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在维珍尼亚（Virginia）发生的事件，标志着总统特朗普将联邦执法机关变成个人压迫与报复工具的新阶段。他正在破坏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承诺：法律的公平与平等执行。

周四晚间，特朗普挑选的东区联邦检察哈利根（Lindsey Halligan）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James Comey）提出极具争议的指控。这项起诉发生在特朗普临时任命她后仅四天，且距离相关指控的追诉时效到期仅几日。

特朗普选择哈利根，是因她愿意服从。他曾在科米案件及另一案件中，被拒绝提出指控的前任检察官西伯特（Erik Siebert）被迫离职。西伯特及其团队花了数月调查，认定没有起诉理由。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宣称科米“罪有应得”，并表示哈利根将以前任“觉醒”检察官不敢的方式进行起诉。

早在本周之前，特朗普已逾越司法行政中的多条重要界线。他竞选时承诺追诉敌人，并任命忠于自己的官员，对总统不喜欢的人展开调查。这些行动本身就足以成为过去五十年最大执法丑闻的开端，但现在他更进一步，不仅下令调查，还操控调查结果。

他已取消法律盲目执行的假象。正如历代暴君，他迫害自己视为敌人的人，几乎没有其他理由，只凭政治权力。这令人联想到旧时王权理念“L’état, c’est moi”（我即国家）。

美国建国者正是意识到这种危险。在《独立宣言》中，他们谴责英王以“假借罪行”起诉美国人。后来，他们的后代建立了令世界羡慕的法律体系。

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司法偏差，例如红色恐慌期间或对民权领袖的监控，但水门事件后，美国迎来新的司法时代。历任总统明智地赋予司法部更高独立性。司法部长与其下属检察官建立了独立文化，并有内部规范支撑，使司法部官员无论党派如何都引以为傲。过去半世纪，司法部以公正著称。

这一体系在历次考验中仍保持稳定。近二十年前，时任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因政治原因解雇九名联邦检察官，引发国会施压迫使司法部长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辞职。虽然其罪行远不及特朗普，但原则清晰：将联邦检察官变成政治打手，将使司法部长丧失职位。

特朗普正在拆解这个体系。他任命亲信掌握高位，要求检察官将意识形态和忠诚置于法律之上，若敢指出指控站不住脚就被撤换。他利用最薄弱的借口指挥对敌人的起诉，正在撕裂支撑国家的基本公平理念。

对科米的打击带有个人色彩。特朗普因八年前科米拒绝效忠他，反而展开2016年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刑事调查而心生怨恨。特朗普长期指控科米非法向媒体泄密，并向国会撒谎，但前任检察官西伯特认为证据不足。

最新起诉书极短且薄弱，指控科米在2020年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虚假陈述，以及在同一证词中阻挠国会程序。哈利根寻求的第三项虚假陈述罪遭大陪审团拒绝。科米一再否认误导参议院。

科米只是特朗普敌人清单上的一人。特朗普还要求起诉纽约司法部长詹姆斯（Letitia James），及领导特朗普第一次弹劾案的加州参议员希夫（Adam Schiff）。他以虚构房贷申报为理由，试图将对方定罪，甚至曾指示宾州检察官对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John Brennan）起诉，也要求调查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特朗普盟友的辩解毫无说服力。他们声称特朗普与司法部长邦迪（Pam Bondi）的作为不比拜登司法部对特朗普的起诉更糟。当时指控涉及2021年1月6日首府暴乱及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以及从白宫带走敏感文件。这种比拟错误，因为当时有确凿证据，现今对象却尚无。

独立司法体系的破坏只是特朗普滥用总统权力的一种方式。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在其他滥权问题上表达关切，如德州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批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卡尔（Brendan Carr）禁止占美金梅（Jimmy Kimmel）上节目是“极度危险”；肯塔基参议员保罗（Rand Paul）谴责加勒比海销毁船只等行为。不过，几乎没有共和党人针对特朗普操控检察权表达过实质行动。由于他们掌控国会，唯有行使调查听证与传票权，才能向美国人民示警，特朗普正威胁社会秩序。

滥用羁押权力在自由社会尤其可怖。美国已进入一个危险的新不义时期。

以上翻译内容取自《纽约时报》之公开报导，仅为华语读者提供主流媒体之新闻论述、社会舆论及文化观点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