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甫一建立，几年间与北宋之间就爆发了多次恶战。虽然就战场来说，夏军大多得胜，但连绵的战乱仍然使其陷入了兵疲财竭的窘境。国困民穷，人心厌战，令西夏统治者不得不罢战议和。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西夏向宋廷派出了使节。这一次，元昊放低了姿态，没有自称“大夏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而是以“男邦泥定国兀卒”的身份上书“父大宋皇帝”。表面上看，虽不称臣，但以子事父，倒也显出几分谦恭。但书中的“邦泥定国兀卒”这个称号，还是引出了麻烦。其中的“邦泥定国”是西夏自称的一个国号，毋庸多言，关键还是在于“兀卒”。尤其后来元昊又改为“吾祖”，所以宋人就言：
“‘吾祖’犹云‘我翁’，慢侮甚矣”！
其实，元昊既是遣使言和，如何会故意在文字上讨宋朝便宜，自称“我们的祖宗”呢？这大约是北宋朝廷不了解党项社会的情形，对党项语更莫名其妙造成的误解。后来，宋人也弄清楚了：
“时元昊自称乌珠已数年。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
显然，发音相近的“乌珠”“兀卒”“吾祖”都是西夏皇帝同一称号的汉字音译，其意为“青天子”。
只因西夏史不入二十四史，导致其文字记载寥寥。不像《辽史》和《金史》都设有《国语解》，用汉字发音记录下相当多的契丹语和女真语词汇，诸如“兀卒”这样为史籍记录下的党项语词汇委实不多。
字若符篆的“天书”
但不多不等于没有，而且从有限的例子里可以发现，党项人的语言，与中原汉语的差别相当大。
党项文字，当时称为“国字”或“蕃书”，后来又被称为“河西字”，现在则统称“西夏文”。《宋史》说其“字形体方整，类八分”。所谓“八分”，是唐代人对汉代隶书的称呼。这就说明，西夏文字是一种类似汉字的方块文字。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供党项人选择的文字模式其实不少。西面的回鹘、南面的吐蕃诸部使用的都是字母表音文字。这两种文字相对简单易学，党项人引进后稍作变化即可。东面的契丹（辽）使用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也已经有百年，西夏与契丹关系甚密。契丹大字是略加改造的汉字，也是标意体制；契丹小字是分解汉字形成原字，是方块式标音文字。西夏文摈弃字母表音文字，显然是中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所致。
但西夏文字与汉文，到底还是很不一样。曾巩在《隆平集》里说，“元昊自为蕃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后来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也提到：“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这些记载，与《辽史》的“又制字若符篆”意思差不多，都认为西夏文与“符篆”相类。后者是道教符字，其字取篆意，故有此称。它的特点，就是似篆而非篆，似字而非字，笔画多重叠盘曲。用来书写道家秘文，而外人不识。西夏文也是如此。尽管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所以宋人才会用“符篆”相比。
另外，《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西夏文“字画繁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还是笔画繁复，斜笔丰富，撇和捺用得较多。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笔画多寡乃是自然形成，又经历了“隶变”的简化，故而最简只有1画，多的20画以上；可是西夏字最简的也有4画，最多达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实际使用中的西夏文的笔画要多于汉字。究其原因，西夏文的创制完全是党项统治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它既要保持汉字的体制而彻底地进行分解，又要明显地区别于汉字及契丹文字，文字的书写效率就只能置之脑后了。
西夏文一直使用到16世纪，之后才逐渐被历史黄沙所湮没，沦为一种无人知晓、无人使用的“死文字”。
密码的钥匙
转机出现在1908年。当时，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科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进入内蒙古额济纳旗哈剌浩特，即西夏黑水故城。1909年的发掘中，他在城外古塔中发现大量文献和文物，连他自己都感叹这是这座古城“送给探险队大量宝物，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仅文献就有上万卷，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用俄国学者阿列克赛耶夫后来的话说：
“西夏文书籍数以千计，这种文字还未能完全读通，其文献具有特殊的世界意义。”
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家们”将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由于科兹洛夫并不认识西夏文，所有文献的放置杂沓错乱，彼得堡大学副教授伊凤阁（A.I.Ivanov）受命同其他几位汉学家一起对这些文献进行编号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伊凤阁先后发现了《音同》 《文海》 《杂字》等一系列西夏文辞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则是《番汉合时掌中珠》。
此书的编著者是西夏人骨勒茂才，成书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番汉合时掌中珠》实际上是一本西夏语—汉语双语教学的基础教材。之所以如此，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西夏虽是党项统治者建立的政权，故而将西夏文尊为国字，但其国土自汉代以来就是汉人之地，大量汉人仍然使用汉字。而党项贵族长期在唐、宋二朝为官，早已娴熟于汉家礼仪，西夏建立之后又设国学授儒学，尊孔立庙，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汉字的地位。再加上西夏与宋、辽、金的往来，都要使用汉文汉字。因此，西夏社会实际上是汉文与西夏文并行不悖的双语环境。蕃人需要掌握汉语汉字，汉人也需要懂得蕃语蕃字。“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为实现番、汉之间的顺利交流，《番汉合时掌中珠》应运而生。
对西夏文的破译而言，《番汉合时掌中珠》最有价值的一点在于，它是一本西夏（番）、汉语文对照的词语集。全书收录日月星辰、干支风雨、山河名物、身体发肤等西夏文字共计1504个。每一个具体的词条共分为4行，从右往左依次是：汉文注音（西夏语）、西夏文、汉文、西夏文注音（汉语）。
这样一来，书中所收西夏字，每一字都有汉字注音释义，反过来每一个汉字都有西夏字释义注音，可以说是一目了然。这种做法，在当时大概方便了蕃人汉人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到当代，《番汉合时掌中珠》出土之后，学者们一夜之间便获得了1000多个常用西夏文字的读音、字义和字形，为西夏文字的破译以及西夏文献的解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同后来的学者们所评价的那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在这把钥匙的帮助下，学者首先解开了西夏党项人的身世之谜。元昊在称帝时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据此，他就成了北魏拓跋氏的后裔。这种看法也影响到《辽史》，所谓“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北魏拓跋氏是东胡鲜卑的一支，与其同源的“秃发氏”则在十六国时期进入了河西走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魏拓跋氏后”也不是没有可能——即便与《旧唐书·西戎传》的说法抵牾：“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拓拔最为强族”。
之后，当代学者通过对《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其他西夏文古籍的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依据证明，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但与接近日后蒙古语的鲜卑语言根本不同。它同现代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羌语与嘉戎语关系密切，与汉语也有亲缘关系。譬如，西夏语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读音分别可以拟作*nga和*na，正与汉语中的“吾”“汝”二字同源。以此可见，元昊自称拓跋鲜卑后裔，实是古代帝王的陋习，其借由攀附一个高门世族，以表出身正统与高贵，这种说法不足为训。
复活的文字
西夏语的族属确定之后，西夏文也成为迄今所见的汉藏语系四大古典文字（汉、藏、缅甸、西夏）之一。
这种文字形与汉字相仿，由笔画积累成字。与汉字中的情况类似，西夏文字之中既有独体字，也有合体字。独体字单独表意，也是构成合成字的基本字素。譬如西夏文里的“人”“小”“马”“手”都是如此。用这些单纯字的全部或其一部分（上、下、左、右），即可造成新的合体字。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要先认识一定数量的独体字，慢慢就可以找出它的组字规律，成批识字，比识汉字的效率还高。反过来，坏处也很明显，由于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西夏文的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就连汉字中书写最为简单的数字，到西夏文里笔画也相当繁杂。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宋朝人的评价——“字画繁冗”。西夏文在西夏灭亡后的逐渐失传是否也与这一弊端有关，也未可知。
譬如，在西夏文里，表示“牛”的字和表示“块”的字组合在一起，就是表示“角”的字，而读西夏文里“块”的音。用汉字“六书”的说法类比，这就是个形声字。表示“牛”的字就是形旁，表示“块”的字就是声旁。
相比其他构字方法，形声字在汉字里占显著优势。但西夏文的情形与之不同，会意字的成分远比形声字为多。譬如，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人就会产生懈怠。所以西夏文里就故取“无”的右旁和“为”的右旁，即造出新字“懈”。而人在山中修炼，即可成仙。故取“山”字之头和“人”字全部，构成一个“仙”字。为了确切地表示字义，西夏文的会意字不只限于二合，有些字是多合，由三个、四个原字合成，成为一个短语。“口”+“无”+“水”就是“渴”字，而将“膝”“手”“行”加在一起，就成了西夏文里的“爬”字。西夏时期还出现过一本字书《文海》，里面解释“佛”这个字是“神”旁加三横一竖构成，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一以贯之”。这就表明，西夏人的观念中，佛乃沟通天、地、人、神各界的综合体，自然法力无边，理当崇敬。
除此之外，西夏文里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造字方法，变换合体字内部件的位置，形成一个新字。部件变位所涉及的两个字一般有意义上的关联，如同义字、近义字、类义字；有的是双音节词中的一个音节，其中一个字没有意义。比如，将“指”“牢”的左右部件互换位置，就分别变成了“趾”与“狱”字，而将“烧”字中的上下部件互换以后，就成了“烤”字。
在成功识读西夏文的单字之后，词汇的理解也迎刃而解。在西夏文里，动作的承受者往往放在动作之前，而修饰成分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后。句中的宾语往往放在动词之前。如“我吃饭”一句，西夏语的语序是“我—饭—吃”。而“突围”这个词，在西夏文里则是“围突”。至于形容词在修饰名词时，也往往放在名词之后，如“白虎”，西夏语序是“虎—白”，“青龙”是“龙—青”。这种语序与现代汉语有异，但在上古汉语里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例子。譬如《诗经·魏风·硕鼠》的“莫我肯顾”与《论语·先进》的“不吾知也”，都将宾语放在动词之前。至于《尚书·舜典》“月正元日”中的“月正”与《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里的“风烈”，也可能是上古汉语形容词后置的残留现象。不过，由于党项人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西夏文里也有词汇语序和汉文相同，如“三丘”“五墓”“天罗”“地网”等词，语序排列在两种语文就完全一致。
总而言之，一如30多年前中日合拍的史诗电影《敦煌》里的台词所言，西夏文字确有着“构造合理”“表达清晰”的优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元昊时期创制西夏文，到它在明代石幢上最后的痕迹，这种文字跨越了5个世纪的风云。如今，破译而“复活”的西夏文已然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让世人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8个多世纪前的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