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M·赫森是《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作者，2024年因评论写作获得乔治·波克奖。他著有11本书，包括《未来即历史：极权主义如何重掌俄罗斯》，该书于2017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当一个国家剥夺你应有的权利和保护时，就是在告诉你，不再承认你的存在。也有的时候，是你发现自己已经认不出这个国家了。
人们离开，家庭因政治立场而破裂，友谊瓦解；曾经受人敬仰的人和机构被诋毁，昔日的恶人却被奉为圣徒；熟悉的面孔从公共领域消失，一种咄咄逼人的整齐划一席卷而来，生活的物质条件发生变化。
吉米·坎摩尔的节目被无限期停播，正是这种社会景观转变的一个信号。新闻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正在从一个样子转变为另一个更专制的样子。电视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看上去不同，听上去不同，感觉也不同。
一张熟悉的面孔，一个熟悉的声音消失了。上周五晚上，一些人打开电视，本以为会看到一位喜剧演员正在迎接下一位嘉宾，却看到一场对查理·柯克的悼念。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无论是对政府项目的大肆破坏，还是对移民突袭中表现出的冷酷，都有一个共同点：改变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经济和心理体验。
特朗普正在按自己的形象重塑这个国家——粗鲁、冷酷、带有过多的恶意。他的政府计划以查理·柯克之名，进一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攻击，这正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公民社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可承受，而这个政府传递出的信息是，这种公民社会的事情，不再属于这个国家。
而跨性别者也一样不被容纳。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我们并不存在。然而同时我们却被视为国家的威胁。柯克在被枪杀时，正是在回答一个关于所谓“跨性别大规模枪手”现象的问题（这是一个他自己曾大力传播的虚假说法）；而据报道，涉嫌枪杀柯克的嫌疑人似乎有一位跨性别的恋人。
这些消息让跨性别者被抛弃的过程急剧加速。
周一早上，在结束周末的外出即将返家之前，我在手机搜索栏里输入了这样几个词：“著名跨性别者”。接着是“跨性别记者”、“跨性别教授”，还有几个类似的词条。
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搜索结果中。这是我用来粗略评估自己是否会成为攻击目标的一种方式。看起来风险不高——即便刚刚过去的周末，特朗普和他的重要盟友还在指责左派，尤其是跨性别者，应该为柯克被杀负责。
我心想，好吧，我现在还可以回家。
在自己家中感到时日无多的感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十二年前，为了保护家人免于俄罗斯针对LGBT父母发起的夺子行动，我被迫离开俄罗斯。这些年来，俄罗斯不断把LGBT人群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名单。其他的名单——比如“外国代理人”“不受欢迎组织”——则针对记者、学者、媒体和大学。
自从俄罗斯对我发出通缉令，并导致我被缺席判刑后，我反复做一个噩梦：我正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一开始感到兴奋，但随后想起，只要一落地我就会被逮捕。
土耳其知名政治专栏作家艾杰·特梅尔库兰，如今身处流亡之中。她曾描述过自己某一刻的顿悟：“我当时站在突尼斯机场的登机口，刚刚和律师通完电话。他说，‘他们今天抓了好几十个记者。你去度假吧，去别的地方，随便去哪儿。’我看着正要登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乘客，又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登机牌。我试着把机票从回家改成去其他地方，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土耳其已经不再是我的国家了。”
这段话出自她的书《如何失去一个国家》。
想要融入特朗普的美国，必须表现出积极服从。这种服从，正在越来越多的大学中体现出来。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自愿将校旗降半旗，以纪念柯克。与此同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知约160名学生、教职员工，他们的名字已被移交联邦政府，理由是涉及“涉嫌反犹事件”。
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和中东历史学者乌萨马·马赫迪西，或许是唯一两位公开谈论自己收到相关邮件的人。巴特勒认为，其他人的沉默正是出于恐惧。
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根据。过去八个月，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名单是如何被利用的：将学生和教授逐出大学，甚至逐出这个国家——并借此警告其他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已不再安全。
他们，被标记为一个旧时代名单中的用词：不属于“美国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正被这个政府盯上。我问她，她的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小了。她说，不完全是，“这更像是某个人去世时的感觉。总会有人让你失望。但也会有人站出来，他们经历过你经历的一切。”
有些东西正在死去：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熟悉感。
巴特勒告诉我，当她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邮件时，她一度无法相信，大学竟然会如此严重地违反自身的程序，辜负了保障学术自由的责任。她难以相信——尽管她研究的正是专制体制。尽管她眼下正在写一本关于卡夫卡与法律的书。
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主人公被逮捕，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巴特勒收到的那封来自大学法律顾问的信，同样没有说明她是否正在接受调查，也没有说明所谓的“罪名”。
我想到的不是小说情节，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尤其是1938年，在巴黎发生的刺杀事件，一位波兰裔德国犹太少年赫谢尔·格林施潘刺杀了一名纳粹外交官。我会想起这件事，是因为那也是一次刺杀；因为像大多数公共暴力事件一样，是由一位年轻人所为；也因为那是一次绝望之举。
格林施潘的家人遭到德国和波兰双重排斥，与约一万两千人一起被困在两国之间的“边境地狱”。他寄居在巴黎的叔叔家，无法帮到家人。他决定杀死一个被他视为造成家人痛苦的代表性人物。
如果犹他州调查人员目前公布的信息属实，泰勒·鲁宾逊也可能怀有类似的绝望与愤怒。
格林施潘的行动成为纳粹发动“水晶之夜”的借口。那是一起持续两天的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在此期间，纳粹当局逮捕了近三万名犹太人，这是纳粹政权第一次因为“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将人群大规模投入集中营。
但让我觉得这个类比最贴切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在表达时的焦虑。这个类比看起来非常直接：被杀的人代表着一种仇恨意识形态，而那个被认为杀了他的人，是一位可能试图以最极端方式反抗这种仇恨的迷失青年。
但在这个国家如今的氛围下，有某种东西在告诉我，我不该说出这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