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踪到一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藏于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图书馆中。那里仿佛是文学的宝库，弥漫着尘土与旧纸的气味，书架密集到在某些地方只能侧身穿行。
我已经寻找这本书好几个月了，在我看来，这本书在冷战的胜利中虽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但意义重大。
东欧集团在1989年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被提及的是东欧的经济停滞和阿富汗战争。但文学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这要归功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长期秘密行动。
这个行动在铁幕之内秘密运送了数百万本书籍，目的是削弱共产党对言论的审查。
虽然这个项目的具体效果难以量化，但这段历史为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尤其是在美国，一些保守派团体如今竟将冷战时期中情局曾向东欧传播的书籍和作者——包括《1984》——视为“有问题的内容”。
奥威尔的小说于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描绘了大洋国这样一个反乌托邦国家。在这个极权体制下，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真理部”工作。这个机构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它的职能不是守护真理，而是摧毁真理，篡改历史以配合政党和“老大哥”的当下需要，正如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真实的苏联体系中，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真理部”的机构，都是以莫斯科为样板。在苏联之外最大的东欧国家波兰，这套审查和宣传机制被称为“演出与公众表述审查总局”，总部几乎占据了华沙市中心一个街区。
从艺术到广告，从电视到戏剧，这个机构渗透进波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所有电视台、电台、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中都有雇员。波兰的每一台打字机都必须登记，每一台复印机的使用都受限制，甚至买一包纸也需要许可证。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书籍会被销毁。
结果就是思想的钝化。诺贝尔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称之为“词语统治”，即一个为了满足政权宣传需要而操控语言和话语的社会。在这个词语统治的世界里，华沙条约被称为保护波兰免受“修正主义”的德国新纳粹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攻击，尽管来自东方的帝国主义威胁才是真正的威胁。
麻烦人物、不合时宜的事实，以及令人不安的新闻调查领域都被清除出公共生活。比如，禁止提及俄波关系的复杂历史，禁止谈论卡廷事件中秘密警察屠杀波兰军官的事实，也不能说波兰存在严重的酗酒问题。
人们活在奥威尔式的“双重思想”中，在家里相信一套事实，在外面则接受政党许可的“真相”。
1945年，奥威尔发表讽刺俄国革命的小说《动物农庄》后，便在苏联被“抹去存在”，成了“不可存在”。在苏联境内，哪怕只是印刷中提到他的名字都非常危险。《1984》出版后，东欧各国全面禁止这本书，无论是哪种语言版本。
然而，一旦有小说的副本穿越铁幕流入东欧，便产生巨大影响。米沃什写道，这本书“难以获取，持有极其危险”，但奥威尔——一个从未到过东欧的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对那些人们熟悉的细节洞察入微”。
一些东欧读者虽然怀疑，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这些走私进来的《1984》和其他未经审查的作品，并非完全是偶然流入，而是美国情报机关长达数十年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这个名为“中情局图书计划”的行动，大部分时间是从纽约曼哈顿帕克大道475号一栋毫不起眼的办公楼中运作的。
在那里，中情局一个小型团队协调组织了向东欧偷运一千万本书籍和期刊。他们使用各种方式运送这些文学作品：改装卡车的暗格、航行波罗的海的游艇、邮件、以及通过无数前往西方的东欧旅客所携带的行李。
这个中情局计划覆盖整个东欧，并为每个国家指派专门编辑，从匈牙利一直到苏联。但这些书籍在波兰受到的欢迎程度最高，一方面是因为华沙政权在东欧中较为宽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波兰有着可追溯至沙皇时代的地下出版传统。
从1970年代末开始，波兰的地下印刷机开始大批量复制被禁书籍，许多印刷设备就是中情局计划成员偷偷购买并走私进来的，从而进一步放大了这些作品的影响。
1953年，《1984》的首个波兰文译本在法国由波兰流亡者耶日·盖德罗伊茨出版，他是中情局的线人，代号为QRBERETTA。那天我在华沙大学找到的就是这本版本。1957年，这本书连同几本其他禁书一起，被送给一位获准前往巴黎的波兰艺术评论家。他将书带回波兰，顺利通过边境。
从那以后的三十年里，这本书就在东欧发挥着它诞生之初便承载的使命：悄无声息地从内部瓦解苏联式共产主义。
到了1980年代中期，波兰已被未经审查的出版物淹没，其中一部分是偷运进来的，更多则是由地下印刷厂在本地复制出来的。共产党对信息的掌控开始崩溃，而一旦失去对信息的控制，波兰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也随之崩解。
1989年6月，共产党被迫举行半自由选举，由反对派团体“团结工会”赢得选举。波兰之后，局势迅速发展：一年之内，东欧所有共产政权都被民主选举的政府所取代。
进入2020年代中期，《1984》再次遭到限制，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美国的保守派、特朗普阵营的政客所打压。
2023年5月，爱荷华州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签署了第496号参议院法案。州长声称法案“让父母在孩子教育中掌握主导权”。但实际上，这项法案迫使爱荷华州的学校，从图书馆移除数千本被文化保守派视为“不良”的书籍。
这项法律正在法庭中遭到挑战，其主要对象是包含LGBTQ+角色、女性主义、或由有色人种作者撰写的进步主题书籍。但也波及了曾被中情局图书计划送往东欧、讽刺极权主义的作家，包括赫胥黎、库尔特·冯内古特和奥威尔，他的《1984》和《动物农庄》都出现在被禁书单中。
第496号法案只是美国审查机制中日益壮大的一个环节。保守派行动团体正试图在全国各地推动书籍禁令。
根据PEN America的记录，自2021年以来，美国学校已发生近1.6万起图书被禁事件，仅2023-24学年就有1万零46起。这些审查主要由共和党州议员和“家长权利”团体推动。佛罗里达州居首，当年共记录了4561起图书禁令，包括一本《1984》的图像小说版；这些禁令通过新出台的州法律与家长压力共同形成。紧随其后的是爱荷华（3671起）、德克萨斯（538起）、威斯康星（408起）、弗吉尼亚（121起）和肯塔基（100起）。
图书禁令并不只局限于地方层面。
今年，特朗普签署三项行政命令，以打击所谓的“觉醒主义”，随后国防部教育机构从其学校体系中移除并审查了超过500本书籍。据报道，包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也在其列，这本书当年曾被中情局送往东欧。此外，联邦资助机构还列出超350个被禁用的词语和短语，包括“女性”、“多样性”和“族裔”。
在冷战期间，美国选择“自由”作为与苏联敌人区分的核心价值，包括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选择自由。自二战结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身份自居。1982年，推动冷战“自由”议程、并扩展中情局图书计划的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称，“自由与民主的进程”将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入历史的灰烬堆中”。中情局图书项目负责人乔治·明登，曾将自己的行动形容为“一场自由而诚实思想的攻势”。
特朗普、万斯、德桑蒂斯和他们的支持者，一方面宣扬《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另一方面却拆除反虚假信息的防线，压制他们不认同的政治观点。禁止图书只是他们工具之一。他们还限制独立记者的采访渠道，恐吓媒体组织，削减他们认为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持批评态度的媒体机构的资金，包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以及美国之音。
中情局图书计划的历史给那些热衷于禁书的人两点重要教训。第一是，审查制度——无论来自共产党、法西斯政权还是民主政府——往往会激发人们对被禁作品的渴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1984》的销量不断攀升。）
第二，冷战中失败的是极权主义，胜出的是思想自由。
前波兰持不同政见者亚当·米赫尼克曾表示——他的作品也在中情局图书计划的推动名单中，尽管他本人可能并不知情：“正是书籍赢得了这场斗争。我们应该为书籍建一座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