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读书人的风雨人生
《周家往事》
紫竹
所谓“盛世修史”是指在国家层面，政治稳定，国泰民安时，当政者组织文学之士，编写国家的历史。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
在民间，一个家庭，富足安康，人丁兴旺时，作为家中的长者也常常愿意给后人讲述自己家族的往事，这是一种民间的文化传承。
我的舅舅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头脑还异常清晰。去舅舅家探访，常听舅舅谈起外祖家的往事，别有一番风味。特简录如下。
（一）温馨的家
外祖家姓周，本是河南永城县的大户人家。外祖父的父亲，也就是舅舅的爷爷，我的外曾祖父，是前清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秀才，也算是当地的“文化名人”。
外祖父出生于1893年，外曾祖父给他取名“维新”。足见外曾祖父作为一个读书人，当年对国家的富强，对满清政府的维新，所抱的期望是何等的殷切。
外祖父从小在家中受外曾祖父的亲自教诲，不仅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还写得一手好字。十六岁那年，在外曾祖父的安排下，外祖父迎娶了当地聂家的千金。聂家也是永城的望族。当年的旧世家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外祖母并未读过书。但身为大家闺秀，外祖母仪态端庄，素养良好。她不仅操持家务井井有条，思想还很前卫，有自己的文化爱好，过年节常能给家人现场表演几段豫剧清唱。
清朝覆亡，民国鼎立，社会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外祖父离开家乡，到河南省会开封投考法政学院，准备毕业后做律师。但“长安居，大不易”，由于家道中落，经济上难以为继，外祖父在法政学院读了一年之后，就不得不中途辍学，到河南省邮政总局投考“邮务员”。外祖父家学渊源，写得一笔好字，被录取为乙等邮务员，分发到开封邮政局辖下的扶沟县邮政局任局长。
中国邮政1878年开始试办，1896年成立国家邮政总局，是一个新型的，按西方模式创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体系的公共服务机构。清末民初，政权鼎革，邮局和海关的设置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在民初动荡的年代，邮政和海关是最稳定的职业。
外祖父初到邮局工作，起薪只有大洋9元，但前景很有吸引力。按邮局规定，外祖父这一级的邮务人员每年月薪将增加2元。5年内工资就能翻番。
扶沟县邮局，连局长在内，一共只有两名邮务员。外祖父身为局长还要兼管汇兑、包裹和往来帐目。每天下班，结清帐目后，还要将邮件、包裹，汇兑款交给专门的邮差，送往90里外的开封邮政局。当年中原一带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治安状况并不太好，但用一根扁担挑着邮件与钱款赶夜路的邮差却从来没有出过事。当年的中国 还是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盗亦有道的年代。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植根于中国农耕的社会结构，乡村士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两千多年来，政权更迭导致过多次社会性的大动荡，但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都没有受到破坏。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得以生生不息，直到1949年为止的根本原因。
扶沟县邮局，前院是办公地点，后院就是局长宿舍。职业稳定之后。外祖父把外祖母和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大女儿，我的大姨，接到扶沟。每天外祖父在前院忙公务，外祖母在后院照料女儿，操持家务。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外祖母闲暇时，还在小院 里栽花种草。整个小院显得特别温馨。
当年的邮政局采用的是西方现代管理模式，县邮政局局长，都市邮政支局局长是要定期轮岗的。10年间， 外祖父曾先后在扶沟，尉氏，开封市内支局担任过局长。每到一处，邮局方面都能提供条件不错的宿舍。外祖父的工资年年增长，家庭生活逐步从清贫迈入小康。10年 间，外祖父家又添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的二姨、三姨和我大舅。大舅出生于1925年。作为家中的长子，大舅的出生给外祖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相比于三个姐姐，大舅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孩子。但外祖母一贯认为，孩子人品的养成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以从小对儿子的管教就十分严格。启蒙后，外祖父亲自课读，教授儿子读四书五经，监督儿子临帖练字，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栋梁之才。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 “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战火虽然从未停息，江西五次围剿，中原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动荡与战乱，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每年增长率高达7%以上。
在这十年间，外祖父家又添了三个孩子，我母亲，我二舅，和我七舅。
1937 年，大舅小学毕业。已经在扶沟任小学教员的大姨，奉外祖父之命，带我大舅到开封投考市立中学。大姨是个很认真负责的人。在借住的朋友家，她每天不辞劳苦地 监督、辅导我大舅读书备考。当年大舅只有12岁，小孩子心性还很重。一天大姨偶尔因事外出，大舅便丢下书本，溜了出去，跑到龙亭玩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大舅发现大姨整个人都憔悴了，她泪流满面，不停地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长姐的自责，长姐的那份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大舅的心，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因贪玩而荒废过学业。
（二）战火纷飞
大舅考上开封市立中学后，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横扫华北，兵锋直抵新乡。开封作为河南的省会，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火，外祖母带着家中五个孩子，三姨16岁，大舅13岁，我母亲9岁，二舅5岁，七舅还在襁褓中，回到了永城县，租住在一家熟人的后院。那户人家很富有，院子有五进之深。外祖母带5个孩子和另外一家人家租住在最后一进院子里。
1938年初，徐州会战爆发，华中日军从南京北上，华北日军 从济南南下，欲打通津浦线，占领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徐州。中国军队为捍卫国土而英勇抗击，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依然难以遏止两路日军的持续不断的攻势。永城地区很快也成了战场。外祖母带着5个孩子躲到乡下我大姨的婆家避难。大姨的婆家是永城地区的大地主，所在村寨不仅有高高的围墙，还有武装家丁护卫。但战争很快就显示出了其特有的残酷性。在双方交战时，中国军队尚能顾及同胞，日军则完全无视百姓的死活，村寨围墙，武装的家丁，根本挡不住日军无情的火炮。整个村寨毁于日军炮火的事例屡见不鲜。在会战进行最激烈的日子里，外祖母常常不得不带着5个孩子躲进庄稼地里避难。
大战过后，被打散的国军部队依然在永城地区坚持游击战。日军也常常下乡扫荡。为了给孩子们寻求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外祖母决定冒险回永城县城看看。临行前决定带上大舅一起去。大舅当年虽然只有13岁，但毕竟是个男孩，用外祖母的话说，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
永城县城门前设有日军检查站，带血的刺刀闪闪发亮，护城河里漂浮着刚被杀害者的尸体。血腥的场景并没有使外祖母畏缩，她挺胸抬头，拉着儿子的手，昂然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外祖母的无所畏惧的胆气给了我舅舅极大的鼓舞，他也昂首挺胸，像个“男子汉”似地跟外祖母一起大步走过了那还带有浓重血腥气味的检查站。 事后大舅回忆，也许正是母子二人自信的神色，打消了日军的怀疑，没有对他们进行盘查与刁难。
回到租住的大院，院门洞开，所有住房的门窗都被撬坏了，屋子里一片狼藉，连外祖母埋藏在屋里地下的银元罐都被挖走了。外祖母在察看四周情景时，发现对面邻居家院里晾着不少我家的衣物。邻居抱歉地对外祖母说，看到你家被撬得一片狼藉，以为你们不回来了，衣服扔在地下挺可惜的，捡回来洗了洗，想给孩子们穿。既然你们回来了，我马上叠好，给您送回来。外祖母大度地笑笑，什么也没说。战乱时期，人的生命根本没有保障，邻居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邻居还告诉我外祖母，日军占领永城后，严格盘查进出城的人员。现在城里除了偶尔有喝醉了的日本兵打架闹事，秩序好多了。
外祖母带着我大舅把屋里屋外收拾干净之后，把我母亲、二舅、七舅三个小的孩子接了回来。三姨十六岁，正值妙龄。外祖母直觉地感到她还是留在乡下躲躲为好。后来的事实证明，外祖母的警惕性不无道理。就在院里邻居家的婆媳二人搬回来后不久的一天白天，一个满嘴酒气的日本兵翻墙进了院子。外祖母恰好不在家，大舅立刻从屋里跑出来堵在了自家房门口，摆出了一副谁要进我家，我就跟谁拼命的架势。屋里是年幼的弟弟妹妹，大舅知道自己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一步都不能后退。日本兵瞪着眼看了我大舅好一阵子，转身闯进了对面邻居家。后来，大舅听外祖母和邻居们说，那日本兵早就瞄上了对门邻居的儿媳妇。但顾忌街上巡逻的宪兵队，不敢轻易下手。那天特地偷偷翻墙进来，正巧那家的儿媳妇8不在，老太太就遭了殃。事后婆媳俩没无处申冤，只能悄悄搬走了事。
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外祖母所租住大院的前四进被日军宪兵队征用。为防止日军骚扰。外祖母请人砌墙封死了通往前院的大门，并在后院墙上开了一个洞作为临时进出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彼此间倒也相安无事。
徐州会战之后，日军沿陇海线西进，6月初占领河南省会开封。其先锋突进至郑州以南，切断了平汉铁路。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阻滞日军的攻势。泛滥的洪水淹没了近20个县的土地，形成了一条横贯豫东的黄泛区。泥泞的黄泛区有效地阻止了日军重兵集团的西进与南下。双方军队沿黄泛区对峙。河南境内的战 局暂时稳定了下来。
困守永城，坐吃山空。外祖母试着写信到开封。开封当时虽已被日军占领，邮局依然营业，外祖父身为市内邮政支局的局长分身无术，来信请外祖母带孩子到商丘乘火车回开封。
为筹措路费，外祖母决定出售部分家具。但院墙上的临时出入口太小，无法运出大件的家具。外祖母便带人刨开了通往前院的大门。
当年的日本宪兵队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如今居然有中国人敢拆日本宪兵队的后围墙，日本人也很惊讶。盘问之下，才知道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要回开封。日本宪兵队当时就表示，要外祖母带孩子回去等着，一切由他们来安排。
外祖母不知日本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也做了出远门回开封的准备，派人把16岁的三姨从乡下接了回来。并特地邀请本家一个已成年的侄儿同行，以防不测。
两天后，宪兵队来人通知外祖母带孩子出发。一家老小来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外停着的不是长途汽车，而是日本宪兵队的军车。日本人把外祖母一行安排在车前部最好的位置上，一直把他们送到商丘，送上了火车。路上年轻的三姨恶心晕车，日本人还给了她一条崭新的军用毛巾防吐。沿途的人们都以为外祖母一行是宪兵队的家属。
这段传奇般的遭遇，使大舅对外祖母敢作敢为，有胆有识的个性留下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
回到开封之后。外祖父不愿孩子到日伪学校接受奴化教育，不惜花钱把孩子们送到教会学校读书。
我二姨，当年是开封师专的学生，开封沦陷时，随学校撤退到南阳内乡。她捎信回来说，开封中学等许多学校也撤退到了南阳，并招收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怀揣着外祖父给的路费和一颗爱国之心，14岁的大舅独自一人踏上了千里求学之路。
（三）流亡中的求学生涯
大舅和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乘夜色偷渡黄河，冒险穿越战线，来到了国统区。到达郑州之后，大家分手各自东西。大舅独自一人前往千里之外，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的南阳内乡。一路上，14岁的大舅背行囊步行，搭乘顺路的牛车，租乘黄包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内乡。当大舅走进内乡时，身上带的路费已经花得一干二净了，不料当地的人们告诉我大舅，学校不在县城，到开封师专等流亡学校还要翻越一座大山。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14岁的孩子身无分文，要独自一人背行囊翻越大山，确实难于上青天。不过，大舅当年虽年幼，但也曾随外祖母历经过风雨。他当机立断，拿出行囊中备用的毛巾、牙刷、牙膏、鞋袜到街边的店铺里变卖。这些来自上海的日用品在内地还算是紧俏货。大舅用换来的钱雇了一乘滑竿。乘滑竿翻越了大山。
兵荒马乱、烽火遍地，14岁的弟弟千里迢迢独自一人前来投奔自己。我二姨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倾其所有，招待弟弟好好吃了一顿，还给两位返程的轿夫买了几斤大饼做干粮。
在二姨的帮助下，大舅顺利考入流亡的开封中学作插班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国民政府依然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每个来自沦陷区，在国立中学读书的学生，每月都能得到8元的贷学金。8元钱虽然不多，但省吃俭用，足以维持一个学生一个月的生活。
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自己独立生活，大舅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暑期学校放假，人们都走亲访友去了。诺大的学校里只剩下我舅舅和一位男教师。十四、五岁的孩子正是胆大妄为，富有冒险精神的年纪。舅舅一时心血来潮，也没告诉姐姐。就独自一人带着两个馒头进山“探险”去了。黄昏时分在密林深处，大舅居然还碰到了一只在华中地区很难碰到的大老虎。我大舅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多亏老虎似乎还不饿。它并没有过分为难我大舅，四处转了转，慢悠悠地走开了。大舅赶忙爬上一颗大树，在树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才敢下树，凭炊烟找到了一家山民家。淳朴的山民不仅招待我大舅饱餐了一顿，还送了他许多山里的特产----柿子。
回到学校，大舅就病倒了，得了疟疾。当时在内地根本弄不到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多亏二姨坚持不懈，每天在师专的学生宿舍里炖好鸡汤和中药，不辞辛苦地跨过小河，送到开封中学的学生宿舍。二姨的挚着，二姨作为姐姐的关爱最后总算把我大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那回冒险之后，大舅独自一人再也不敢到处乱跑了。
初中毕业后，大舅考入了南阳战区中学的高中部。时逢1942年河南大旱。农作物大面积绝收。哀鸿遍野，南阳街头饿殍随处可见。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身插草标出卖自己，一斤馒头就能领走一个姑娘。绝望的饥民们确实到了“易子而食”的悲惨境地。学校每天也只能供给每个学生六两口粮。而当年我二姨已经从师专毕业，随她的夫君，一位国军宪兵军官，调防到西安去了。大舅独自一人在南阳，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更糟糕的是日军乘着大饥荒，越过黄泛区，大举进攻。内乡沦陷，南阳岌岌可危，学校停课，老师和学生们大多逃难去了。大舅孤身一人，进退两难。欲去西安投奔姐姐而又没有路费。
就在这危难的时刻，我二姨夫带着一辆卡车赶到了南阳。原来二姨夫到西安后改行从事商贸。河南大饥荒，内乡沦陷，南阳一线吃紧。二姨放心不下自己的弟弟。特地要姨夫冒险带着一辆车来接我大舅。
二姨当年在西安已进入审计署做文员。我大舅顺利抵达西安后，在姨夫和二姨的安排下，考入当地的高中，做了插班生。
1945年，就在抗战胜利前夕，大舅高中毕业，在西安参加战时大专联考，考入了流亡在宝鸡的河南大学理学院的数学系。
（四）卷入历史的漩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八年抗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入侵的强敌面前挺起了胸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亿万同胞齐心御侮，为民族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八年间，我们中国虽然屡战屡败，大片国土沦陷，经济上几乎陷入绝境。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屈服，蒋先生率领全国军民屡败依然屡战。三百二十万将士血洒疆场，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遍体鳞伤的中国得以扬眉吐气，与美、英、苏等大国并列为四强，成为了联合国的创始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抗战的胜利，国家的崛起，在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中，激起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舅舅少小离家，追随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六年多颠沛流离，终于盼来了胜利与凯旋。随河南大学重返故乡，舅舅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与豪情。
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为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举步维艰的国民政府对背井离乡，来自沦陷区大中学生呵护备至。”刻苦读书就是报效国家“，这是政府的期望，也是千百万流亡学生秉持的理念。后来的历史表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学者几乎都是国民政府在那个苦难的岁月中培养出来的。以我舅舅的勤奋与天赋，本可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火炬手。但一件极具偶然性的小事，却彻底改变了舅舅的人生轨迹。
河南大学数学系当年有一位姓穆的讲师，讲课时语速快而且有浓重的口音，许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好自己课后再找书来读。但在考试时，该穆姓老师又要按他讲的内容来考，评分特别苛刻。中国自古以来师道尊严，许多同学敢怒而不敢言。我大舅凭着年轻人的正义感，挺身而出，直接找到穆姓老师说，您讲课口音重，很难听懂，许多同学都是在课下自己找参考书来看的。如果您考试非要照您讲的内容考，让大家都不及格的话，我们就要罢课，罢考，到校长那里请愿，要求换老师了。舅舅的抗争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穆姓老师不得不退让，给所有同学都打了及格分。
这件事为舅舅在同学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而后的学生会选举中，舅舅被推选为理学院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河南大学学生会工作。舅舅的人生轨迹也就从这一刻开始转变了方向。
当年河南大学学生会基本上是被地下党和左派学生所控制。左倾的宣传无孔不入。年轻的大学生，特别是那些有激情，有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年轻人，很容易被那些“社会不公，官员贪腐，政府独裁而残暴 -------”的宣传与社会现实所激怒。舅舅的思想日趋左倾。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是地下党的宣传口号，也是所有左倾学生追求的目标。1946年底，沈崇事件爆发，举国震惊。地下党煽风点火，全国五十多万大中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美军暴行，抗议“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194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为配合军事上的行动。地下党在全国范围内鼓动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各地的学生纷纷组团到首都南京请愿、示威。地下党掌控的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成为了各地赴京请愿学生队伍的接待站。
舅舅被选为河南大学赴京请愿团代表，于5月22日乘火车赴南京。在南京，请愿团一行13人，分头到教育部、参政会、立法院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增加战区学生贷学金，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教育部次长，原河南大学校长田培林，参政院秘书长，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分头接见了河大赴京请愿的学生代表，以长者的身份劝告学生回校好好读书，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跑，不要被别人所利用。但请愿团的学生代表们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根本听不进劝告，依然逗留在南京，积极参与各种抗议活动。当年河大请愿团的学生代表中有三位是地下党党员。出于安全考虑，在各种请愿和街头宣传抗议活动中，地下党党员都尽量不出头露面，由非党的学生代表，诸如我大舅这样懵懂的愤青，在前面冲锋陷阵，直接与政府军警对抗。
5月底，国民政府为稳定后方，决定对激进的学生运动采取行动。得知消息后。河大请愿团迅速兵分两路，离开了南京。首席代表地下党党员卢治国等三人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舅舅和其他9名代表乘火车返校。在火车上，部分学生代表主张到开封后，大家分散下车，分头隐蔽。我大舅等不知内情的愤青则主张，我们是受全校同学委托赴京请愿的代表，就该堂堂正正地回学校。
车到开封，车站里军警林立。我三姨夫冒险上车，告诉大舅和所有的学生代表，省政府明令通缉他们。学校也宣布开除了各位代表的学籍。学校已经回不去了，请大家立即分散出站，投亲靠友，暂避风头。
在三姨夫的掩护下， 大舅等人分头混出了车站。在我三姨家躲了一天之后，大舅乘车赶到了郑州。当年外祖父已轮岗到郑州邮局任职。但政府通缉，家中难以久留，大舅拿着外祖父给的路费，再次踏上了逃亡之旅，前往河南漯河，投奔一位要好的同学。
据同学介绍，河大的一位校友是当地的富户。抗战胜利后集资在漯河办了一所召陵中学，为地方作育英才。校长聘请的就是河大校友。舅舅远来求助。学校董事会并没有因为省政府明令通缉而歧视我舅舅，反而觉得人才难得，当即决定聘请他为初中二年级（新办学校的最高年级）的专任教师。当年大学生在内地是稀缺人才。舅舅受过三年正规的大学教育，教授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当然游刃有余。他不仅担任初二年级的班主任，还兼任了除国文外的，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全部课程的教学，颇受师生的欢迎与敬重。
1948年中，内战形势逆转，国民党全面进攻受挫，共产党各路大军转入反攻。中原逐鹿，河南成了战场。共产党中原野战军所部对漯河再次形成包围的态势。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十三旅进驻漯河防守。战云密布，学校不得不放假，大部分学生与老师都回家逃难去了，只有舅舅和另一位外地教师无处可去，在学校留守。十三旅的炮兵连进驻召陵中学。炮兵连连长也是读书人，很敬重做老师的人。舅舅他们没了生活来源，也无处可去。连长便邀他们在连部同住，也提供给他们一份食品供给。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物价飞涨，市面上物资匮乏，普通百姓生活颇为艰难。而十三旅作为中央军嫡系部队，供应充足，美式罐头、饼干、大米、面粉应有尽有。在战争间隙中，还有人乘机盗卖军粮牟利。炮兵连一位文书居然靠盗卖军粮，在漯河城里养了一个小妾。事发后，连长命人将文书绑了起来，当众打得皮开肉绽。
不过，舅舅注意到，当晚连长却亲自去探望了被打得卧床不起的文书，含泪亲手给他清理伤口并敷药。这场景给舅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战争岁月中，国民党军队显然就是靠这份兄弟情谊来维系军心和士气的。当然这份靠兄弟情谊维系的军心与士气，与共产党用“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的政治动员所激励出的军心士气，完全无法抗衡，这也许是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最终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年中，中原野战军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围点打援，在运动中伺机消灭国民党部队。因而漯河城区一直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双方相持数月后，中原野战军所部向淮河流域转进。十三旅也撤离了漯河。临行前，炮兵连长把多余的饼干、罐头留给了我舅舅和那位教师，也算是占用学校校舍的一点儿酬佣吧。
在难得的战火间隙中，舅舅决定离开漯河，先回郑州。由于当时物价飞涨，舅舅教书近一年，薪金居然所剩无几。临行前，舅舅不小心打碎了另一位老师的一个暖水瓶。舅舅设法在黑市买到了一个新水瓶还给人家。买一个暖水瓶居然就耗尽了舅舅教书近一年的全部积蓄。身无分文，舅舅只得变卖了连长留给他的那份饼干、罐头等食品，才勉强凑够路费，回到了郑州家中。
(五）投奔革命
1948年底1949年初，国共两党的精锐部队云集在平津、黄淮一带进行决战。河南地区战火纷飞。普通百姓谁也不知道局势会将如何发展。
舅舅在当年“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虽然一度是冲锋陷阵的学生代表，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理念的旧式书生。
中原大地处处烽火，河南各中学，仿照抗战时的旧例，南撤到浙江金华，组建了河南联合中学，由政府提供战时贷学金，安置河南各地为避战乱南下而来的学生。主持联中校务的负责人之一就是我舅舅的姐夫，我三姨的丈夫，以及河南大学的一批校友。舅舅也应邀到金华，在联中任教。舅舅一边教书，一边期盼着战火能早日平息，能早日得到一个继续求学的机会。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许多年轻人更珍惜来之不易读书机会，开封、郑州不少初中、高中学生都随学校南撤到了金华。其中包括我的二舅，一个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初中生。在流亡的读书生涯中，十五岁的二舅在课余时间居然还成为了联中篮球队的主力。
随着平津、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溃败，战火迅速蔓延到了江浙一带。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失去经济来源的河南联中宣告解散。舅舅再度失业。他决定北上，到共产党解放区，到战火已经平息的北平，寻求继续求学的机会。
舅舅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学生。战争谁胜谁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和平。舅舅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北平，中国的文化古都，继续求学，成为 一名学有所长的社会贤达，能早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乡梓。
当年的共产党人还很重视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后，舅舅得知，各地的流亡学生返乡，只要到地方军管会开张路条，一路上就可以享受免费乘车，免费食宿的优待。
舅舅经武汉，沿京汉铁路到信阳。由于火车不通，只得在信阳做短暂停留。信阳地区军管会的军代表热情地动员我舅舅留下来，说部队非常需要人才，希望我舅舅能加入他们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读书话，他们也可以推荐我舅舅就近报考刚刚成立的中原革命大学。但舅舅执意北上，他总觉得北平是中国的文化古都，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那里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的地方。
回到郑州，舅舅得知自己的大姐，我的大姨，已经被选为河南地区的妇女代表，前往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我的母亲，我舅舅的妹妹，也捎信回家，说自己考入了新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这些消息更坚定了我舅舅北上的决心。
1949年5月，舅舅抵达北平时，正值华北革命大学北京分校招生。新中国即将成立，共产党组建政权，急需干部，急需人才，热切欢迎一切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参加革命队伍。无论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只要经过一定的文化考试，都可以进入华北革命大学读书。学校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负责毕业后的工作安排。这对于过去在旧中国“毕业即失业”的许多大中学生来说，更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报考者趋之若骛。舅舅作为河大的学生，很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
严格地说，当年的华北大学，也就是后来人民大学的前身，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一个适应形势需要的，为期四个月的干部速成训练班。学校主要是通过讲授社会发展史，向新参加革命队伍 的年轻人介绍马列主义的ABC。
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舅舅，一直不满于旧中国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但他空有一腔热血与激情，却不知道社会的病根在哪里，不知应如何着手改良这个社会。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向他揭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系统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论证了私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公，造成剥削与压迫的万恶之源。马列主义历史学说宣示，共产党人就是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
马列主义所宣示的美好社会与儒家学说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舅舅作为一个富有社会正义感的年轻人，很快就从心理上被这崭新的理论所征服，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从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
舅舅当年还很年轻，缺乏社会阅历。作为一个理科学生，对社会科学基本没有什么了解与研究，很容易被一种崭新的学说所吸引，所征服。六十多年以后，舅舅历尽人间沧桑，才逐步认识到，私有制其实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个体尊严与自由的根本保障。铲除私有制也就铲除了每个个体的自由与尊严的基础。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不能幸免于难，就是这个简单道理的最好说明。当然，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舅舅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对社会认知的逐步深化，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1949年底舅舅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他满怀为共产主义理想，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激情，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报名参加了学校所组织的南下工作团，准备奔赴共产党最新解放的南方地区工作。
华大南下工作团一行500余人在武汉作暂短停留后，随四野的部队来到了广西。舅舅原以为随军南下，离开大城市，到新解放的地区工作，不过就是生活条件艰苦一些而已。但到广西之后，舅舅才发现，新解放的地区不仅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环境也很险恶。在清匪反霸，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南下工作团500余人被土匪杀害，在战斗牺牲的，人员就高达200余人。
（六）清匪反霸与土改
南下工作团抵达广西后，舅舅作为优秀学员被分配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当时南宁尚未解放，新组建的省委暂駐桂林。
四野部队于1949年底解放了广西全境，国民党部队被击溃后，散兵游勇与部分地方民团武装逃入十万大山，与各地土匪势力合流，以反共救国军的名义，骚扰地方，甚至攻城掠地，杀害地方干部。
清匪反霸，组建地方基层政权，征集粮食，保证大城市供应，成为新组建的广西省委的主要任务。大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被抽调出来，组成工作组，前往各地推动清匪反霸和征粮工作。我舅舅当年也是工作队的成员。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舅舅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是在梧州桂平县。舅舅所在工作队前往一个乡政府，推动征粮工作。由于乡长工作不力，工作组代表县委宣布撤销乡长职务。原定第二天召开全乡大会任命新乡长。但县里通知要开紧急会议。工作组全体成员连夜赶回县城。不想当夜上百名土匪就包围了乡政府。乡长率领乡干部拼死抵抗，全部壮烈牺牲。
第二次是在梧州大宣镇。工作组为推动征粮工作，带着乡里一百余名民兵进镇，驻扎在一家大地主的庭院内。当地反动分子秘密向土匪报信。数百名土匪下山，包围了大宣镇。枪声响起，正巧在附近路过的四野一个营的部队闻讯赶到，对土匪形成了反包围的态势，迫使土匪暂停了对工作队的围攻。听说解放军赶到，工作队军心大振。舅舅和工作队另一名年轻人自告奋勇，外出侦察敌情。二人肩挎卡宾枪，腰别盒子炮。大摇大摆地跑到镇口。镇口的开阔地距土匪占踞的土丘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与土匪对峙的解放军急的大喊：“卧倒，快卧倒！”舅舅他们还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四处张望。土匪中有国民党正规军军人。他们大概也看出来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都是生瓜蛋子，没有任何战斗经验，不值得浪费子弹。有限的子弹要最大限度地留着对付解放军。就这样，我舅舅和另外那个年轻人不知不觉间在土匪的枪口下拣回了一条命。
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后，舅舅被调到《梧州日报》担任记者。报社的负责人是四野的一个师长。舅舅由于笔头快，报道见报率高，很快就被评选在广西十大优秀记者之一。梧州地委想把舅舅留下，省委不肯放人，1950年底把他召回了南宁。
当时的省委政策研究室根据形势需要被一分为二，分别成为了农村工作部与城市工作部（也就是后来的工业部，工交部）。舅舅被分到城市部。
1950年底，广西清匪反霸工作取得全面胜利。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省委机关干部再次被抽调出来，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地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舅舅所在的土改工作队由省委的一名处长带队，进驻南宁近郊的农村，以乡为单位，每个干部负责一个自然村（在广西叫墟）。舅舅所负责的村子叫心墟。
土改开始前，二野的张云逸在广西主持工作。生于广东侨乡的张，上书中央，认为广西华侨眷属多，也应该算是侨乡，土改应以和平手段为主，以少杀人为宜。但当时的中央却认为张对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右倾，不利于运动的开展，改派陶铸到广西主持土改工作。
陶到广西后，按中央的指示大开杀戒，提出不大规模地镇压“恶霸地主”就不足以充分发动群众的观点。各地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就深入各村贫苦的人家，“扎根串联”，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开展斗争。
六十年后回顾起来，当年的贫农，大多是没有什么文化，不善经营的农民，其中包括不少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痞子。而村里的地主与富裕农户，大多都是头脑灵活，善于经营，能吃苦耐劳的劳动者。所谓“依靠贫农，打击地主富农”，实际就是要依靠落后的“生产力因素”，打击农村富有活力的“先进生产力因素”，这也许就是新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难以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民温饱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种认识。按照马列主义学说，农村广大农民是受地主、富农的剥削压迫而陷于贫困的。共产党人必须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贫困户，才能使广大农民彻底翻身得解放。“打土豪、分田地”，正是共产党赢得亿万农民支持，多年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派驻每个村的土改工作队队员，任务就是要访贫问苦，发动贫下中农打倒地主与富农。我舅舅所在的“心墟”，主要是由魏姓与赖姓的两大家族组成。村里两姓之间的宗族矛盾远大于贫富之间的矛盾，而且当地农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时间接受不了强夺他人土地财产的“革命思想”。发动群众的难度不小。
但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西省委却认为，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不高是由于地主恶霸的余威尚存，广大农民心存畏惧。只有对地主恶霸实施坚决的镇压，打掉他们的威风，才能消除广大农民的顾虑，鼓动他们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
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杀人之风越演越烈。舅舅所在地区的土改工作队规定，镇压地主恶霸是发动群众的必要条件，每个自然村最少都要找出一名以上的恶霸地主进行镇压。
舅舅走访村里的两姓群众，请大家评议，应该把谁定为村里的恶霸地主。但所有的贫下中农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理论上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积善之家方有余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数农村的富裕人家都知道，“积德行善”的睦邻之道才是能泽及子孙的长久之计。竭泽而渔，做事不留余地，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条越走越窄的绝路。村里的每家富户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善行善事足录。
找不出“恶霸地主”，就无法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最后，还是舅舅所借住人家的赖姓房东提出，要说反动的“恶霸地主”，也许魏姓的老族长可以算一个，他家不仅有钱有地，还经常出面在村里以各种名目征集粮款。不久前，国民党溃兵路过此地，也是他出面征集粮款，支应败兵的。
舅舅作为一个读书人，心里当然清楚，征集粮款修桥铺路，赈济灾民是公益行为，支应败兵也是为保护村民不受骚扰，以此把德高望重的魏姓老族长定为恶霸地主，不仅证据不足，恐怕也无法服众。
在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舅舅把村民的种种说法，向带队的处长做了汇报。处长根据上级制定的土改工作原则裁定，就拿老族长开刀。
老族长作为“恶霸地主”在全村大会上被批斗，随即被枪决。“群众”终于“发动”起来了，村里成立了农会，“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终于开展了起来。-----
多少年之后，每次回想起老族长那颤颤巍巍的身影，舅舅心中都有一丝隐隐的愧疚。
（七）情感的归宿
舅舅年轻时，人生得清秀，举止儒雅，在异性中颇有人缘。但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许是受外祖父方正古朴的性格影响，舅舅面对异性时，往往很拘谨，不善言辞，所以在求学时一直没有结交女朋友。
当年在国民党溃败，金华的河南联中解散后，舅舅跑到南京，投奔姐姐、姐夫，也就是我的二姨与二姨夫。二姨夫当年是徐州剿总刘峙的副官。他觉得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早点给我舅舅找个女朋友，也许可以拴住他的心，省得他四处乱跑，让人放心不下。
在二姨夫的介绍下，舅舅在南京结识了李佩，一个相貌气质都很出众的女孩。虽然李佩当年只是一名高中学生，但她出身名门，家学渊源，与我舅舅很谈得来，两人也算是一见倾心吧。李的父亲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的中将军官。当时联勤总部正在安排高级官员的眷属赴台。李佩希望舅舅跟她一起走。但舅舅当时不想赴台，不想跟国民党去那个“荒蛮的小岛”。舅舅委婉地表示，他想继续求学，当一名记者。李表示，那她也可以和我舅舅一起去香港。她父亲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可以帮助我舅舅实现自己的理想，但舅舅当时虽还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熏陶，但心中还有几分大男子主义思想在做怪，不愿“吃软饭”，总想凭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天下，再与李谈婚论嫁。
李失望之下随军去了台湾。到台湾后，她还不止一次地给我舅舅写信，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这段情缘后来虽然随风而逝，但在舅舅心中却留下了一份最美好的回忆。而后十多年间，舅舅一直珍藏着李佩送给他的照片与信函，直到文革中，舅舅即将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时，他才忍痛销毁了珍藏多年的照片和信函。
考入华北大学，马列主义教育给舅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那就是要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 ，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新生活点燃了新的激情。在学校分组学习谈论会上，一个热情洋溢，才华横溢的姑娘引起了舅舅的注意。她当年只有18岁，来自于一个富裕的资本家家庭，是山东大学的在校学生。为参加革命，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投考华北革命大学。姑娘的才华，姑娘像火一样的热情深深吸引了我的舅舅。两个多月的时间两人就建立了特殊的感情。华北大学毕业时，姑娘被分配去东北俄专进修外语，我舅舅被分配到南下工作团去广西。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两人都觉得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分手时两人很有几分依依不舍，而后还维持了两年多的通信。姑娘几次要到广西都未能成行。在当年的交通条件下，从东北到广西边陲无异是到天涯海角。清匪反霸的紧张工作和当年那漂泊不定的“战斗生涯”终使这段恋情无疾而终。
在而后的土改工作中，和舅舅在同一土改工作队的有一个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的姑娘白逸珍。白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她很欣赏舅舅的干练与才华，主动展开感情攻势，很快就虏获了我舅舅的心。但土改结束后，舅舅被省委召回南宁，姑娘被分配到柳州。南宁与柳州虽然不远，不想姑娘性格外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很快就结交了新的男友。感情上的挫折给了舅舅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心灰意冷，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一直再没有结交新的女朋友。
当年在南下干部中知识分子很少，舅舅的才华与学识，舅舅的干练与沉稳很快就使他在新组建的省委工交部脱颖而出，被破格提拔为部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工交部部长段远钟的得力助手。经常代表工交部外出做报告，在南宁市政府机关圈子里也小有名气。
段1936年参加工作，参加革命前曾任小学教师，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干部。段不仅能用人，也很关心部下的生活。他看到我舅舅年近三十还孤身一人，就发动大家帮我舅舅介绍对象。但舅舅一直不太积极。段最后亲自出马，邀请我舅舅到他家吃饭。段邀请的女方是南宁市团委副书记封佩玲。封佩玲不仅能干，待人热诚，而且在各种文艺活动中特别活跃，据说很多歌只要听一遍，她就能唱，也算是南宁党政机关里的名人。两人一见面，就不约而同地说道：“原来是你啊！”
舅舅很欣赏封佩玲的天真率直的性格，封也很倾慕我舅舅的才华。在段部长和团市委领导的撮合下，1955年11月我舅舅和封佩玲结婚，终于结束了他单身汉的生活。
（八）急流险滩等闲渡
舅舅当年在广西省委工交部工作，虽然很受领导赏识，出任办公室副主任，是部里的笔杆子，很多政策性文件的起草人。但身边依然暗潮汹涌。部里有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资格很老的工农干部。他们对于部里破格提拔、重用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很有意见，有些年轻干部也看不起那些办事能力较差的工农干部。当年在广西各党政机关，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舅舅埋头工作，对此也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这种矛盾就凸显出了其凶险的一面。工交部右派名单是在工交部机关党支部的会上讨论决定的，除三名大家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的干部外，支部书记，一名资深老干部提出，我舅舅周宗贤也应定为右派分子，并提出了一系列理由。身为工交部党组负责人的段部长当即表示，周的问题可以放放再说，再观察一段时间。
段部长虽然可以保得了我舅舅一时，但在当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歧视知识分子的大氛围下，保不得我舅舅长久。最后段想出一个办法。把我舅舅和一批年轻干部下放，下放到广西日报和建设中的广西糖厂锻炼。据说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让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当年这种做法，包括“将军下连当兵”，都是一种很时髦的革命之举。
我舅舅，连同我舅妈封佩玲，被下放到正在兴建的桂平糖厂基建工地当工人。舅舅被分配当钳工，舅妈当车工。从省委机关干部到工人当然落差很大。但总算逃过了“反右运动”的劫难。由于舅舅的工作能力和工交部下放干部的背景，他到工地后不久就被提拔为工地党支部书记。但他这个支部书记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工地有一个技术人员很能干，但不会迎奉领导。在反右补课运动中，工地党支部副书记，一个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坚持要将其打成右派。我舅舅百般反对，但最后也没能把那个技术人员保下来。
反右运动过后，舅舅被提拔为正在建设中的南宁糖厂厂长，同时兼任广西建筑安装公司党委副书记。适逢“大跃进”，要实现领袖“超英赶美”的战略宏图，广西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急需像我舅舅这样年轻有办事能力的干部。舅舅刚到南宁糖厂后不久就接到一项任务：24小时之内建起糖厂五百平米的主厂房，上面将派记者到施工现场采访，并向全国直播。
当时全国大跃进已进入高潮，各行各业都在大放“卫星”。水稻亩产都超过了十万斤。南宁糖厂24小时建成五百平米的主厂房也是广西公交战线拟放射的一颗新“卫星”。面对这棘手的任务，舅舅没有退缩。当年他还年轻，有锐气。在“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风潮中，他觉得自己身为领导所信任的党员干部，就应该有敢闯敢拼，迎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不过舅舅在建筑工地工作了一年多。深知建筑是百年大计，是需要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为尽最大可能保证建筑质量，舅舅加派人手先行做好所有的前期工作。诸如打地基，备齐各种建筑材料，调集所有机械设备，并预先运到施工现场指定位置。然后请领导和记者到场，集中全厂所有人力，二十四小时内就把主厂房搭建了起来。
成功发射“卫星”之后，上面要求糖厂再创“奇迹”------ 自行研制精密车床。当年糖厂使用的精密机床是国内制造不出来，需要从东欧进口的。厂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致认为以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是根本无法自制出所要求的精密机床。舅舅认为自己是党员干部，在这个跃进的时代，应该有迎难而上，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战斗精神。他深入车间、科室，多次开会动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同“摸爬滚打”，最后总算把精密车床“研制”了出来。当然在那个时代，凭“敢想敢干精神”研制出来的所谓“精密车床”，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也就被封存在了库房深处。
在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跃进岁月中，舅舅身为糖厂建设指挥部的一把手，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吃住在工地上，连儿子出世都没空儿去看一眼。我舅妈生孩子时难产。多亏北京妇产医院有一位主任被下放到南宁。那位主任现场凭她高超的医术及时为我舅妈实施了剖腹产手术，才保全下了母子二人的性命。当时也许是营养不良，或工作过累，舅妈根本没奶。市面上也订不到牛奶。孩子眼看就要不行了，我舅舅都快急疯了。他千方百计托人，最后总算走后门直接到奶厂订到了两份救命的牛奶。
（九）文革风雨
大跃进过后，我舅舅重新回到了工交部，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成为了工交系统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1964年外交部、对外经委，侨办和中组部联合到全国各省区挑选干部充实外交战线。挑选标准是年富力强，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舅舅被选中，1965年奉命到北京对外经委报到。外经委和中组部人员要求我舅舅轻装赴京，准备出国任商务参赞。
但到北京报到时，对外经委主管干部的副主任却告诉我舅舅，情况有变化。舅舅已经被改派到侨办，到新成立的外国语专科学校工作。当年中国正忙于在第三世界推动“反帝反修”斗争。而推动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需要干部。经总理特批，侨办以原北京市华侨补习学校为基础创办了一所特殊的外国语专科学校，专门招收来自印尼，缅甸和东南亚各国的侨生，为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发展培训后备干部。廖承志亲任校长。舅舅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办公室主任。舅妈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和印尼语系的支部书记。
新学校开学不久，1965年的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化革命的战斗号角。随着彭陆罗杨的垮台。侨务系统也受到巨大冲击。廖承志，方方都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新设立的外国语专科学校被下放到北京市，归口西城区委领导，拟更名为“北京第三外国语学院”。
1966年6月文革全面爆发，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个中等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纷纷起来“造反”。中央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各个学校控制局面。在侨委所派工作组的指引下，主持工作的刘副校长，我舅舅和舅妈三人被打为学校里的“三家村”反党小集团。所幸当时学校实际已经停办，只有一届学生。而且在学生和教职工中华侨占了绝大多数，所以运动进行得还比较文明。舅舅舅妈虽然被批判，倒也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工作组被指责压制学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迫撤出北京各大中学校。一时间学校里大乱，学生和教职工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刘、周、封，认为他们是革命领导干部，一派坚持认为“刘周封”是反党小集团。
1967年2月，在打倒了刘邓陶，文革获得初步成果之后，为控制混乱的局面，中央从部队抽调干部，以宣传队的名义进驻各学校。进驻外专的“军宣队”最初由一位军级干部带队。那位高级干部年长，地位高，为人比较厚道。在他领导下，学校很快恢复了秩序，两派大批判都进行得比较文明。但遗憾的是这位高级干部很快就被调回了部队，留下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领导驻校的“军宣队”。这位副科长也许是为了个人的前途，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鼓动学校造反派加大了对“走资派”，各色牛鬼蛇神的批判与斗争。学校里的气氛日渐紧张。我舅舅、舅妈自运动开始被冲击以来，一直还能相濡以沫，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如今军宣队领着造反派“鸡蛋里挑骨头”四处寻找“阶级斗争新动态”，弄得舅舅、舅妈晚上回家彼此之间都不敢多说话，谨防第二天隔离批斗，双方对家内对话交代不一致而惹出麻烦。
尽管我舅舅、舅妈小心得连咳嗽都不敢高声，但可怕灾难还是无情地降临了。1967年夏，全国武斗进入高潮。远在广西的造反派也分为对立的两大派，“联指”和“四二二”。双方各自以推出自己选择的领导干部为旗帜，争夺广西地区的领导权。武斗时双方大开杀戒，无辜死难者竟高达十万人。被双方推举为“旗帜”的领导干部，为避祸纷纷逃到了北京。其中就有我舅舅担任公交部办公室副主任时的主任谢王岗。谢王岗和袁家柯是”四二二派“拥戴的领导干部，为躲避”联指“的追杀而逃到北京，四处流浪。因为谢、袁都是舅舅、舅妈的老同事，谢还是我舅舅、舅妈的结婚介绍人，舅舅舅妈理所当然地收留他们在家住了两个多星期。当时我舅舅为小心起见，特地为谢袁的逗留到学校和派出所做了登记并为他们报了临时户口。其实广西的一些领导干部虽然分别被不共戴天的“联指”和“四二二”所“拥戴”。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舅舅在广西工作时的老上司，原工交部部长段是“联指”所拥戴的领导干部。段到北京避风，也曾到过我舅舅家，也曾与谢、袁等人把手言欢，同桌吃饭，没有任何分歧与隔膜。
不幸的是，广西两派在北京开会解决广西问题时，康生代表中央文革突然无端指责谢王岗，袁家柯是国民党特务，是跳动广西武斗的“黑手”。这一下儿，我舅舅和舅妈也因为曾收留过谢、袁而犯了对抗中央，庇护反革命分子的重罪。学校军宣队闻讯如获至宝，立刻把我舅舅关进了学校隔离室，日夜批斗，逼他交代参加谢袁反革命集团的内幕。我舅妈虽然没有被隔离，每天也被批斗，承担着交代自己和我舅舅反革命罪行的巨大压力。军宣队想从我舅舅这里找到突破口，为中央挖出广西反革命大案。无奈我舅舅舅妈顶这巨大的压力，就是不吐口，不承认与谢袁勾结，对抗中央。
在此情况下我那不到十岁的表弟也遭了殃。先是楼上孩子家丢了十块钱。孩子指控是曾到他家玩过我表弟偷的。已经背负有反革命罪名的舅舅舅妈不敢辩白，只能赔钱，道歉。军宣队以此为由，半夜闯进我舅舅家，把不到十岁的表弟从床上抓走，名为“办学习班”，实为对孩子威逼利诱，想从孩子嘴里找到突破口，逼舅舅屈服。