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资料照，美联社）
用简讯决定疫苗採购 纽约时报踢爆
《德国之声》报导，欧盟普通法院于5月14日裁定，先前《纽约时报》要求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公开她在2021年与辉瑞执行长博尔拉（Albert Bourla）讨论疫苗採购时所发简讯一案，欧盟执委会败诉。这起事件也被欧洲媒体称为“辉瑞门”（Pfizergate）疑云。
欧盟普通法院裁定，欧盟执委会“未能合理说明为何认为这些与疫苗採购相关的简讯不含重要资讯”，并强调委员会不能仅声称未持有文件，必须提供可信解释，让公众与法院理解文件无法找到的原因。法院认定，简讯在政策制定中属于官方沟通，应受透明度规范，驳回执委会的立场。
这起备受争议的“辉瑞门”案，起于2021年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高峰期间，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与辉瑞药厂（Pfizer）执行长博尔拉曾以简讯方式沟通，随后执委会向辉瑞採购价值18亿欧元的疫苗，创下执委会史上最大一笔採购纪录。这些私人简讯的存在最初是在2021年的一次採访中被透露的，当时引发了人们对欧盟核心决策不透明的广泛担忧。
然而在2022年，《纽约时报》记者Matina Stevis-Gridneff依循欧盟相关法律向执委会索取前述简讯内容，却遭到执委会以无关採购决策、并非正式文件故未持有为由拒绝。这一拒绝促使《纽约时报》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告诉，主张执委会拒绝提供前述简讯内容违反了欧盟的资讯公开法律。
全球深陷武汉肺炎疫情之际，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与辉瑞药厂执行长博尔拉之间的私人简讯，成为一场横跨政治、商业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丑闻核心。这场被称为“辉瑞门”的争议，不仅搅动欧盟高层政治，更揭露出在危机时刻政府决策程序的透明度与缺失，进一步冲击民众对欧盟体制的信任。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与辉瑞药厂执行长博尔拉曾以简讯方式沟通，随后执委会向辉瑞採购价值18亿欧元的疫苗。（资料照，法新社）
突显欧盟主席权力无法制衡
当时在全球疫苗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份疫苗合约神秘诞生，范德莱恩声称与博尔拉进行了数週简讯与通话，以加快协商过程。但这种“个人化外交”模式迅速引来批评。欧盟未能提供这些简讯纪录，仅以“文件未保存”为由拒绝公开，激起透明化倡议组织与媒体的不满。
舆论普遍质疑，这样的重大合约为何不透过正式机构与专业审查流程进行协商，而是由单一政治领袖与企业高层以私密管道定夺？在涉及公共预算与人民健康的重大议题上，这样的做法被视为践踏民主治理原则。
欧洲议会及审计机构一再要求执委会公开相关合约与通讯内容。欧盟公务员守则原则上要求保存与重要决策相关的所有纪录。欧洲审计院曾在一份报告中批评此案“严重缺乏基本的审查纪录”。相关单位也介入调查，直指执委会“管理不当”。这场丑闻随即成为欧洲各国反对党与欧洲怀疑主义（Euroskepticism）的攻击武器。
更有批评者指出，执委会内部机制对主席权力的制衡过于薄弱，范德莱恩在决策过程中几乎不需对任何人负责。这一制度缺陷，使得未来类似的滥权风险仍可能发生。
2023年，比利时公民巴尔丹（Frédéric Baldan）正式向列日检察署提起刑事告发，控告范德莱恩妨害公务、灭证、贪渎与利益冲突。匈牙利与波兰随后也跟进提告，儘管波兰新政府后来撤诉，但欧洲检察署（EPPO）仍接手调查。虽然比利时法院最终驳回巴尔丹的告诉，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影响持续发酵。欧洲人民党（EPP）仍力挺范德莱恩，支持她寻求连任，但反对党与民间社会对她的批评声浪未曾止息。
“辉瑞门”一案中，舆论普遍质疑，这样的重大合约为何不透过正式机构与专业审查流程进行协商。（资料照，欧新社）
重大决策用简讯？引各界挞伐
这场丑闻也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夕投下阴影，部分极右翼与左翼政党将其作为选战主轴，主张欧盟架构过于菁英化、缺乏民主监督，应彻底改革。支持者认为，范德莱恩当时争分夺秒为欧洲争取疫苗、挽救生命。然而，批评者强调，紧急状况不该成为逃避规则与审查的藉口。公民组织如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呼吁建立更严格的紧急採购制度，加强资讯公开与外部监督。
此外，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疫情初期抢购疫苗情有可原，但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理应审慎评估需求与仓储能力，以免造成庞大浪费。此案也反映欧盟健康政策缺乏统筹，各国分歧与中央权限边界不清，成为危机中的制度瓶颈。
该事件也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如何规范政治人物的数位通讯保存，避免未来再有以简讯私下谈判、却无纪录可查的漏洞。同时，数位治理立法成为欧盟重要议题，如何兼顾个资保护与公共利益，也浮上政策优先序。
此案核心在于简讯是否应视为需公开的“文件”。透明度倡导者与外部观察家认为，“涉及决策的简讯”应与其他官方沟通方式受到同等对待，但欧盟执委会坚称简讯不适用。荷兰自由派议员Raquel García Hermida-van der Walle赞扬此判决为“透明度的重大胜利”，强调“民众有权知道决策如何形成，这是民主的基石，即使是透过简讯”。
此案为其批评者提供政治弹药，可能影响其领导威信。欧盟执委会回应称“透明度对委员会及范德莱恩主席至关重要，我们将严格遵循法律框架，决定后续步骤”。专家预测，此案可能推动欧盟修订相关法律，明确将数位通讯纳入透明度规范。
欧盟在决策透明、利益冲突与监督机制方面的制度性挑战。。（资料照，路透）
欧盟多位高层身陷利益冲突
欧盟执委会在过去也曾捲入其他争议，与“辉瑞门”类似，同样凸显欧盟在决策透明、利益冲突与监督机制方面的制度性挑战。
欧盟执委会前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在卸任后随即加入美国“高盛集团”顾问，震惊欧洲政坛。儘管他未违反欧盟规定的18 个月“冷却期”，但此举被广泛批评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令人担忧官员在任内可能为未来职涯铺路，削弱政策中立性。
2016年“巴哈马文件”揭露，曾担任欧盟委员会竞争委员会专员的克鲁斯（Neelie Kroes）在任职期间，隐瞒其为巴哈马一家境外公司的董事身分。克鲁斯虽辩称未从中获利，但事件仍引发严重关注，质疑其是否违反欧盟利益揭露规则。
“辉瑞门”揭露的不仅是一次决策过程的瑕疵，更引发对欧盟民主正当性的根本质疑：当执委会主席能在缺乏议会监督下签署数十亿欧元的合约，欧盟是否仍忠于权力分立与代议制精神？
有观察家指出，欧盟机构虽在危机中展现行动力，但若制度缺乏透明与问责基础，反而成为民粹势力的攻击靶心。若不正视这些结构性缺陷，欧盟的合法性将面临长期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