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中的五分钟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气味、一种语气——一种从长辈的沉默中、从影像的杂讯里浮现出来的质地。它从未被清楚地讲述过，却始终若有若无地存在著。
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
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亲与母亲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著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又重贴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里从来没有明确的脸，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种关联。他们或许是那天没能走回来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脑中自己建构出来的影像。
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干净。我站在人群之外，视线平静地扫过那些开放的空间——开放得让人不安。我总会想起六月的风。那风不比现在的大，但似乎携带著什么没说完的话。它擦过脸颊时，有一种很轻的疼。
那部电影只有短短五分钟提及那场骚乱，却是我与这段历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后的很多年，我试图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记得？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记忆的边界？
我出生时，一切已成过去；但我活著的时间里，那场过去从未离开。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的点亮烛光活动
被压缩的记忆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国长大，学会忘记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跳过了那些年份，跳过了关键词。历史课本里的1989年，是空白的；网路搜寻里的「天安门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从未有机会出现在教材的边缘。于是，记忆像是一张拼图，但缺少了几块最核心的图样——那些关于真相、关于死亡、关于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知道」那场事件，是在网路刚刚变得可用的年纪。彼时社交媒体尚未全面受控，一些来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还可以在深夜悄悄打开。画质模糊、旁白紧张、街头的画面颤抖不定。我记得有一段，是一位母亲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儿子！」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公共的失亲。
但即使在家中，这些知识也是危险的。我学会把这些资料存在加密文件夹里，把手机设密码，把记忆藏进云端，像是在保护某种私人的禁语。
也许正因为语言无法说出来，记忆便转而躲进了梦里。
我经常梦见一些模糊但持续重复的场景。有时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烟火般的火光与飞溅的钢铁在梦里重现；有时是我站在一座公园里，脚下是干净的地砖，四周安静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本应该有一座纪念碑。
可是没有。
我总是会想：为什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总是如此擅长盖楼，却不擅长盖碑？
这个问题在梦里问不出口，却总在醒来时回荡不去。
我也梦见那座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女神雕像，梦见它在夜色中被人匆匆搭建、再被匆匆推倒。梦见白纸运动里举起双手的年轻人，在南方周末大厦门口献花的市民。他们脸上的表情并不悲伤，而是带著一种奇异的安静——像知道自己会被消音，却仍决定开口。
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
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的形式，被迫变得轻巧——像气球那样，看似飘浮，实则为了逃离地心引力的重压。
更深一层的压缩，是语言本身的遗失。我们没能亲眼见过的事，该如何说出口？该用什么字句，来形容那些我们未曾体验却深受其影响的伤口？而当一代人无法为自己的历史命名，他们也就失去了为未来发言的权利。
我想，有些记忆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压缩成更小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一句话、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深夜的搜寻纪录、或是一场反复重演的梦。
那年那夕的事
最早的画面，是帐篷。五月的北京，天气还未完全热起来，学生们扎起一顶顶帐篷，像一座流动的城市。他们席地而坐，有人写标语，有人举著喇叭念声明，有人躺在地上看书。他们喊口号：反对腐败、新闻自由、民主改革。他们说他们不是造反，而是爱国。画面闪过，一个男生在广场中央洗脸。他动作熟练，眼神清亮。他的旁边放著一张卡板，上面写著：「我爱这个国家，所以不愿沉默。」
远处是人民大会堂，前方是毛主席像，广场空旷又宽阔，像是特别为等待设计的舞台。
接著是绝食。学生们开始不吃东西。他们躺在地上，面色苍白，身上挂著牌子写著：「用生命唤醒良知」。有医学生自备吊瓶，有志愿者递水递盐。他们说：「我们身体虚弱，但心很坚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广场周边挤满了市民，公交车司机也来了，老师、工人、小贩、甚至孩子。有人递面包，有人举牌子，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站著。
然后是一阵风。有人说，那天北京风很大。也有人说，那风不来自天气，而是来自某种气氛的转变。人们开始觉得不安——电视上播出部队「维稳」的画面，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想离开，但又舍不得离开。
然后是黑夜。六月三日深夜，军队开始向城区推进。车队从西郊进城，手里拿著实弹，身穿迷彩。木樨地，是最早传出枪声的地点。子弹不是朝天打的，是对著人群。一位市民用身体挡住一个学生，倒下。他的朋友说，他是自愿的。镜头晃动，人群尖叫。有人高喊：「别开枪！」有人举起手臂示意无武装。子弹没有停。有人躲进路边的花坛，有人倒在脚踏车边，有人跑进胡同就再没出来。
到了凌晨，坦克开进广场。有学生还在坚守，也有人准备离开。传言四起，有人说「部队会讲道理」，也有人说「要流血了」。四点多，一队学生与最后留下的教师代表谈判，希望和平撤出。有人唱起《国际歌》，歌声很轻，但整齐。
到了清晨，广场空了。天亮后，一切恢复秩序，地面被冲洗过，帐篷被拆除，旗帜被烧掉，口号被擦去。只留下两张照片，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子站在坦克面前，还有另一张，是一位母亲在医院走廊里守著她儿子的遗体，眼神空洞。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几百，有人说几千。政府说「没有人被杀」。真相也像广场一样，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但人们记住了。用低声交谈、用藏起来的日记、用多年后还愿意站出来的母亲，记住了。即使无法说出口，那些记忆也没被删除，而是被转存到一种更深层的位置——与梦并存，与身体并存。
我好像就在那之中。有时我想，那不是因为我看过纪录片，也不是因为我读过太多文章，而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与那些人连接著——他们用力奔跑的方式，他们倒下时的姿态，他们眼里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这种连结无需经历，却从未被剪断。我总是在想，无论我现在将来身在何方，凭借共同的记忆，我会认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我会认出我们。
被消灭的记忆
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
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哪些可以记得、哪些必须遗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庆祝，都被安排好了。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
这种「记忆管理」，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细腻，很安静。
举例来说：你可以记得抗战，但不能记得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你可以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志愿精神，但不能记得艾未未拍的纪录片。你甚至可以记得广场，但不能记得它曾经被占领、曾经流血。记忆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而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有人举著写著「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有人牵著小孩，有人只是静静站著。从未去过广场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记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
那是十几年前。我就坐在维园的草地上，那里人山人海，一个年轻女孩在台上念著遇难者的名单，声音发颤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闭著眼。镜头带过烛光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对历史的失落，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失落。
那个可能性是：我们原本是可以一起记得的。
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记得变成了一种风险。甚至有一年，维园被安排用来办亲子嘉年华——气球、棉花糖、遮蔽现场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娱乐抹去记忆，用孩子的笑声取代母亲的名字。
那片草地还在，但它已经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策略——将公共记忆私有化，将历史转化为节目表，将记忆的场域变成可售的地产，或者「国安风险」。
最终，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
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
它让你觉得，自己记得，是一种孤独；而忘记，才是群体的安全选择。
我总会想到那一夜的维园。风穿过树叶，烛光不动，数万人一起唱歌，那种寂静中的温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坚定。那是我们仅存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一。
现在它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它存在过。
我总是想谈论记忆作为抵抗的可能
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
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个午后，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网路上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站上桥顶，挂出布条，上面写著：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还在桥上点燃烟雾，播放录音。城市一时寂静，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几小时内被彻底清除：桥名被网管封锁、网路搜索失效、官方无声。地图上的「四通桥」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地理点。
但那天，人们记住了。我们记得的是画面中那条燃烧著的桥，是那串布条上的字，是他的声音，在北京街头——一个极少能容纳个体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渴望。
那场行动，几天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共鸣。在不被预告的季节里。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纸站在人行道旁；大学校园里出现默站的学生群体；地铁车厢里有人朗读宪法。这一切没有指挥、没有中心，没有旗帜，只有沉默而坚定的手势——有人举起白纸，有人放下诗句，有人只是站著。
这场运动没有领袖，因为领袖总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动与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白纸，是一种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已经说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失去语言的权利，也同时是对压制语言的回应。
我们还记得那位在成都街头高举白纸的女孩，她的手在颤抖，但她的眼神没有。记得在广州，有人被制服拖走，围观群众高喊：「释放她！」记得在清华，学生手写海报，写上「民主」、「法治」，写上「不要让恐惧成为常态」。
这些画面没有被新闻报导，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像烧焦纸张的痕迹，摸上去会痛，但不会完全抹去。
有人说这些只是年轻人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不被命名的记忆正在苏醒。
这些零星的行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连结成线，不是因为谁下达了指令，而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某些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公开说出口。是天安门广场、是记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诗人和律师、是四通桥上的布条、是一篇被改过的社论。是所有被压缩、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关停的东西——它们没有死，只是潜伏著，等待某个瞬间再次闪现。
记忆如何抵抗？
抵抗有时不需要对抗。
它是一次不说话的伫立，是一张白纸的递交，是一次没有发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读过又删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战，而是拒绝遗忘的姿势。每一次你选择记得，每一次你拒绝将谎言视为现实，都是一种抵抗。
我总会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维园的晚会上，成千上万支烛光下一起唱起来的旋律。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著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这句歌词多年来在香港流传，也悄悄地在我们这些不曾去过维园、甚至不敢唱出声的人心中种下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信念，也许是某种还不成熟但顽固的愿望。
他们可以抹去一个日期，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但他们无法抹去活在人心里的东西。
只要我们还活著，就是一种抵抗。
结语：我们为什么要对抗遗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
忘记的确比较容易——少一些梦里的烟火与枪声，少一些在公共场所下意识的沉默，少一些想说却不知从哪说起的压抑。忘记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轻盈，在这个催促人不断「前进」的世界里显得合时宜。
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著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而不说话。甚至无法在听见有人说「那都过去那么久了」时，不感到一阵冷意。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那些记忆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们活在我们的日常里：一场梦、一段旋律、一句不能发出的话。它们像矿物一样沉淀在血液里，在某些安静的夜里，闪闪发亮。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页翻过」，而是一条延续。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现在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语；不想再看见新的布条在桥上飘扬后消失得像从未存在；不想未来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只能在梦里拼凑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
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著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我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再轻易相信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我们怀疑对方的动机、害怕被出卖、害怕被消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备架在对话之前，把刺长在语言之中，于是连想靠近都变得困难。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我们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伤害的事。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
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也不是情绪出口的仪式，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对著过去，也对著彼此。我们记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运动」，而是一群曾经相信、曾经站出来、曾经喊出「人民」与「自由」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未曾谋面的亲人、或是那位从四通桥上高举布条、后来再无消息的男子。
我们所记得的，不只是死亡，也是一种可能性——人们可以彼此联结，超越惧怕，并肩站在一起。这种记忆，有时候会很痛，但它从不孤独。因为它把我们这些分散各地、信仰不一、背景不同的人重新带在了一起。它提醒我们，在分裂与误解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共通点：我们都曾经失去过，但我们都还没有放弃。
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
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
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
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著如何活著、如何记得的人。
我们每年六月所做的，不只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为彼此留下一点空间——说话的空间，互相信任的空间，重新靠近的空间。
可是，如果我们还能聚在一起，为一个不能说的事件默哀，为一个不再出现在书里的日期点起烛光，那么这个时代，也许还没有完全输掉。
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
因为——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