严格区分。 他认为消极抵抗是弱者的武器，其特征是这种形式的斗争起源于仇恨，最终将导致暴力的发生。他否认印度民族主义斗争采取非暴力斗争形式是一种被压迫民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甘地认为，非暴力抵抗邪恶的对象是恶，而不是做恶者。因为作恶者的内心深处也具有善性，只是由于其善性被情欲和实际利益所蒙蔽。非暴力抗恶的目的在于使作恶者觉悟，改恶从善。他的这种解释无疑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但是，当时印度的老百姓就是爱听。 在政治上，非暴力斗争总是以不合法的形式出现，即不同实施错误政策的统治者合作。如果被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会大打折扣。然而，在一个野蛮政府的统治下，不做顺民，必然会付出坐牢，杀头等巨大代价。所以，甘地认为 非暴力斗争是以自己忍受痛苦和牺牲的行为制止做恶者继续做恶。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精神，才是精神上强大的表现。 在甘地数十年领导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充满了绝食，自苦等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事件发生。 表面看来，同其他西方化的政治精英相比，甘地是落后于时代的，然而，正是这个甘地，把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实践和印度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把亿万印度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掀起一波一波的民运高潮，弄得英国人愣是拿他没辙。 甘地的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和斗争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理念。他从来不把非暴力作为一种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手段就是目的。所以说，甘地的非暴力同当今世界流行的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独立后的印度基本上放弃了甘地主义。以鼓励竞争，刺激消费，满足私欲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无疑更迎合人类贪婪的本性，因而席卷全球。跟着甘地转了一大圈儿的西方化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如尼赫鲁），无论如何也做不到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而坐怀不乱，早就要沿着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了。把甘地的政治经济主张束之高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当今的印度为了称霸南亚，正在积极扩军，购买先进武器，在现代文明的舞台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因而，甘地的政治遗产在印度几乎荡然无存。 尽管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风靡一时，俯瞰世界，当今的战争仍多起源于争夺权力和资源。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明的碰撞虽然不可忽视，但是，权力和资源重新分配才更应引起重视。近年来，中国，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加快了经济现代化步伐，对能源需求日益增加，引起西方国家恐慌，“中国威胁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正是因为非西方国家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才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临来自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挑战。 在崇尚个人平等自由，强调国家民族利益，鼓励追求财富和权力的现代社会，在民族主义再次张扬的今天，很难想象哪个国家会主动退出对世界有限资源的残酷竞争和掠夺。理论上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一矛盾势必加剧世界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战争。当今各国现存的核武器足够将全世界彻底摧毁，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没顶之灾的阴影之中。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则无止境。温饱的奔小康，富裕的要奢侈。世界油价飙升，美国人的汽车却越开越大，不发动伊拉克战争成吗？ 按照甘地的说法，现代文明犹如毒品，染上之后，不易戒除。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甘地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同时也是十分超前的。尽管甘地为我们开出了治疗痼疾的药方，但世界大国并非愿意照方抓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