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贫富差距扩大，政府纾困沦为死局

香港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接近140万人陷入贫穷状态，贫富差距扩大至81.9倍。

“唯有省吃俭用，很艰难才能凑合两餐饭菜，只能吃菜，吃鱼也只能吃小咸鱼干，这已是一餐了，”居于香港公共房屋，目前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王女士是一位独居长者。她在退休前是清洁工人，最多只能赚取数千港元月薪。虽然她有子女，但都已经成家立室，难以给予她高额生活费。所以目前她只能依靠积蓄和综援为生，每天只能节衣缩食勉强渡日，难以摆脱贫困。

然而像王女士这样的贫困者在香港早已是司空见惯。尽管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逐渐复苏，但是所谓的“东方之珠”香港经济却仍然持续低迷。香港乐施会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贫穷问题近年来急速加剧，迄今已经有近140万人陷入贫穷状态，贫富差距更扩大至81.9倍。有学者认为，政府施政失误令香港错失改善经济结构良机，甚至连政府本身也因为财困，令香港陷入经济死局。

乐施会在10月2日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4》，以“逆境下的出路：以转变迎接改变”为题，以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研究今年首季度香港整体贫穷状况。报告指出，住户月入中位数按十等分计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与最高第十等人士的贫富差距，从2019年疫情前及社会运动发生前的34.3倍，扩大至今年首季的81.9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数更从2019年的3,500港元，减至今年首季的1,600港元，跌幅达54.3%。

香港贫穷长者人数超过58万，较2019年急增42.9%。(美国之音)

另一方面，香港65岁或以上贫穷长者人数超过58万，较2019年急增42.9%。至于独老和双老贫穷住户在今年首季录得合共超过26万，比2019年的17.5万增加8.5万。

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硕红分析指，香港长者大部分没有收入，而强积金在2000年才开始实施，一般来说，他们累积的强积金不多，加上没有太多积蓄，就算有子女也因为整体经济环境转差，难以提供经济支持。

移民潮令遗留长者陷入贫穷

对于香港长者贫穷人口急增，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认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告诉美国之音：“选择移民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他们离开了，留下家中老人留在香港。他们从前是一起居住，薪金算在一起，令大家都不算作贫穷人口。但当有赚钱能力的成员离开，剩下独老或双老家庭。由于现在国际贫穷线是不计算积蓄和资产，只计算收入，长者根本没收入，于是容易掉进贫穷网。”

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在中西区区议员任内经常接触区内长者。他认为没有收入不单令长者难以摆脱贫穷，更令贫穷问题加剧。他表示：“有些老人家可能在1960至70年代已经置业，现在供款完毕准备安享晚年，却因为有资产、没收入，令政府将他们视作有资产人士，将他们赶离社会保障网。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面临市区重建或楼宇大维修，这些政府政策本身或是良策，但对于长者来说可能成为负担，会消灭他们的积蓄。”

乐施会报告的另一个重点，是香港贫穷人口从2019年的127.5万，上升至今年首季的139.5万，占总人口20.2%，是近六年来最高。而且报告显示，今年录得4.39万位失业者属贫穷人士，当中有54.6%的失业原因是被遣散或解雇。钟剑华认为消费力整体外移是形成这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香港人近年倾向将钱留在长假期到外国旅游，令香港内部消费萎缩，形成近年的结业潮，员工就算逃过结业潮，也因为经济不景而影响收入，令更多人陷入贫穷网。

对于解决贫穷问题，乐施会建议从官民两边着手，政府应重新考虑订立贫穷线，以制定更有效的扶贫政策。不过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本身也陷入财政困难。香港政府近年以卖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高峰期的2017至18财政年度，土地收入曾高达1,648亿港元，占当时政府收入接近三分之一。可是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近年香港政府卖地收入大幅减少，2023至24年财政年度竟只有195亿港元土地收入，创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香港政府陷财政困境难以扶贫

可是由于香港属于“开放型小型经济”，政府财政开支有接近六成用于难以削减的开支，例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屋等各方面。于是在收入大减，支出却无法减少之下，香港政府只能在连续两个财政年度，推出超过一千亿港元的赤字预算案。

于是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逐步萎缩，从以往的30个月开支，减少至今年初库务署公布的6,851亿港元，仅够香港政府的11个月开支。可是到了今年8月30日香港政府公布财务状况，表示在今年7月31日，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下跌至5,992亿港元，不足香港政府的10个月开支。所以香港政府在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计划未来5年加码发债达6,000亿港元。不过钟剑华和叶锦龙都认为，政府以发债作开源方案只是“先洗未来钱”，令政府财政更不稳固，将来甚至需要向外贱卖土地及资产，将问题延至下一代。

所以香港政府在疫情期间，推行派发现金或消费劵的扶贫政策，在今天已无法实行。而且目前香港经济环境转差，也难以推行有效改善民生的治本措施。钟剑华表示：“现在香港做什么都已经太迟，香港已过了开征销售税的最佳时机。当香港内部消费较畅往，市民口袋较富裕时就应该开征销售税，或者增加长远供款式社会保障计划，例如全民保障计划。可惜政府懒惰，就是不做。现在的情况如果做这些，就会引致很大负面效果，令市民更不愿意消费，或用各种方式抵制政府。”

学者建议关注“三无”人士

对于目前香港困局，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就有另一套见解。他告诉美国之音：“香港社会需要检讨一下，享有香港最大福利的公共房屋居民，及居屋或绿置居的居民，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是否太慷慨呢﹖三无人士（无综援、无公屋及无交税）才是真正最贫困的人士，政府对他们的资助可以慷慨一些。所以在目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可以对于购买居屋的市民减少资助，至少未来3至5年内可以不用太慷慨，租赁式公屋住户则可以按他们逐户的情况作租金调整，将从公屋及居屋住户减少的福利，放在三无人士身上。”

另外，许桢也倡议政府应该仿效新加坡，放宽企业大量输入廉价外劳，填补非技术行业职位空缺，藉此减低香港企业营商成本及压力，并可运用省下来的资本，以更高条件聘请本地员工，增加本地人才收入。至于因此被市场淘汰的本地劳工，则提供更多福利资助维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