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痛苦发出声音，是全部真理的条件。
——西奥多·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
约莫一个月前，我写下一篇《当我总是听到令人愤慨的消息》，其中列举了不少让我感到愤慨的社会事件。当时我没有想到，仅仅过去一个月不到，我又可以为这封备忘录增添好几行。审计署公布，超过四百亿元的养老金被挪用，有人能“1岁参缴社保，22岁退休”；黄杨钿甜耳环事件的调查公告出来了，内容和往常的各种通报一样，最低限度地承认了最无足轻重的错误；余杭区污水事件的情况通报也出来了，水务公司侮辱性地给予用户5吨水费减免，并轻描淡写地希望“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那三年之后，一连串事件已经很难让人次次都义愤填膺了。我观察到的，更多是麻木与沮丧。这几乎完全符合政治性抑郁的定义：个体因政治事件、政策变化、社会不公或政治环境恶化而产生的持续性情绪低落、无助感或焦虑状态。这种状态通常表现为悲伤、空虚、无力感或沮丧情绪，类似于抑郁症的症状。
与政治性抑郁非常相似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习得性无助。它是指个体经历多次失败后，形成的一种消极心理状态，表现为面对可解决的问题时，因过往经历而产生无力感，放弃改变现状。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词可以替换使用。当我看到巨额养老金被挪用，我说自己“陷入了政治性抑郁”，或者说“陷入了习得性无助”似乎都能准确表达我的心情。但在我看来，能用政治性抑郁的，就别用习得性无助。
仔细观察两个概念的差别，政治性抑郁强调无助、焦虑的来源——社会不公或政治环境的恶化；而习得性无助则只是泛泛地说“因过往经历产生的无力感”，至于是什么类型的经历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这两种“诊断”的细微差别却可能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路径。习得性无助仿佛是一种“私人病症”，那些沮丧、焦虑和无力感是我们自己“认知设限”“情绪设限”“动机设限”的结果。因此要“治愈”这种病症，就需要自己“拆除限制”“修正方向”。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作为私人病症的习得性无助总是诉诸个人的努力解决。
看来这并不只是这一个心理学概念的问题
相较之下，政治性抑郁至少告诉人们：你感到不舒服，不是你有问题，至少不主要是你的问题。由此一来，政治性抑郁所指向的解决办法就不局限于个人的努力，这也许让人小感安慰。不过，在把不舒服的责任丢给政治、社会或者更大的系统后，我们又会遭遇另一令人沮丧的事实：个人在政治中是如此微小，除了“自我调适”之外，似乎也并没有什么超出个人努力范围的办法缓解政治性抑郁。下一次再碰到类似的事，我们只能又一次沮丧，又一次感到无力……
不过，回到“诊断”的最开始，我们为什么把政治性抑郁当作一种病症呢？为什么要把它当作不好的东西呢？为什么要把它当作急需解决的事呢？诚然，稳定的情绪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生活、学习和投入生产。我们可以练就一身调节情绪的本领，让来势汹汹的抑郁之情悄无声息地走掉；还可以把自己的视听封闭起来，化成一块百毒不侵的石头。但是，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在面对那些事件时表现得若无其事，这究竟是成为了“更强的人”，还是离人更远了呢？
阿多诺曾说，“如果没有对可能性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变世界的盼望，一个人甚至一刻都不能呼吸”[1]。而没有那些让我们陷入政治性抑郁的事件刺痛我们，改变世界的盼望、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意识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无需再把政治性抑郁当作一种需要被缓解的病症，我们还能感觉到不舒服、沮丧乃至痛苦，说明我们“并未彻底丧失抵抗系统侵蚀的能力”[2]。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应当庆幸自己还有“陷入政治性抑郁的能力”。
况且，我们也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当然，对政治性抑郁的接受应在自身可承受范围之内，被政治性抑郁严重影响生活实在是得不偿失。在不能做更多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记忆主体而存在也是足够的。毕竟，心存不满的人好好活着，这本身便具有抵抗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