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法律系爆出深伪色情图片事件，三名受害者（左起：Emily、诗慧及小光，化名）以“N号folder”之名公开事件。
警告：内容可能含有冒犯性语言及性暴力描述。
这群香港大学的女生说她们意外修习了一门现实的法律与社会课。
今年7月，三名香港大学法律系女学生以“N号folder”之名，曝光近半年前，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被同系一名男同学（下称：X）制成深伪色情影像一事。事件至少共涉及同系17名女同学。
但随着事件发展，她们发现，来自顶级的法律学府的自己也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香港的法律帮不了她们。目前本地法律仅禁止未经同意发布私密影像，并不涵盖“单纯制作”的行为。
学校也被指冷处理了事。该名男生仅获发警告信及被要求道歉，随后数度与受害者一同上课，让这些女生感到“恶心”。
这群女生一度无助、失语。修读法律的训练，强调坚实的论据，但法律条文缺席，她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人解释“这件事就算不犯法也是有问题”。
BBC中文访问到吹哨人和受害者，她们讲述怎样跳出书本上的案例，在真实世界挣扎前行——其中一人说：“法律不是圣旨，绝非判断对错的唯一标准”。熟悉性别议题及法律学者亦分析，监管网络制作行为存在执法困难，但有其社会价值。
小光形容，目前香港法律监管不到制作深伪色情影像行为，“是一个法律黑洞”。
深伪是一种新型“偷窥癖”
港大法律系学生Yvonne是事件的吹哨人，也是X当时的女朋友，事发后二人已分手。
今年2月中，她在X的同意下借用其电脑，无意间发现一个文件夹，内有25个档案，全以女性名字命名。Yvonne认出，当中绝大部份是同系女同学，还有X的中学老师及小学同学。
她点开看，发现里头全是照片：有当事人的社交媒体截图，还有用Deepfake（深度伪造，简称深伪）技术制作的色情照，加起来共700多张。“每一个folder（资料夹），就代表一个受害者，”Yvonne感到很惊讶。生成影像的建档日期较早可追溯至2024年5月，她推断，X的行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Yvonne的感受混杂：一方面觉得被X背叛，另一方面反问自己为什么介绍朋友给X认识。她推测，受害人是X“性幻想的对象”，他的行为就是“将窥探别人私隐的欲望具象化”。
她挣扎过要不要告诉受害人，最后“觉得做正确的事，比起我当时对他的感情更加重要。 ”她想保留证据，用手机拍下档案里的每一张照片，然后把它们从电脑全部删除，以防止外传。
Yvonne作为吹哨人揭发了香港大学法律系男生制作的深伪色情照。
BBC中文记者打开X使用的深伪网站，发现该网站有多国语言版本，设免费及付费服务，可用于“裸体脱衣”或“试验幻想”。用户须先注册，登入前会提醒“未经许可不得使用他人照片”。
岭南大学社会学学者黎苑姗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她对BBC中文指出，制作深伪色情影像“一定跟性有关”，它的本质“就是脱人衣服”，而影像即使是伪造，亦是一种性暴力。“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不可以生成你的同学当特首，或者做太空人登陆火星呢？”
黎苑姗坦言，无法凭空评论制作者的心态，但她援引针对偷拍者的研究作类比，指出其想法离不开掌握权力、性满足或者报复。
决定充当吹哨人的Yvonne开始通知认识的受害者。小光是其中一人，她看过那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档案，里面有其生活照及学校活动照，还有以此生成的三类图片——泳衣照、裸照及正进行性行为的照片。
小光觉得很恶心，“你知道是假，但仍有一种好像被人看到真的一样，有少少好像无穿衣走出街的感觉。”相片不算十分逼真，但她认为问题并不在真与假。“在受害者的角度，或者是加害者的角度，我会觉得自己被人看了；加害者会觉得：我看到你的（身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Security Hero发表的《2023年Deepfake报告》发现，2019至2023年五年间，网络上深伪影片的数量增加了550%，总数超过9.5万条，当中98%含色情内容，99%目标对象都是女性。
在英国，制作、分享未经同意的伪造私密影像均为刑事罪行。英国杜伦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克莱尔·麦克格林（Clare McGlynn）是有份推动相关立法的学者，她曾形容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新型“偷窥癖”——受害者同样会感到被羞辱，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受到侵犯。 因深伪影像更易制作，且无需受害者在场，所以“更加邪恶”。
目前香港有专门应对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的刑事法例，但不适用于此个案。
“这是一个法律黑洞”
然而，香港的法律和英国有所不同。
香港有专门应对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的刑事法例，但不适用于此个案。
2021年，香港修订《刑事罪行条例》，监管窥淫、偷拍及未经同意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等行为，当中私密影像的定义涵盖以深伪或移花椄木方式等“经修改”的影像。
法律评论员黄启旸对BBC中文表示，法例涵盖深伪算是进步，但条文要求的犯罪元素是“发布”，犯罪意图则是令到被描绘者有困扰等心理状况，“他纯粹自己收藏，自己观赏， 未必符合这个犯罪意图的部分”。
香港个人私隐专员公署回应事件时，在新闻稿中引述“起底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即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披露资料，意图或罔顾导致伤害，并指已就港大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但没有交代调查对象。
黄启旸指出，该条例重点在于“披露”，“如果他（X）不是打算让人看的，那就很难算是披露”。
至于有声音指吹哨人揭发事件或侵犯私隐，黄启旸认为，若社会觉得制作深伪是一个冒犯或违反道德的行为，那揭发也是一个合理的辩解理由。
黄总结，在现行法律下，“单纯制造深度伪造的色情图片，应该都不会是刑事罪行，”他补充“香港唯一不发布也会有罪就是儿童色情。”
获悉事件后，这群法律专业的学生展开寻找法律条文的旅程，尝试寻找可处理的出口。小光也找过上述条文，发现均不适用，另有同学曾经对比受害者年龄与图像生成日期，亦未见触犯儿童色情的情况。
小光最后发现，较为相关的香港法例剩下《性别歧视条例》。根据该条例，性骚扰属于民事违法行为，当事人可向独立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投诉或向法庭提诉。
法律学者、律师庄耀洸曾担任平机会反性骚扰运动工作小组副召集人，他亦认为这是此案直接相关的法律。他解释，就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对方感到冒犯侮辱或者威吓，就是性骚扰。
不过，黄启旸向BBC中文记者指出，“若你在受害人面前拿那些照片给他看，就很明显是性骚扰”，但若受害人感到受伤害，仅因为知道对方曾制作深伪色情，其连结相对间接，担心难循性骚扰处理。
小光曾与同学咨询法律意见，获告知刑事方向走不通，若民事提诉则需要高昂的金钱及时间成本，她们初期亦不确定事件是否符合性骚扰定义，延至近日才向平机会投诉，惟获告知该机构性质以调停为主。
平机会回覆BBC中文查询仅表示，已接获此案投诉，至于某一个案是否构成性骚扰，需要审视事件涉及的具体事实和指称。
“搜寻一大轮是没有东西帮到自己的时候，比平时做功课更惨，因为这件事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假设的情况，”小光说，“这是一个法律黑洞，因为它不存在一个可以监管到这个行为的任何法律。”
英国法律学者麦克格林说，“任何刑法只有在融入日常行为才会变得真正有效。”
校方的冷处理
Yvonne最终找到17名愿意跟进的法律系受害者，Emily是其中一个，“香港现行法例应该是涵盖不了，所以我们没有去报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找学校。”
她们相信学校会是一道防线。
3月中旬，她们发电邮向香港大学提出两项要求：召开纪律委员会；为部分同学安排调课。不到两周，校方约见代表小光及Emily，还有揭发事件的Yvonne。
与会学生说，会上，教职员直言咨询过律师，但目前大学规程无法应对X的行为，难以处理。
三个学生代表觉得不合理。据她们理解，纪律委员会曾经处理学生抄袭或伪造上课纪录的个案，有学生被罚停课或者在成绩表留下纪录。Emily当下反问教职员：“现在的事情（是否）比抄袭或是拍卡假装上课更严重？”她指，教职员承认情况更严重，又称校内框架失效，有待更新。
“我们都明白，大家都读法律， 你有规矩你才可以处理。但有时候，有些情况是否要这样死板呢？我们都会问学校，会否可以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呢？”Emily说。
“我们都明白，大家都读法律， 你有规矩你才可以处理。但有时候，有些情况是否要这样死板呢？”Emily说。
最后校方向X发警告信，并要求X道歉，又指学生可办络校内的平等机会办公室，若决定报警，涉事者罪成，校方可惩处。
4月中，教职员透过电邮向小光抄送X的亲笔道歉信，还提醒切勿公开信件内容作为报复。“一打开pdf（文件档案）就只有半页，”小光说，道歉信只有60字。X在信中也没有提及自己所做的事。
Emily觉得校方不应如此了事，目前做法会令到对方“没有后果”。她认为起码要在成绩表留下纪录，“要令到他觉得够深刻，他才不会再做”。
她与X本身是朋友，曾一起上课、吃饭，参加比赛。事发至今，她仍然不敢看自己被生成的照片，“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画面， 我想会比较少创伤。”
Emily说，事发后校方迟迟未处理调课安排，使她仍要与X在课堂上见面。她与另外一名受害者曾至少四次跟X共处同一个课室。“我们承受不到这样近的距离，觉得专心不了、视线连避都避不了。”
法律学者庄耀洸认为，校方或因规则所限，目前无法处罚涉案者，但仍然有责任保护受害学生。
他指出，学校有责任向学生提供“包括性方面没有敌意的环境”，避免二次伤害。而校方在接到投诉后，应要先由熟悉性别议题的联络人介定事件性质，向学生解释求助路径，同时将事件主动转介至有关部门跟进。
校方最后向X发警告信，并要求X道歉，但此举未让受影响女生满意。
再度发酵
后来学生们忙于应对考试，事情就暂且放下。今年7月，Emily成为点燃社会讨论的关键人物。
YouTube演算法为她推送一段短片，讲述今年马来西亚有中学生以深伪技术制作并售卖女同学不雅照片，涉事学生起初仅被校方记过。Emily顿感事件性质及细节相似，“不只是香港会发生这件事，Deepfake议题已经跨越国界，所以我会觉得又惊讶又荒谬，这件事已经普遍到超出我的认知。”
早于2020年，台湾爆出网红“小玉”以深伪技术将女性名人换脸制作色情影像；去年韩国有多个Telegram群组疯传合成影像，受害者甚至有未成年中学生。香港也有立法会议员收到疑似诈骗电邮，当中附以与裸露女生合成照要求“花钱消灾”。
马来西亚的同类事件，令Emily感到“原来有同路人”，她获得勇气，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提及港大有同类个案，后经朋友转发公开，惹来大众关注。
马来西亚今年爆出中学生以深伪技术制作并售卖同学不雅照片，Emily受启发决定公开港大个案。
Emily纠结过要否再挺身而出，“我的伤害已经接受了......我不希望这样就算了”。不想“算了”的还有小光及诗慧，她们组成一个小组，将事件命名为“N号folder”，开设一个社交帐号交代详情。
其后，香港大学连发两份声明确认事件，指涉事男生承认其涉嫌行为，校方向他发出警告信，要求他向受影响同学正式道歉。声明又指，该人对其行为感悔意，已退出下学年海外学术交流。
校方表示，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骚扰或不当行为“零容忍”，处理案件时按《香港大学条例》、规程及法律法规评估，并澄清“不代表投诉结案”，相关部门近期再与相关同学联系，港大亦会配合执法机构；另会加强教育和宣传，提升学生法律意识和道德操守。
香港行政长官、议员及不同机构亦迅速回应事件，但坊间也有言论认为：男同学没有犯法，是吹哨者太多事，不公开就没有伤害；受害者是“女权”、“思想警察”……
这些批评再次将她们卷入一场法律与道德的思辨。
诗慧自言是三人之中自我怀疑时间最长的人，受访过程中一直戴着帽子，再用风衣盖着头顶。
她看过自己被生成的图像后，有一段时间不敢使用社交媒体，“你越想越发觉这件事是避无可避，甚至你都不知道，究竟可以怎样预防这件事的时候，就会开始害怕。”
诗慧理智上知道，社会惯常审视性暴力受害者的言行举止，自己不需要有同类想法，但还是无法阻止脑中的轮回，“是不是我贴的那张照片、我自己的衣着打扮、我的什么有任何问题？ 导致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做这样的行为呢？”
相比诗慧的自我怀疑，小光则笑言自己“过于理直气壮”，是“完美受害人”。
小光直言诗慧的自我审视荒谬，“我们竟然要在这里不断强调自己社交媒体发的东西好正常。我穿什么不代表他要整我，不（要）合理化这件事”，并批评社会对待性暴力的行为太过宽容，常以合法与否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 。
“法律未跟得上这个位置，我们着眼的不是‘What the law is’（法律是什么），是‘What the law should be’（法律应该是什么）。”小光说。
诗慧曾与朋友分享案件，但得到“他好像没有犯法”的回应。她一度动摇，“没有案例、没有法律去跟我说这件事是错的，那我怎样说服自己这件事是错的呢？”甚至质疑“可能是我自己太敏感呢？难道我要刑事化所有有性幻想的人吗？ ”
诗慧一度失语，“这件事是你知道出了问题，但是你讲不出究竟它哪里是问题”。后来再细想，她直指，制作后便有被发布的风险，而且过程没经过当事人同意，已剥夺性自主权。她认为这种行为不止是“性幻想”，“当你真的将你的思想变成一个实质上的图片，然后保留在你自己的电脑里。整件事的性质都不一样。”
诗慧自言是三人之中自我怀疑时间最长的人，担心现身或被人评头论足。
“一世的心魔”
熟悉性别议题的学者黎苑姗认同这种恐惧，她指受影响的并不只是受害者，社会整体也要承受负面影响——每个人都会担心自己随时被伪造色情影像。
她表示外国已有案例，色情影像被制作后会流通，甚至被贩卖，无人能确保制作成品不会外传。她解释，女性之所以成为主要受害者，是因为“性永远是一种羞辱她们很有效的方式”。
香港女生Janice数年前有过类似经历，有人将有其样貌的合成裸露影像私讯予她的朋友，有朋友也反映感觉图片像她本人。
Janice即时取消原有的社交媒体帐号，担心被跟踪的她不敢出门，甚至旷工，不时哭泣发恶梦。
“就算知道不是自己，我也觉得很羞家（有羞辱、丢脸的意思）。如果真的公开了，我没可能跟每个人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不见得光，是很丑陋。”
她和记者交谈时一度哭泣，“这个应该是一世的心魔。”
人工智能技术普及，也令深伪及数码脱衣技术变得垂手可得。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香港性暴力危机支援中心“风雨兰”透露，过去三个年度，中心曾处理过26宗涉及合成影像的求助。
人工智能普及，深伪及数码脱衣技术变得垂手可得。但黎苑姗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大众化，而是社会没有很强的道德取态去看这件事——觉得“可以容许”、 “玩玩而已” ，只是“无伤大雅的色情玩笑”。她说，因此当AI技术普及时，并没有以法律方式制止，亦变相纵容加害者。
黎补充，大众对于性罪行的不理解，亦会造成二次伤害，“令到受害者不停地去证明自己是受害者， 同时亦都要证明给自己听，其实自己是受害，但那种被伤害的情绪是不需要被质疑的”。
Emily想推动政府修法，规管伪造色情影像行为。
香港法律“应该再行前多半步”？
开设专页后，Emily常常忍不住去看留言，结果越看越气。她会呼吸困难，心跳加快，还会睡不着。
诗慧也察觉到自己情绪“不对劲”，关闭了手机通知。“我又会想：其实可能真是我的问题。”
小光形容“自己好像被人打完一顿，在叫救命了，还要被其他人搧了一巴掌。”
她们互相补位，谁的情绪许可，就由谁去应对。“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得久一点呀，”小光说。
7月，她们正式向平机会投诉，接受访问。她们想要推动政府修法，规管伪造色情影像行为。“大象转身是逐步逐步转的。”Emily说。
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这种立法难以一蹴而就。
2022年，英国法律委员会曾就“滥用私密影像”立法发表报告，报告虽然承认制作行为侵犯受害者的性自主权，但因为难以判定伤害的严重程度和执法困难，一度不建议将其纳入刑法。后来英国于2024年将分享伪造色情影像列为刑事罪行，至今年6月确认将扩至涵盖制作行为。
英国法律学者麦克格林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强调应将“制作”定为罪行，一方面协助执法，因事情发生时，受害者能报案，警方可起诉；同时能定调社会价值观。她解释，大众知道制作行为是犯法外，受害者亦被肯定及理解。
她说，“任何刑法只有在融入日常行为才会变得真正有效——人们会去遵守它，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不会不断质疑它。”
2021年，香港窥淫罪立法，谢伟俊是该法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回忆，当年法案涵盖“移花接木”，是因为社会出现类似趋势，但因执法困难而未将藏有或制作纳入监管。四年过去，谢伟俊坦言港大事件令人震惊，或是好时机“应该再行前多半步”。
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毛乐礼日前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称，政府应制定“针对性法律”处理AI生成影像问题。他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肯定无法阻止有类似坏念头的人将其付诸实行”。他又相信，只要政府愿意解决，立法工作可以“非常迅速地”完成。
法律评论员黄启旸认为，刑法扩至涵盖制作行为，虽有其道德基础，但应由社会讨论，需要民意代表做价值判断，但“我们的民主的机制就未必发挥到这个作用”，同时担心法例有被滥用的风险。
BBC中文向保安局查询会否修例。当局回覆称会不时检视现行法例的适用性及有效程度，确保法例能与时并进。警方表示，如有犯罪情报会执法，亦会网上巡逻，联络平台要求移除违法或不当内容。
这三名法律系学生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短跑比赛，你可以甚至形容这是一个马拉松——不要预期你现在说出来，我们（政府）就会修例，没那么简单的。”小光说。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去保护之后的人，不要再遭遇同样的事——我可以无助，但我不想之后的人无助。”
BBC中文曾尝试透过电话、短讯、电邮及同名社交媒体联络X，截至发稿均未获回应。
（尊重受访者意愿，Yvonne、小光、Emily、诗慧及Janice均为化名。）
这三名法律系学生知道要政府修法不易，但她们仍想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